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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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徒步、骑马、露营、独木舟和攀岩活动最理想的地方，旅游业将为它带来滚滚财源，可此时此刻，我在这里竟然看不到旅行者都会期待的露营地、宾馆、饭店、马匹、明信片或者货币兑换点。
第三章 骑行在高山上
等待轮渡准备横穿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 Strait）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穿越欧洲充其量只是赛前热身，是正餐前的开胃甜点。
进入亚洲，公路两旁都是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沙漠。亚洲大陆承受着漫天的尘暴、泛滥的季风、肆虐的飓风，还有地动山摇的地震。这里的夏日炽热炎炎，冬季的寒风甚至能把鼻孔里的热气都冻成冰晶。
时至今日，伊斯坦布尔（Istanbul）已经成为一个横跨两大洲，容纳1200万人口，并在不断扩张的特大都市。根据传说，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前657年，为了纪念创建者拜占斯，人们将其命名为拜占庭。据说拜占斯在希腊古都德尔斐受到先知的神谕，让他在“盲人之地”对面寻找新的殖民地。一次，在乘坐航船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他对尚无人居住的欧洲海岸上的天然海港——美丽的“黄金号角”——一见倾心，于是决定在这里建造城市。这次建都大获成功，盛极一时，后来拜占庭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吞并，最终又在公元前133年被罗马人占领。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将自己的都城从罗马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于是将这座城市更名为君士坦丁堡。虽然历经数次战争和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却依然未减，反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而节节攀升。公元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奥特曼军队攻入城中，教堂随即被改成清真寺，城市被重新命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成为奥特曼帝国的都城。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率领土耳其走向独立，凯末尔也由此被尊称为“现代土耳其之父”。
18年前，当我一路搭车抵达伊斯坦布尔时，这个欧洲最末端的地方就像天涯海角。在畅销书《午夜快车》里，伊斯坦布尔被描绘成一个充满阴谋和危险的地方，只有为数不多的死心塌地的旅游者才敢来到这里。如今，在度假地图上，阿美特苏丹（Sultanahmet）早已被蜂拥而至的背包族和旅游团侵占、驯服了。物价上涨，每个人都会说英语，自助餐馆、肉串店、地毯店、网吧和货币兑换店相拥而居。原本的“布丁店”，现在只是一家不起眼的饭店，卖着平淡无奇的食物，就靠那一点名头——“最早期嬉皮士出没的地方”——来赚钱，真令人大失所望。原本特殊的氛围随那块旅行者留言板一起销声匿迹了——18年前，正是在那块留言板上，瑞典伙伴亨·德瑞克给我留了口信。
虽然凯末尔早已将新共和国的首都迁至安卡拉（Ankara），使其不再轻易遭受海上的威胁，但伊斯坦布尔依然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是最大的海港和文化商业中心。陡长狭窄的街道，纵横交织的巷子，美轮美奂的清真寺，人声鼎沸的大集市，温暖宜人的气候，热情友好的当地人，美味无比的食物，马尔马拉海上停泊的万千海船所呈现的一幅幅浪漫美景……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奇妙地交汇，使得这座城市独一无二。毫无疑问，这样的组合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
商人们拖着巨大的口袋挤上轮渡。他们年复一年地工作，每周都要在这里打几个来回。对于这些把横跨大陆当成家常便饭的人而言，就好比每天从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到滑铁卢（Waterloo），再返回伦敦城一样，游客眼中的旅游线路成了他们每天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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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路边树荫下的一个草坡上入睡，天亮时，两只因为发现帐篷大战起来的狗叫醒了我。
“滚开，你们这些混蛋！”有人吆喝道。一个光着膀子的轻盈身影从临近帐篷里跳出来，弯腰捡起石子向它俩扔去。这人胡子拉碴，法国腔调，精力充沛，有点儿像《丁丁历险记》里的阿道克船长。
我想在天热起来之前赶路，于是决定立刻起床，大家一起吃早餐。很自然，这对法国夫妇对食物非常上心。于我而言，一个苹果或香蕉就可以让我心满意足地开始一天，而他俩则必须在上路之前饱餐一顿，每晚还要亲自动手做饭。艾瑞克今年28岁，子承父业在巴黎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这份工作让他烦得要死；艾玛30岁，身材苗条，乌黑的头发削成短发，她曾经是个平步青云的物流经理，但办公室里的争权夺利让她厌倦。于是他俩辞去工作，离开了巴黎，准备骑车前往马达加斯加。他们向往乡村简单的生活，兴奋地谈论着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鹅群，再加上一个小小的菜园子，他们甚至打算去开设一片露营地。
他们的行程很松散，每天大约40到50英里就可以了。他们的帐篷很宽敞，足足可躺四个人。不仅如此，帐篷里甚至还有一个额外的小空间，可以煮饭、吃饭、放折叠椅，还有一个晶体管收音机。虽然这个收音机只能接收土耳其电台，但他们一直让它开着，为的是“创造一种气氛”。此外他们还有无数的锅碗瓢盆，甚至还有油盐和胡椒粉。艾玛一直说，他俩喜欢家的温馨，哪怕麻烦些也在所不惜。
艾玛在利兹市（Leeds）生活工作过六年，因此会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甚至还带有约克郡口音，但艾瑞克就不太敢说英语了。渐渐地，我也去除了羞涩，开始说起法语。沿着死海海岸线上林木葱茏的山间公路悠闲自在地骑行三天之后，我们发现已经可以在这两种语言之间自由转换了。
很快，分手的日子到了。他们将前往叙利亚、约旦、埃及并继续向撒哈拉沙漠以南和赤道、非洲前进；而我却要继续往东，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去，到波斯去，到印度去，只身一人。
我们交换了电子邮箱，互道“祝你好运”和“一路顺风”，然后分开。
离开伦敦之后，我第一次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
*
卡伊约贝贾（Kaynarca）和锡诺普（Sinop）之间的海岸线公路绝对是世界上最佳的“山地自行车运动”场所，因为从山这面骑上去就直接从那面冲下来了，中间没有任何平坦的过渡。路面上到处是坑洼和碎石沙砾，根本无法控制速度。整条山路像是被荒弃了，来回走动的牛和驴甚至比车还多。就这样，在炙热的阳光下，我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在山间前行，耳边听到的是母牛脖子上的铃铛发出的乐音、单调不变的蟋蟀声和我自己有规律的呼吸声。
在山里，狗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由于山路太陡或者路面太糟，人比狗速度慢，我很难甩掉它们。有几回，我甚至不得不求助于驱狗器——这种带电池的装置会发出一种人耳听不见但狗却能听到的超音波，据说你只需对着狗按下按钮，对方就会聪明地掉头而去。
第一次用效果还不错，我一按按钮，讨厌的狗就立刻停了下来，灰溜溜地逃跑了。不过，可能是品种的原因，当我遇到一头巨大的黑色猎犬时，这玩意儿却根本不管用，那条狗对超音波充耳不闻，神态自若，似乎根本不受迷惑。
幸运的是，在偏僻遥远的土耳其北部，对于生人，人比狗显得更友好。很少有外国人会走进这片荒僻的海滩，那些恍若隔世的小村庄给我奉上了珍贵的热情和慷慨。虽然在语言上有障碍，但对足球的狂热还是让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土耳其人对足球赛可算是心醉神迷，一谈起来，个个都是“足球通”。土耳其是欧洲足联成员，土耳其顶级的足球俱乐部可以和欧洲冠军队的精英和欧洲锦标赛的国家队并驾齐驱。
黑海海岸线和炙烤般的内陆之间隔着重重山脉，比起土耳其的其他地区，这里以气候清凉、湿润闻名。和艾瑞克、艾玛相处的那三天，我们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骑行，到村庄里的迷你市场避雨，偶尔喝一杯香茶，吃几块甜点，你问我答。但自从我们分手后，我便一直生活在炎热之中。每次骑到山村的商店门口，就会有人送来一张椅子。我小坐片刻，解解渴，用巧克力、水果和几块饼干补充能量，等待背部的疼痛消退些，力量重新回到腿上。
记得有一次，在半山腰的一家店铺里，我抖得像一片枯叶。我想要牛奶和水，但这里只有土耳其可乐。于是，我只好喝着甜得要命的汽水，嚼着奶酪饼干和巧克力，恢复一下骤降的血糖。胡子拉碴、满脸沧桑的老绅士们邀请我加入他们，我想把饼干分给他们，但他们礼貌地婉言谢绝了。村里的孩子围着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这个长相古怪的陌生人，好奇里带着怯意。
继续在崎岖的山路和灼人的酷热中挣扎了七个小时之后（不算途中休息的那几站），我精疲力竭，只想找些最简单的食物填饱肚子，连洗澡的念头都懒得动了。晚餐是简单的奶酪、西红柿和香肠三明治，喝的只有水，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刮胡子了。
我找了个居高临下的山顶，裹着睡袋舒服地躺着，等待星星从暗蓝色的天空中闪现。我想，要是艾瑞克和艾玛在，他们一定会脱得光光的，用他们那个四升的蓄水桶美美地冲个澡。然后他们会熟练地拌上一份洒着油醋汁的色拉，再来一份带着西红柿酱的意大利通心粉 ；当然，水果甜品还是少不了的，还有香茶和可乐。
如果一天只需骑上三四个小时，你当然会有许多闲暇和精力。天太热了，让人难以入睡。远处山谷下，有人在举行派对，音乐声、尖叫声伴随着哀号的男中音从山脚下传来，几个小时迟迟不散。
一睁开眼睛，气温已经升高了，可我还没睡够，等待我的又将是艰难的一天。偶尔我会羡慕我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那对年轻的捷克夫妇，露卡斯和玛尔提娜，他们乘坐大巴和火车去澳大利亚旅行。毫无疑问，他们这会儿没准儿正在德黑兰（Tehran）北部的山上放松呢。阳光肆无忌惮地直射，柏油像是要被烤化了，我汗水哗哗流，浑身散发出强烈的味道，一边爬坡，一边徒劳地赶着团团围攻的苍蝇。
此时此刻，我居然开始向往马路上每分钟一英里的豪华空调大巴，我鼻子里甚至能闻到工作人员身上的古龙香水。
就这样，我用了三天时间，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从伊莎诺格鲁（Isanoglu）翻山越岭来到了道格里（Doganli）。
继续向东，喇叭声、闪烁的车前灯、招手、叫喊声、口哨声越来越频繁。我讨厌陌生人对我叫喊——在我的家乡，只有疯子和酒鬼才会这么做。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自个儿待一会儿？难道就不能表示一点尊重吗？”生平第一次，我开始体会到短裙子女人听到路边小混混们吹来的口哨声时是什么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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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蒂雷博卢（Tirebolu）到居米什哈内（Gumushane）后，我拐进一个山谷，直入内陆。终于把拥挤的海岸线公路抛到后面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在此时，离开伊斯坦布尔后时不时困扰着我的胯部疼痛又出现了。我试过调整座椅的角度，但这只能改变受压点，向前到阴囊部位，向后到臀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觉得自己就像坐在一片碎玻璃上，颠簸不平的道路简直就是炼狱。
在托鲁尔（Torul），山路再次开始变陡。汗水浸透我头盔的边缘，流到脸上，刺疼了我的眼睛。几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从对面驶来，刹车时发出尖厉的怪叫。
一辆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在一团尘土中，三个男人跳出车来。其中一个准备卸下后挡板，我明白他们想让我搭车。我费尽口舌向他们解释，虽然我很感激他们的好意，但我还是想一路骑到山顶——我已经发过誓，全程骑车，我必定要做到。最后我们握手道别，他们的车绝尘而去。
经过整整两个小时低速爬坡骑行和几个讨厌的隧道，我终于到了山口，这时我觉得自己拥有一股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我在一家商店买了几块饼干和巧克力，然后在酒吧外的桌子边坐了下来。一个男人跳下一辆四轮旅行车，径直向我走来，脸上舒展着笑容。他一句话没说，只是冲我鼓起了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能猜测。原来他在上山的路上看见过我，于是向我表示祝贺。一个小男孩给我端来一杯茶，怯生生地问我的名字，接着又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做了自我介绍。他最后也和我握了握手，并且决定不收我的茶钱。
土耳其人就是这样，他们对自己敬佩的人总是如此慷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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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小镇，我向黑海做了最后的告别。就要进入险峻的亚洲地带了，我必须一鼓作气，一刻都不能放松。
通往伊斯皮尔（Ispir）的内陆线要经过卡查尔（Ka？kar）山脉和一条2600米的大通道。在村子里的茶室里，好心的老先生们查看了地图，建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