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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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色之徒：风流人物，交际家。由于这些恶习，他们的文明逐渐腐化，以至于灭亡：古希腊和古罗马衰微的时代，十二世纪的普罗望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十八世纪的法兰西，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的气质很快的变得文雅，但也很快的走上过于精致的路。他们要求微妙的刺激，不满足平淡的感觉，好比吃惯了桔子，把红萝卜和其他的蔬菜扔得老远；但日常生活是由红萝卜白萝卜和其他清淡的蔬菜组成的。意大利一位贵族太太吃着美味的冰淇淋，说道：“可惜不是桃子！”法国一位王爷提起一个狡猾的外交家，说：“看他这样坏，谁能不喜欢他呢？”——另一方面，他们的感觉大敏锐，行动太迅速，往往趁一时之兴，遇到刺激，兴奋太快太厉害，甚至忘了责任和理性，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随便动刀子，在法国随便放枪；因为这缘故，他们不大能等待，服从，守规矩。可是要事业成功，就得耐着性子，不怕厌烦：把事情拆散，重做，来了一遍再来一遍，永远继续下去、不让一时的怒火或幻想的冲动使日常的努力中断，或者改变方向。总而言之，把他们的性情气质和人生的过程相比，那末人生的一切对他们太机械，太严酷大单调；而对人生的过程来说，他们太激烈，太细巧，锋芒太露。每隔几个世纪，他们的文化总显出这个不调和的现象；他们向外界要求太多，而因为处理不当，连本来能得到的东西也得不到了。

现在让我们把拉丁族的优美的天赋，连同那些不良的倾向一齐取消；再让我们设想一下，迟缓笨重的日耳曼人有的是健全的头脑，完美的理智，他的后果又怎么样呢？日耳曼人感觉不大敏锐，所以更安静更慎重。对快感的要求不强，所以能做厌烦的事而不觉得厌烦。感官比较粗糙：所以喜欢内容过于形式，喜欢实际过于外表的装演。反应比较迟钝，所以不容易受急躁和使性的影响；他有恒心，能锲而不舍，从事于日久才见效的事业。总之，在他身上；理智的力量大得多，因为外界的诱惑比较小，内心的爆炸比较少。而在外界的袭击与内心的反抗较少的时候，理性才把人控制得更好。——考察一下今日的和整个历史上的日耳曼民族：第一，他们是世界上最勤谨的民族；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谁也比不上德国人：渊博的考据，哲理的探讨，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材料的收集与分类，实验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凡是艰苦沉闷，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替现代大厦把所有的石头凿好。在物质方面，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也做出同样的事业。举一个英国工厂的布匹整理工或纺纱工为例：那简直是一架出色的自动机，整天的工作没有一分钟分心，做到第十小时还跟第一小时一样。倘若同一工场里有法国工人，对照就很显著：他们不能象机器一样的有规律，容易分心，厌倦，因此一天的生产量比较少；他们纺不到一千八百个锭子，只能纺一千二。南方人的生产力更低：一个普罗望斯人，一个意大利人，需要讲话，唱歌，跳舞；他们甘心游荡。得过且过，宁可衣服穿得破烂。在那儿，游手好闲好象是挺自然的，甚至于体面的。有些人为了面子而下肯工作，过的日子不是不清不白，就是干脆挨饿。这种懒惰，这种所谓高尚生活，在最近两百年间成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祸害。相反，同一时期的法兰德斯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尽量制造有益的东西供自己享受，认为是荣誉。普通人贪逸恶劳的本能，有教育的人不愿意劳动的可笑的虚荣，都被日耳曼人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理性克服了。

就是这种理性和这种头脑，使他们能建立和维持各式各种的社会关系，首先是配偶关系。——你们知道，在拉丁民族中这个关系不大受到尊重：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的戏剧和小说，老是用通奸作主要题材：至少那几个国家的文学以情欲为主体，听凭情欲为所欲为，表示对情欲同情。相反，英国小说描写的是纯正的爱情，歌颂的是婚姻：在德国，风流的行为并不光荣，便是在大学生中也如此。在拉丁国家，风流是宽恕的或容忍的，有时还受到赞许；婚姻的约束和夫妇生活的单调似乎很难忍受。感官的诱惑太强；　　幻想的波动太迅速，精神上先构成一个甜蜜的，销魂的，热情汹涌的梦境，至少先编好一个肉感又强又有变化的故事；一有机会，平时积聚的浪潮便一涌而出，把一切由责任与法律筑成的堤岸全部冲倒。你们不妨想想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形，看看庞台罗的短篇小说，洛泼的喜剧，勃朗多未的笔记：再听听同时代的琪契阿提尼对尼德兰风俗的评论，他说：“他们对通奸深恶痛绝……他们的妻子极其规矩，可是行动很自由，一点不受束缚。”她们独自出门拜客，独自旅行，从来没有人说坏话，她们管得住自己。并且她们都善于管家，爱好家庭生活。便是最近，一个有钱的荷兰贵族告诉我，他族中好几个年轻妇女从来没看过国际博览会，但宁可守在家里，不限丈夫或兄弟到巴黎来。这种安静而喜欢杜门不出的性格，给家庭生活添加不少乐趣；没有好奇心和贪欲作祟，纯粹的思想便更有控制的力量，既然夫妇俩厮守在一处不觉厌倦，那未想到结婚时的盟约，想到责任感和自尊心，就很容易战胜诱惑，不象别的地方的人因为诱惑力太强而无法抵抗。——对于别种性质的结合，我也可以说同样肯定的话，尤其是自由结合的团体。那是极不容易办的；要机构正常进行，不发生困难，必须参加团体的人神经安定，不忘记共同的目的。在会场中必须有涵养功夫，让人家向你抗议甚至毁谤，等轮到你发言再答复，而回答的措辞也要温和；同样的论点，附带着数字和肯定的材料，连续听到一二十次也得忍受。觉得政局可厌的时候，不应该把报纸一扔了事，不应该为了发议论和嚼舌头的乐趣而关心政治，不应该为了讨厌领袖而立刻暴动，那是西班牙和别的地方的风气，你们还知道有个国家，因为政府不够活跃，人民“感到无聊”而起来推翻政府［内阁〕呢。日耳曼人的集会结社，不是为空谈，而是为行动；政治是一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事；他们当做事业看待，说话只是手段，效果才是目的，哪怕是眼前看不见的效果。他们服从这个目的，敬重代表这个目的的人。被统治者敬重统治者，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统治的人不好，人民会反抗，但耐着性子，用合法的手段反抗；制度有缺陷，他们慢慢的加以改良，决不把制度打烂“凡是日耳曼人住的地方都有自由的代议制政府：现在瑞典，挪威。英国，比国，荷兰，普鲁士，甚至奥地利，都是如此。到澳洲与美洲西部去垦荒的农民也把代者制带过去，新落户的居民虽然粗暴，代议制也很快发展起来，并且毫无困难的维持下去。比利时与荷兰立国之初就采用这个制度，尼德兰一些古老的城邦都是共和国，虽然有封建主，整个中世纪都维持共和政体。自由结合的团体纷纷建立，不费气力的存在下去，小团体和大团体一样，而且就存在于大团体中间。十六世纪时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小镇都有火绳枪会和修辞学会，一共有两百以上。便是今日，比利时还有无数这一类的团体：有射箭会，有歌唱会，有养鸽会，有养鸟会。在荷兰，一些私人自愿结合起来，包办全部的慈善事业。集体行动而谁也不压迫谁，是日耳曼族独有的本领，也就是这种本领使他们能把物质掌握得那么好：他们凭着耐性和思考，适应自然界和人性的规律，不是与规律对立而是加以利用。

从行动转到思考方面，考察他们理解和表现世界的方式，这种深思熟虑和很少肉感的民族性也有痕迹可寻。拉丁民族最喜欢事物的外表和装饰，讨好感官与虚荣心的浮华场面，合乎逻辑的秩序，外形的对称，美妙的布局，总之是喜欢形式。相反，日耳曼民族更注意事物的本质，注意真相，就是说注意内容。他们的本能使他们不受外貌诱惑，而鼓励他们去揭露与挖出隐藏的东西，不怕难堪，不怕凄惨，一点细节都不删除，不掩饰，哪怕是粗俗的丑恶的。表现这种木能的无数事例中，文学和宗教尤其显著，因为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在这里非常凸出。——拉丁民族的文学是古典的，多多少少追随希腊的诗歌，罗马的雄辩，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路易十四的风格；讲究纯净，高尚，剪裁，修饰，布局，比例。拉丁文学最后的杰作是拉辛的悲剧，写的是君王的举止，宫廷的礼节，交际场中的人物，高度的修养。在雄辩的文体，巧妙的布局，典雅的文采方面，拉辛是个大师。相反，日耳曼文学是浪漫的，起源于斯干地那维亚的古代传说《埃达》和北欧的传说《萨迦》；最大的杰作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现实生店的完全而露骨的表现，包括一切残酷，下贱和平凡的细节，一切崇高而又野蛮的本能，一切人性的特征，文体有时亲切到流于猥琐，有时诗意浓郁，达到抒情的境界，永远不受规律约束，夸张过火，前后脱节，但是有一种无比的力量，能够把火热的激昂的情欲灌注到人的心里。——再考察宗教。欧洲人在十六世纪遇到一个非选择信仰不可的危机：看过原始文献的人都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一些偏爱的心使一部分人走着老路，而另一部分人走上新路。所有的拉丁民族，连最微贱的庶民在内，都保留迦特力教＇旧教＇　的信仰，绝对不愿意摆脱他们精神上的习惯，忠于传统，服从权威。他们醉心于有声有色的外表，铺张的仪式，教会内部井井有条的等级制度，迦特力教那种天下一统，永世长存的气概不凡的观念；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礼拜，表面上的修行，看得见的虔诚。相反，几乎所有的日耳曼民族都变为新教徒：比利时也倾向于宗教改革，它的不曾改宗是迫不得已，因为法尔纳士打了几次胜仗，因为多数新教家庭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也因为精神上经过一次特殊的危机，就如在卢本斯的传记中可以看到的。其他的日耳曼民族都以形式的礼拜为次，以内心的礼拜为主；认为灵魂得救是在于内心的皈依和宗教情绪；他们把教会的权威置于个人的信念之下。内容占据优势，形式变做附带的东西；而礼拜，敬神，仪式等等，也相对的减缩了。——等会我们要看到，日耳曼族与拉丁族这种本能在艺术方面的对立，在趣味与风格上也产生类似的差别。眼前我们只消抓住区别两个种族的基本特征就够了。日耳曼族与拉丁族相比，固然身体没有那种雕塑的美，口味比较粗俗；气质比较迟钝；　但神经的安定，脾气的冷静，使他们更能受理性控制；他们的思想不容易为了感官的享受，一时的冲动，美丽的外表，而离开正路；他们更能适应事物，以便理解事物或控制事物。

二

不同的生活环境把这个天赋优异的种族盖上不同的印记。倘若同一植物的几颗种子，播在气候不同，土壤各别的地方，让它们各自去抽芽，长大，结果，繁殖；它们会适应各自的地域，生出好几个变种；气候的差别越大，种类的变化越显著。尼德兰的日耳曼族的历史正是这样：在地方上住了十个世纪，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到中世纪末，我们发觉他除了先天的特性以外，还有一个后天的特性。
　　　所以我们应当观察天时与地利；你们不去旅行，至少得看看地图。除了东南角上的山区，尼德兰是一片低湿的平原，由牟斯，莱茵，埃斯谷三条大河以及好几条小河的冲积土形成。此外还有许多支流，池塘，沼泽。整个地区是山洪的排水道；因为境内没有坡度，水流极慢，或竟停滞不动。随便哪里挖个洞都看得见水。懒洋洋的大河，近海的地段有四里宽，睡在河床里象一条硕大无朋的鱼，腻答答的，扁扁的，颜色惨自，夹着粘土，带着鱼鳞的色调：我们看梵·特·内尔的画，就能对这个景色有个观念。平原往往低于河面，只能筑堤防卫；一眼望去，水好象随时会漫出来的。河面上不断发出水汽，夜里在月光底下形成一团愈来愈厚的浓雾，把半蓝不蓝的潮气罩着整个田野。你跟着河流走到海边，又是第二片更猛烈的水，每天由潮水卷过来给第一道水助威。北海特别对人不利。你们不妨回想一下拉斯达尔的《木栅》〔有名的一幅风景画〕；小小一块平地已经被加阔的河面淹没一半，海上的狂风暴雨还常常卷起士黄色的波涛和凶猛的浪花，向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