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宿舍的枪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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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挤命往电车站跑。”
接着她讲了她忘了带月票，换错车和电车遇上交通堵塞……”
“我好象是有预感，近来一段时期他尽讲关于死。只是我没有事先预防这一不幸……”
她睁大的眼睛，痛苦的微笑都在祈求他人的信任。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涅斯捷洛夫惊奇地说道，“鲍里涅维奇无论对我，还是对任何人从未淡过这些，也没有抱怨过什么……”
“他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坦率，”女助教暗示出自己与死者的亲密关系，说道，“自从他肺部发现阴影后，他就变得不自信，多疑，他认为他得了癌症。您是了解他的，他是非常容易被人说服的。这还不是全部。”她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我不再想让您激动了，找时间再谈吧。您的脸色不好，要挺住，坚强一些。”她劝他，但没有说完，她不知为什么激动。
在这痛苦的一天，她是第一个同情他的，涅斯捷洛夫怎么能不同样对待她呢？
“坦白地对您说，季娜伊达，近来我也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我都为我的神经担忧。”
“我禁止您这样想。”她装出严厉的样子说道，“您不过是劳累过度，神经衰弱而已，早就应当休息休息了。”
微怒的神色和严厉的命令都没有使涅斯捷洛夫同意她的说法。
“不，不，季娜伊达，不能闭眼不看我遇到的事。如果要发展成幻觉，那就糟了……”
感受到的一切使他疲惫不堪，他渴望安慰，并想把一切都说个痛快。
她明显地表示出难过，眼神露出不安。
“别难过，涅斯捷洛夫，别去想这些吧，您是坚强的，您不怕考验……”
她知道涅斯捷洛夫的健康在战争中受到损害，而且越来越坏，她乐于让他讲出真话。她正在麻利地在桌上摆着手术用具，不相信地讥讽地笑笑，心想，涅斯捷洛夫应当明白，他的一切异议都是多余的。谁也不信他的幻觉，他最好还是把这些全忘掉。
“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病，”他还一个劲儿地想得到她的同情，“因为我自己没有发觉。昨天我以为有人敲窗户，我醒来了；今天楼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清清楚楚地听到脚步声。我曾想，这是您的脚步声。您想象一下我那时的处境——隔壁房里躺着鲍里涅维奇，而走廊里有人偷偷地溜过……”
季娜伊达只是点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她好象开始同意他所谈的话了。他为她的同情所感动，急切地要他相信，这脚步声及其它都是他幻觉的产物，更可能脚步声是从邻居房里传来的，再说墙壁很厚，但脚步声是听不清楚的。
“我要侦察员相信，”涅斯捷洛夫说道，“楼里除了我以外一个人也没有……”他停了停，微微笑着补充道：“侦查员好象在怀疑我……”
“倒霉的一天。”季娜伊达好象是从痛苦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了，说道，“今天我们失去的太多了。”
这时解剖室里仍是按照常规在工作。解剖台上正在解剖，接待室里传来激动的声音，有时传来讲话和哭泣声。教授与侦查员在讨论问题。帕霍姆怀着极大的兴趣查看着鲍里涅维奇太阳穴上的伤口。他低头看看皮肤上的星状裂口，好象是想看清楚血管，并紧张地思考着什么。
在解剖昨天在森林里发现的那具尸体前，季娜伊达再一次翻阅了调查报告，然后放下文件，问涅斯捷洛夫：
“您检查过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吗？”
“是的。我还拍了照，画了平面图。”
“您得出什么结论？”
他想起了侦查员对他吹毛求疵，粗暴地检查他的双手和衣服，好象在给他带来不必要痛苦的人的面前辩解，肯定地说道：
“肯定是自杀。子弹射入颅骨，枪口顶着太阳穴开的枪，太阳穴上有火药灰，是‘那干’式手枪……”他受自己决心的鼓舞，说得更明确，“不管他侦查员怎样顽固，他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
她用手势要他不再说下去，同情地点点，说道：
“不值得回忆了，算啦，别再想啦。等解剖时再看吧。”她又压低声音补充道，“科尔涅托夫是一个缺乏经验的侦查员，再说遗憾的是这个人太急躁。他也不必归罪于您。他的证据是足够的：楼里除了您，一个人也没有。您自己太不谨慎，还有您的神经，在这种处境下，聪明的办法是不要引火烧身，让人家对您产生怀疑。侦查员可别受迷惑，谁也不会让他欺侮您的，再说也不会把您关进监狱。您要是不反对，我去向教授打个招呼……”
教授和侦查员向他们走来。
“科尔涅托夫坚持马上解剖。”教授说道，“您看怎样，涅斯捷洛夫？”
“您知道，我们应当等十二个小时。”涅斯捷洛夫答道。
“为什么？我们这里有足够的医生，”教授说道，“我们一起研究死因，一起签署报告。”
“正确。”科尔涅托夫同意道，“但解剖应当由别人来做……案件的见证人不能担任法医鉴定人。”
涅斯捷洛夫责备地看了侦查员一眼，讥讽道：
“今天是见证人，而明天就会成为被告，那时就可以关起来了。”
教授很不满意，他对法医的异议总是感到很痛苦的，但对涅斯捷洛夫的解释，教授感到既没有委屈，也没有戏谑，这使他平静多了。
“小鸽子，”他对季娜伊达说道，“科尔涅托夫坚持立即解剖，只好让步。您来承担这次解剖任务吧。您也很难过，这我知道，但有什么办法呢。”
他驼着背，心情难过地站在她面前，好象在忍受着重病的折磨。教授知道他们关系密切，鲍里涅维奇曾说过，他们打算结婚，应当把这一解剖任务交给别人，但教授对季娜伊达的技术评价很高，每逢重要的解剖任务他都是请她来做的。
“我想，这次解剖还是您亲自做吧，”她胆怯地说道，“鲍思涅维奇对您也是很亲近的人。”
教授已多年不做解剖了，季娜伊达也是深知这一点的，她相信教授肯定会坚持让她解剖的。
教授拉起她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哪儿行呢……我是不能再解剖了……请您来做吧，亲爱的，您就帮帮我这老头子的忙吧。”
“科洛科洛夫，对我来说，困难也不少，您应当理解……我心乱如麻，说不定会出什么意外。如果……”她不敢肯定地说道，“您同意和我一起在解剖报告上签名。”
教授表示愿意和她一起承担责任——两人共同在结论书上签字。
帕霍姆把天平和铜祛码放在桌子边上，摆上各种规格的好几把解剖刀和剪、骨刮、镊子。与平时不同的是原来大学生和实习生站的地方现在是教研室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站了。他们谅恐地看着面前摆着的尸体，好象仍然不相信，但他们明白，有天赋的同事确实已经死了。
“关于血管您是怎样想的呢？”教授关切地看着颞颥骨问道。
季娜伊达看了一眼颅骨上的窟窿，看了看伤口，子弹肯定卡在受伤的牙齿之间，她没有把握地耸耸肩膀。
“血管异常，几乎是垂直的，”她回答道，“手枪的子弹不象一般子弹那样滑行，因此枪筒与骨头之间的角度稍微发生一点变化，子弹射线就会移位。子弹穿过左太阳穴，看来经过颅骨底部，卡在打碎的牙齿之间。”
“您不觉得，”教授眼睛一直盯着探针继续说道，“在这种角度下用右手能扣动扳机吗？”
“是的，是的，当然能……”她没有把教授的意见听进去，一边说一边在胶皮手套上洒上滑石粉，开始解剖。
教授紧张地看着女助教的动作，不住地点头，默默地称赞着她的工作。第一次观看人体解剖的侦查员难过地皱着眉头，闭上眼睛背过身去。涅斯捷洛夫站得稍远一点，两颊发红，眼睛发亮，这是由于难过出现的组织病态反映。
只有季娜伊达一个人表现得很镇静。她的双手动作轻松，自信，有条不紊地分解着人体各部位。她犹如一个机械师置身于一架机器的零件之中，一会儿拿起尺，一会儿拿起圆规，一会儿又拿天平或锋利的剪刀。皮尺十字形状地摆在心脏上，在心脏的纵横两个断面横竖都量过；动脉、主动脉、无数的血管、心瓣、组织等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眼睛，一切都仔细检查一遍，摸一模，然后切开。
“真了不起！”涅斯捷洛夫心中对她给予应有的称赞，“多么熟练的解剖高手啊！她的技巧多么高超！在这方面谁也超不过她。”
“淋巴扩大，”她继续摆动骨刮，说道，“这是自杀者的典型结构。苍白的皮肤带有发达的皮下脂肪。淋巴器官增生。”
“判断过早，”教授说道，他是这一理论的反对者，“别急于下结论。”
他在这方面有他自己的观点。如果女助教不引用别的学者的理论的话，那教授可能还高兴。季娜伊达是知道这一点的，但不知为什么继续引用教授不愿意听的理论。
“牙腺扩大。巴特尔教授观察过大多数自杀者都有这种类似的偏向。”她从心包中把心脏取出来，拿在手上，继续说道，“这心脏比一般人的要小，主动脉特别细。本肯教授认为这是自杀者的特征。”
“为什么她引用巴特尔和本肯的观点，”涅斯捷洛夫遗憾地在想，“尽引用早已过时的理论？她好象是有意的，难道是想以此来刺激教授和侦查员吗？为什么总是强调关于自杀的说法。这会使侦查员生气的。”
侦查员脸色苍白，带着迷惘的眼神在剪刀咯嚓咯嚓声中颤抖，他几乎站不住了，头昏，浑身出汗，觉得阵阵恶心。涅斯捷洛夫发现了侦查员的神态，背过身去。侦查员再也支持不住了，无法看下去了，也顾不得背后人的议论，走近窗户。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扫了一遍墙壁、房间，最后停在涅斯捷洛夫身上。涅斯捷洛夫突然颤抖了一下，继续看了一会儿女助教解剖，然后转身站到教授的背后。
“甲状腺也扩大了，”季娜伊达继续说道，“肾上腺则很小……米格斯拉维奇教授断定，这种异常现象百分之七十可在自杀者身上发现。”
要是在另外的场合，或者不是女助教而是别人，教授早就下令制止了。但对季娜伊达可不能这样，她的心灵状态是需要对她宽容一些的。
“小鸽子，您不必这样。”教授抑制住自己的不满，以缓和的语气说道，“不要老重复这些错误的理论。我们中的任何人也会有这种异常。不能把自杀的原因归结为天生的组织缺陷。”
季娜伊达没有珍惜老师对她的宽宏大量，仍然莫名其妙地坚持说，天生的缺陷使生活对我们的考验更加敏感，导致悲惨的结局。女助教的固执更加使人感到惊奇，她从来没有暴露过自己祟拜这些理论。
季娜伊达对右肺特别感兴趣，她检查了好半天，弯下腰去用手摸，想弄清楚什么。她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块组织，放在手上说道：
“这是畸形瘤吗？……不是，不是。典型的恶性肿瘤……就是这使他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自从X光透射出肿瘤后，鲍里涅维奇就很不安。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患了癌症。”她看了侦查员一眼，又解释道，“一句话，这是癌。他烟瘾很大，吸烟人是易患这种病的。他对我、对科洛科洛夫，都这样说过，而且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您生气了，坚决不听他的。”
教授沉思起来，停了一会儿想问她，但看到她肯定的眼神，赞同道：
“他肯定说道，他对我什么都不隐瞒。他抽烟很多，甚至很过分。”
季娜伊达对这种半承认的说法并不满意，她就谈起，鲍里涅维奇不听她的劝告，坚持认为他肺部长了恶性瘤，是癌，他命在旦夕。
“他对您，帕霍姆不也说过吗？”她以同样悲痛的语调对工友说道，“您问他的身体怎样，他就说他的右肺不让他活下去了。”
“好象说道，”帕霍姆吞吞吐吐地说道，“她说他有病，这是真的。”
“他对您，涅斯捷洛夫，也这样说过。”她看看涅斯捷洛夫说，但没有停下工作，继续回忆道，“他对您说，他每天早晨感到不舒服，一早起来就感到疲倦和浑身无力。”
“鲍里涅维奇是说过这样的话，但这是在他重感冒之后说的。他并没有说过由于右肺上有什么病而为生命担忧的话。”
“难道您忘了，”季娜伊达奇怪地说道，“您还对他说，别相信臆想出来的病，还是把它忘掉的好……瞧您多健忘！这一点对科尔涅托夫是很有用的。”
她回过头看着侦查员，好象是等他的肯定。他肯定地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涅斯捷洛夫问，他想回忆起这事。已经不只一次记不住事了，要不季挪伊达也就不会虚构了，她的脑袋很灵。
“据我的记忆，鲍里涅维奇对我是说过他身体不好，”一贯讲实话的涅斯捷洛夫只能这样说，“但是详细情况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