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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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告诉您说他们没有兴趣呢？他们对我作品的兴趣大得很呢。”
“这么说，最近我们有希望在荧屏上看到您的侦探小说了？”
“不，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塔姬雅娜叹了口气，负疚地摊开了手说，“没机会呀。最近几年您不会看到任何电影改编本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愿改编我的作品。更何况，我确切知道，一位莫斯科制片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工作已经进入准备阶段，想要就我的作品改编一系列电影。改编权他还未得到，工作是地下进行的，如果电影问世，我会向法庭起诉的。我希望，这位制片人现在能听见我的话，从而能采取一切措施，以免事后发生任何不快。”
“可您为什么反对改编呢？一般说所有作家都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在荧屏上获得第二次生命，这是很正常的。”
“我不想被人误解，但我可以给您举出许多例子，许多很有才华的作家写的作品，根本就不适合改编为电影。您不要争，比方说，海明威无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可我不知为什么却没有看到他小说的改编本，尽管他写得绝不能说少。当然了，我这绝不是在把我和这么伟大的大师比较，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想要看一看我的小说改编本的愿望呢。尽管，我再重复一遍，电影人对我作品的兴趣是很大的，一个比一个更优惠、一个比一个更有趣的提议，都快把我烦死了。”
塔姬雅娜说得不慌不忙，眼睛望着乌兰诺夫一动不动。她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他自己在摄影开始前半小时说的话，现在在等待着他如何作出反应。慌张？生气？大笑？要知道是他本人一直掌握着这段激情洋溢的独白，以便能“吃了”塔姬雅娜呀，而她却下流地、无耻地、微笑着偷走了他喜爱的、业已准备好的武器，原因只在于他对它未能好好看护。
但乌兰诺夫却并没有慌张，他毕竟是个职业电视人，而塔姬雅娜也充分考虑到了他的优势。
“可您能否哪怕说出哪位在地下制作您小说的电影改编本的制片人姓名呢？”
“可以。他姓多罗甘。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多罗甘。”
“这样一来，只要电影一上市，您就要向法庭起诉吗？”乌兰诺夫进一步问道。
“是的。”塔姬雅娜肯定地说。
“那法庭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会缴获所有的拷贝。当然了，已经卖掉的，会留在那些买录像带的人的手中，但其余部分将会被缴获，或许所有的将被销毁。”
“好吧，朋友们，”乌兰诺夫不是看着塔姬雅娜，而是直视着摄影机说道，“您只要一看见有卖根据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小说改编的电影的，就请赶快把它买下来，趁为时不晚，也就是说，趁作者还没向法庭起诉。如果您不买下它，原则性很强的女作家会把所有拷贝都销毁了的，而您也就永远也看不到这么出色的、其史前史带有如此非同寻常的闹剧性的电影了。谢谢您，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而我要对我们的电视观众说一声，‘素面朝天’这个节目每星期五次同大家见面，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的17：40分开始。明天将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当我们的嘉宾，与他的谈话将告诉我们许多有趣和出乎意外的事。我们期待着您的观看。再见。”
摄影师做了个手势，表明可以站起来了。塔姬雅娜遗憾地想到，她的时间又太不够了。她完全忘了，她是在做直播，她和乌兰诺夫的争执，全国甚至包括远近的邻国也都能看到。她和乌兰诺夫的工作，就像跟一位不诚实的证人工作一样，她竭力想要猜透他的性格、思维进程，他明白，他本人才不追求这一点呢。
乌兰诺夫突然离开演播室，都没跟塔姬雅娜道别。还是那位姑娘把她们送到房间里，只见多罗甘坐在已经关了的电视机前，见了她，立刻跳了起来，扑上来吻着塔姬雅娜的手。
“谢谢！一切都妙极了！一切正如我设想的那样！围绕着电影会有人闹事，如今人们已经再也忘不了它了。可您对乌兰诺夫也太不客气了。他，大概没想到您会这么痛快淋漓吧？”
“我不知道，”塔姬雅娜疲倦地握了握手，打开挂着她外套的衣橱，“我倒无所谓，无论他想还是没想到。我累了，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我的事儿还多着呢。我们该走了。”
门突然打开了，乌兰诺夫出现在门口。
“喂，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请接受我的祝贺！您表现得太棒了！您大约对在电视上亮相已经很有经验了吧？”
“不。这只不过是因为我的性格太独立，从不容任何人当面说我的坏话，哪怕是直播也不成。我没有得罪你吧？”
“您得罪我了，”乌兰诺夫笑了，“您当着全国的面把我残酷而又无情地给侮辱了一番。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看起来会很有看头的，很好看。闹剧永远都好，对任何节目都有利。现在人们会怀着更大兴趣看我们，期待着嘉宾中会有什么人跟您一样。顺便说说，马克拉兰是一种什么车？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这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车，值一百多万美元呢，是世界上最贵的车。其速度每小时超过350公里。”
乌兰诺夫帮她穿好大衣，她在制片人的陪伴下走到车前。
………………………………………………
娜斯佳认为像德米特里·扎哈洛夫这样的人，都是些百无禁忌之徒。这种人，你很难令他们生气动怒，但他们一旦坚信自己正确，那么，说服或改变他们，则比惹他们生气更难。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彻底地无拘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易受伤害。而对自己行为是否得当，也不那么自信。
扎哈洛夫是干保安的，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使他感到无聊，也正是因此他才一再坚持要给娜斯佳提供帮助。毫无疑问，娜斯佳的确需要帮助，这无可争议，但她对季姆卡这一份持续不衰的男性关爱总是心存警惕。这倒不是因为她讨厌季姆卡，相反，季姆卡很优秀也很讨人喜欢，但所有这一切于娜斯佳又有何用呢……
尽管如此，对他的帮助，她还是接受了。对“格兰特”私人侦探所只造访一次就够了。对她的造访，那里的人并不高兴，而且今后永远也不会高兴的。好在季姆卡善于用自己的语言与他们交谈，所以，他在那里得到理解的机会，也并不是没有。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杀案成了娜斯佳的精神包袱，她不擅于也不喜欢分析政治案件，所以，她对由尤拉·科罗特科夫负责这方面工作感到由衷高兴。而她自己则着手调查另一种推测，即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因为组织了对其丈夫的跟踪而被杀的。按照这一推测，被调查的杀手发现了跟踪者并发现了他们的指使人。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即要想得知订约人的名字，就只有或是通过那些跟踪者，或是通过侦探事务所的头儿。而德米特里·扎哈洛夫向娜斯佳保证在这方面他可以做点工作。
这样，在就这一推测进行的调查中，属于娜斯佳分管的工作，便是对“格兰特”侦探所提交给女雇主戈托夫齐茨所提报告中列出的人员进行核查。假如这一推测属实，那么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人发现了跟踪并对此极为不快，可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娜斯佳桌上各种文件和证明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还是一点眉目也没有，从与侦探所签约一直到女雇主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被害，其丈夫会见和接触的人是极为有限的。他很少出门，在他与之有接触的人名单里，绝大多数是来找他这位心理分析医生看病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的患者形形色色，谁都不像凶手，可又对其中任何人都难以打保票。人就是人，他们都有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各自的怪异之处（谁没有怪异？），有各自的爱与恨（同样，谁又没有爱与恨？），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每个人都不像罪犯，但每一个人又都在同等程度上有可能成为罪犯。深入调查每一个人是毫无意义的，假如整个彼得罗夫卡上上下下全都齐心协力调查这件惟一的谋杀案，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可像现在这样……
戈尔杰耶夫上校对自己的下属并无亲疏之分。所以，如果他对谁比较容忍，也决不是因为与之特别亲近，而是出于对生活的正确认识。在他就任处长之初，他就深知，像奴隶一样被动盲从地工作是最没效益的。如果一个人主观上不想做事，即使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诚恳，他也永远难以把事情做好，因为强制性会扼杀人的想像力和直觉的。而没有了想像力和直觉，你就不是一个大师，而只是一个匠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没让娜斯佳参加女议员戈托夫齐茨谋杀案侦破小组。既然反正不会有结果，何必折腾人呢？此外，上校寄希望于娜斯佳的自觉性，而且，和以往一样，这次他又估计对了。他认识娜斯佳已多年，长期以来他已经把她琢磨透了，因此，几乎总是能准确地预知她的行为。
“能不能让我来悄悄调查一下私人侦探这一方案？”她问。
“可以，”戈尔杰耶夫点了点头，“但不是悄悄的，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游击习气，它除了害处以外就只能制造一大堆误会。你去和科罗特科夫说一说，让他向格梅里亚提个建议，由他来调查这一方案，而由你来具体实施。一般说别人的工作我是不会去掺和的，特别是床第之事，但你得告诉我：你确实觉得这一方案值得调查，还是因为扎哈洛夫？”
娜斯佳脸红了。科洛布克是从哪儿知道的？这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况且就只那么一次。在那以后她和季马再也没有相遇过。
“你脸红什么？”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惊奇地说，“你还想瞒我，是吧？调查法国佬那会儿，扎哈洛夫眼睛死盯着你，就连瞎子都能看得出来。瞧他看你那眼神儿，怕不是垂涎三尺吧！你别以为我老了就不再是男人了。这种事，我一眼就能瞧得出来，我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我想，或许是他，非常乐于有机会与你再度相处，而既是这样，所以也就特意引起你对这一方案的兴趣，因为离开他你是无法对付这个难题的。是吧？你的老领导说得对不对？”
“不对。”娜斯佳坚决地回答道，“可要是一般地说，也对。扎哈洛夫确实是在追求我，但第一，他根本不是认真的；第二，想要引起我对某一方案的兴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不可能。哪怕他在我脚下堆满昂贵的鲜花也不可能。我或是有兴趣，或是没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多么漂亮的王子也无济干事。”
“嚯，我的天呐，咱们的女警察独立性可真强啊！”处长噗嗤一声笑了。“我看的确已经不再流鼻涕了，无论怎样，开始会动脑子了。”
“我正在努力。”娜斯佳笑了笑。
“好吧，继续努力吧。”戈尔杰耶夫说。
遵照科洛布克的吩咐，她跟尤拉·科罗特科夫谈妥了，尤拉嚷嚷了一通，说什么撒谎固然不漂亮，而把别人的功劳算到自己头上就更不漂亮了。可万一根据娜斯佳方案所进行的调查有了积极结果了呢？所有的表扬和奖励会给谁？会给他，科罗特科夫，因为是他构想并提议对这一有成功希望的方案进行调查，随后又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调查。
“你算了吧，尤里克，”娜斯佳劝他，“我可没有这种虚荣心。”
“可我有良心。”他还是固执己见。
可他到底还是作了让步。
侦查员格梅里亚对这一方案比怀疑更甚：“政治家被杀通常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生气地对科罗特科夫说，“而女议员戈托夫齐茨就是一位政治家。所以，首先要调查她在议会里因为税收问题而与人的冲突。至于那些私人侦探，你不妨在业余时间搞些调查。都明白了吧？”
科罗特科夫并未因此失去信心，因为他和娜斯佳不一样，对上司的语调毫不在意，也不怕引起别人的不满。他是一位普通的四十岁上下的刑警，他首先想到的是破案，而不是谁拿斜眼看他了，或是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最重要的是，格梅里亚已被告知，现在他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而不必担心别人指责他擅自行动和游击习气了。
昨天晚上，星期六，娜斯佳还曾甜蜜地幻想明天要睡他个昏天黑地。也就是一直睡到十点，如果走运的话甚至可以睡到十一点。她仍然鼓不起勇气和阿列克赛谈，没有丈夫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对其往事而滋生的不自在感和羞耻感不知怎么竟渐渐淡化了，好像一切本就该如此：她孤身一人生活着，而列什卡则在莫斯科郊外，在茹科夫斯基街。这样倒好。这样倒更符合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