中国盗墓-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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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它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为1至3字，最多的十几个字。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北关发现。当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装订成了5本册子，并且像字帖一样经过装裱，由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买。这5本册子，就是后来流传于国内外的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戴家沟铜器照片的来源。
1945年，西安的刘安国（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烂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着这5本照片册出售。王子善是汉中人，其子当时在刘安国任校长的中学读书。刘便利用这种关系，通过其子之手买下了这部照片册。当时，这5本照片册上已有了书法家刘自椟先生题写的“右辅环宝留珍”字样。
刘安国得到照片册后，曾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并请当年曾对这批文物逐器鉴定、并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勋先生辨认，得到他们的肯定。
薛崇勋老先生再次见到这些照片后，不禁感慨万端，唏嘘不已，遂欣然命笔，在册子的卷首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坤（玉琨）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轩（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释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长安市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1955年至1966年间，刘安国曾两次托考古专家石兴邦和郑振铎等人将油印册及从薛崇勋处所得的拓片30张一起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接到这些珍贵资料以后，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陈先生还作了笔记，但最终未得出版，乃将原物全部退回。“文革”开始后，刘、薛均遭抄家之祸，这些珍贵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部遗失。
出土文物
解放后，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调查和艰苦工作，基本上搞清了党玉琨所盗文物的情况。
党玉琨在戴家沟挖出的铜器、玉器等约1500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资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所属时代包括商、周、秦、汉等几个时期，尤以周、秦两个朝代为最多。这些文物中，也不乏属于西周早期的重要铜器。
在这1500件文物中，有饪食器70余件，鼎、簋、瓦、豆、酒器39件，觥、彝、罄、斗、角、禁、尊、卣、爵、觯、勺；水器9件，盘、汉大铜壶、方壶；工具2件，计有斧、削；兵器18件，计有弩机、钓戟、弓形器、戈、矛；以及其它多种杂器等。
在挖出这些重要青铜器文物的同时，1927年12月初还挖出了一个车马坑，内有车饰品、马饰品多件，还有完整的马骨架。像这样完整保存下来的西周初期的车马坑，是很重要的考古研究资料，可惜都被党玉琨破坏了。如果是用科学的方法挖掘，不仅可提供西周初期车马的构造和工艺资料，还可提供周代礼制的有关资料。
这些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不但有着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而且还有很好的艺术观赏价值，被国内外许多学术和艺术书刊所著录。有些还填补了此前文物资料记载的缺失，如青铜器“禁”，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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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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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玉琨其人
党玉琨是陕西富平人，又名党毓坤。因其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拐子”。他从幼年时起便不学无术，厌读诗书，也不愿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整天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为人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喜欢聚众赌博。党玉琨生性顽劣，动不动就与人争斗，杀人越货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那条跛腿，就是在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伤，从而留下病根的。
据说，党玉琨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经受了古董商的熏陶和点拨，见过不少古文物。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他特别善于识别铜器，真品赝品一看之下便知分晓。
后来，一向极不安分的党玉琨弃商从戎，先是投到了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部下当小头目，历任排、连、营、团长。他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冯玉祥委任为该军头领，带兵驻守凤翔。
党玉琨顿时失去靠山，只得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不久，李寺奉命东调，留守凤翔的地方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党玉琨便乘虚而入，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示威风，他就自封为“师长”，号称“司令”。
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宋哲元亲自督队，在硝烟弥漫中冒险冲入城里，经过短时间巷战后，大获全胜，占领凤翔。党玉琨在凤翔东城墙下被击毙，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资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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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事尽哀愁生：兵匪盗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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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1937年
作案地点：清西陵之崇陵
受害人：光绪帝及其妃子
作案人：鄂士臣、关有仁、李汉光等八人
作案手段：挖掘其坟，然后鞭尸三百
作案后果：珍妃墓陪葬全部被洗劫一空
可信程度：民间传说
祟陵始建于1909年，陵址名金龙峪，在泰陵东5公里，是我国现存帝陵中最后的一座。其时清朝已被推翻，由逊清皇室继续修建。里面埋葬着德宗景帝光绪和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
光绪驾崩时，陵还未建，他的梓宫（棺椁）在故宫观德殿暂安。1913年崇陵地宫建成，11月16日申时，光绪的棺椁才正式安放于崇陵地宫之中。1913年病逝的隆裕皇后也同葬地宫。
崇陵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其规模虽不如雍正、嘉庆的陵墓那样庞大，没有大碑楼、石像生等建筑，但它除继承清代建陵规制，参照咸丰帝定陵、同治帝惠陵的风格外，又吸收了古代建筑技术的某些精华，仍具有自己的特色。隆恩殿构架用质地坚硬的铜藻、铁藻木建成，有铜梁铁柱之称。
特别是殿内四根金柱采用沥粉贴金的盘龙装饰，为清帝陵的独到之处。整个陵寝根据守卫和祭祀的需要，建筑了五孔桥、巡房、牌楼门、神厨库、三路三孔桥、朝房、班房、隆恩门、燎炉、配殿、隆恩殿、三座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顶、地宫。为了增强排水性能，每个宫殿基部都建有2米宽的散水，明楼前和三座门前分别挖砌了御带河，地宫内凿有14个水眼与龙须沟相通。
引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第二年占领了易县城，挟制伪政权在西陵派驻了所谓的“护陵警”。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奋起抗战，解放了西陵以西的广大山区，伪西陵办事处的护陵警被八路军的神威吓破了胆，仓皇逃进了易县城里。
这样，整个陵区便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各陵除了留有一名在此侍奉多年的老年守陵人看守外，再没有武装人员做守卫工作了，整个西陵的戒护，一时形成真空状态，老百姓也可到陵区打柴割草，走走看看，随意出入，这就给思谋盗掘陵墓的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
1938年秋季，一伙不明身份的军人盗掘了崇陵地宫。传说，崇陵被盗是当年参加过修建工程的人所为。还有的说是当地一股匪徒所为。崇陵地宫究竟被谁盗劫，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据当时住在西陵附近的老人们说：1938年秋，正是兵荒马乱之际，日本军已占领了易县城。西陵作为皇陵，已没有了过去那威严的八旗护陵兵，成立了皇室后裔和日本人组成的警备大队，名义上是护陵，实际上是为日本人办事，专与共产党作对。
当时西陵附近有一位青年人，抱定抗日救国心，但对共产党没有认识，不愿投奔共产党，也不愿投奔国民党，自己找了邻村几个亲戚朋友，准备成立一支队伍打日本，但手中又没有枪支，怎么办？几个人一合计，决定盗掘珍妃墓。他们去珍妃墓的第二个晚上，看见大约有一个营的军人奔向崇陵，第二天早晨就看见从崇陵出来的路上有盗墓者留下的痕迹：绫子布等琐碎的东西。崇陵被盗了，那批队伍究竟是何人，至今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虽然崇陵的被盗之谜至今仍未解开，但是盗光绪帝宠妃珍妃墓的人却早已被就地正法。当年，珍妃就是因为支持光绪帝变法惨遭慈禧太后毒害的。谁能猜到，在光绪帝崇陵被盗还不足半年时间，珍妃墓也遭遇恶梦，二人还真是同命相连。
珍妃传奇
珍妃是清朝光绪皇帝的侧妃，也是他最为宠爱的妃子，珍妃其祖父乃陕甘总督裕泰，其父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其伯父长善乃广州将军，珍妃与其姊瑾妃自幼随长善在广州长大。珍妃10岁那年，长善卸任广州将军，她与姊姊随同北返北京。
1889年，珍妃两姊妹被入选宫中，珍妃进宫时才十三岁，天真活泼，聪明伶俐，性格开朗，才华出众，颇得光绪的欢心。光绪每次退朝，珍妃终日相伴，想法顺应皇上的喜爱。有时故扮男装，满头乌发，后垂长辫，头插三眼花翎，身着长袍马褂，腰系丝带，足蹬朝靴，俨然是一位美少年似的差官。就这样与光绪共食共饮共玩共乐。她还“通书史，解吟咏绘事”，能在列强侵华，国势日衰之际，支持光绪执掌政权，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不作亡国之君”的夙愿。光绪在政治上受压抑，行动上遭监视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把珍妃当成知己，百般恩爱。
慈禧太后对珍妃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由喜欢到忌妒、厌恶、憎恨的转变过程，最后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据记载：“珍妃初入宫时，颇得慈禧欢心，教以双手写字。后慈禧赐群臣福、寿、龙、虎等字，均妃代笔。势且青胜于蓝，慈禧乃渐妒，妒而生恶，遇事则不满。”（《人文月刊》卷六）珍妃“每侍慈禧披览奏章，从旁窥测，即能知其概要，预料太后将如何披答。退与同辈言之，及懿旨下，百不爽一。后为太后所知，讶其才已胜己也，忌之尤甚”（《慈禧软事》）。珍妃喜欢摄影，常艳装露容，任听内监拍摄。慈禧则以“宫嫔不应所为”加以斥责。对她戏着男装，慈禧更认为是放荡不羁，大逆不道。至于珍妃支持光绪变法维新，理所当然地遭到慈禧的忌恨，所以慈禧在囚光绪于南海瀛台的同时，也将珍妃软禁于故宫钟粹宫北三所。
关于珍妃被害经过，有一篇清末太监写的回忆文章《王祥亲眼看见珍妃被丢到井里》，作了详细的现场描述：八国联军打近了北京，西太后站不住脚，逃往西安，临走的时候，把珍妃害了。庚子年七月二十日，宫里乱七八糟的，西太后和皇上都改变了装束，就要逃出宫了。就在这个当儿，她亲自率领瑾妃和御前首领太监崔玉贵、王德环到了宁寿宫，把珍妃从三所里提出来。珍妃在冷宫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被提到西太后跟前，战战兢兢，一副憔悴的模样。西太后对她说，现在太后和皇上就要离京了，本来想带她走，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万一出了什么事，丢了皇家的体面，就对不住祖宗了，让她赶快自尽。珍妃对西太后说，皇上应该留在北京。但是不等珍妃说明道理，西太后就冷笑了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