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大奇案-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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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女教练的印象中，戴文并非一位出色的长跑运动员，但他在曼斯菲尔德中学却也是小有名气，因为他是空军少年后备队的成员，一位“穿军装的学生”，而且个头又高大，经常在学校的橄榄球比赛开始之前，或中场休息的时候，很神气地举着美国国旗跨着正步走到球场的中央。
莉安·勃克让一个名叫爱波儿·格罗曼的女孩子去找戴文核实。戴文正在上数学课，爱波儿问戴文头天晚上是否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我有没有给亚蒂安打过电话？”戴文盯着爱波儿，好像她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凭什么要给她打电话？没有！”斩钉截铁地。
莉安·勃克和爱波儿·格罗曼想，如果戴文说没有，就一定没有，因为戴文的人格几乎不容任何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
戴文的全名叫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在格兰蒙家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两个月前刚满18岁。戴文是曼斯菲尔德中学12年级学生，183米的个儿，虽然算不上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却有着运动员般的健壮体魄。戴文寡言，也极少参加同学中的派对，所以他朋友不多，自然也不是很有人缘，但他却受到同学们的敬重，有一种说一不二的不怒自威。男生中甚至有人管他叫“格兰蒙上校”，那是一种尊称，也是戴文在空军少年后备队的“军衔”。女生们的赞誉之词就更多了，说他很帅，很酷，很深沉，很有男子气，等等等等。
一位思想开放的女孩子后来告诉记者：“当你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妈妈就总是在你耳边唠叨，什么样的男孩子是合适的女婿人选。戴文就是那样的人选。我敢打赌，即便是这世界上最挑剔的丈母娘也不可能挑出戴文的毛病。”
另一位女生对戴文的评价是：“他是那种总能让做父母的感到骄傲的男孩子。”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戴文·格兰蒙很有毅力，或自制力，能把握住自己不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美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特别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譬如，戴文的同龄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沾染或尝试过抽烟、喝酒、吸毒等恶习，更不用说与异性约会，甚至发生性关系了。但当后来戴文的同学们回忆时，竟没有一个人想得起他曾经做过这一类的事情。
戴文在曼斯菲尔德中学的低年级学生中拥有不少的崇拜者，他们像传神话一样传颂戴文的故事，诸如戴文12岁参加空军少年后备队；在拿到驾驶执照之前，戴文14岁就考取了飞行执照（在美国，法定的开车年龄是16岁）；戴文中学毕业后将去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上美国空军官校；戴文的理想是要做一名宇航员；戴文是一位神枪手，他不单熟悉各种枪械，还收集了不少枪支；更难得的是，戴文还是一位门门功课全是A的优等生。也许是来自做教师的父母的遗传，戴文少见的聪明，据说他经常在法语课堂上打瞌睡，但期终仍然考了一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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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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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格兰蒙的一切似乎都和“军队”或“军事”有关。他剪军人式的短发，穿迷彩裤，蹬军靴，身上经常别着枪（近来，美国不少学校的DressCode——学生着装规定——不再允许学生们穿任何形式的军服，也严格禁止在校园内携带武器），和老师们说话一口一个“是，女士。不，女士。”或“是，先生。不，先生。”就像军队里的士兵和长官说话一样。而且，戴文的朋友也差不多全是和他一样的“军人学生”。
因为是目前空军少年后备队里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不到一年就该“退役”了，戴文·格兰蒙还在那里统领着一个团队。戴文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16岁的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都是他在团队里的“下属”。杰和约斯福家住曼斯菲尔德西南的柏尔逊市，上的是那儿的柏尔逊中学。
“我们属于同一波段。”杰·戈林后来对记者说。他和戴文一样，言辞中不时夹带一些军事术语，“我们都明确地知道我们今后将做些什么，我们这一辈子将做些什么。”
三个人向往的都是军人生涯，戴文进空军，杰和约斯福加入海军陆战队。在过去的两年里，三个好朋友经常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也经常在一起谈论世界各地的战争，分析战况。“我们不止一次地想象过，某一天，由戴文驾机，把我和约斯福送到敌方的某个隐蔽地带，空降下去。”杰·戈林讲到这里，脸上绽开了孩子气的笑容，又补充说，他和约斯福都很愿意被空降到热带丛林地区，而不要去什么冰天雪地的荒山秃岭。
然而，戴文·格兰蒙也有他鲜为人知或尚未被人们察觉出的另一面。据杰·戈林讲，所有的变化都始于1995年的夏天。那个暑假，戴文去加拿大的渥太华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国际军校生交换项目”，遇到了一位俏丽风骚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候补女军官，并在她身上丢失了他的童贞。回到美国后，“一连好几个星期，戴文张口闭口都是这个‘海伦’，而且书信不断，电话不断，电子邮件不断”。
也许是戴文·格兰蒙以前一直把持住自己不与女生交往，初尝禁果便使得他无法自已，无法自禁，无法自拔。“我和约斯福看他实在是爱得太辛苦，也太痛苦，便费了很大的劲说服他放弃这场不切实际的、跨越了半个地球的爱情游戏。‘嘿，戴文，’我说，‘干吗不就近在美国找一个？’戴文就找到了黛安娜·扎摩拉。”
黛安娜·丽·扎摩拉比戴文小三个月，剪一头深棕色的短发，瘦瘦的，个儿不高，只有160米左右，但却精干。她也是空军少年后备队成员，与杰和约斯福同在戴文指挥的团队里。黛安娜住在另一座城市，曼斯菲尔德西面的克罗利市，是克罗利中学12年级的学生。克罗利中学与曼斯菲尔德中学相距大约20英里，合30多公里，好在黛安娜和戴文都已经有了驾驶执照，20英里“不过是一踩油门的事”，更不用说与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相比，简直就是近在咫尺了。
在扎摩拉家的四个孩子中，黛安娜是年龄最大的，也是最懂事的，而且和所有少年军事团体成员一样，无论在家里在学校，都是最听话，最守纪律，也最有毅力的。黛安娜每天早晨6点准时起床，趁着弟弟妹妹们还在熟睡，上学之前先要自习一个小时，因为放学以后她就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了。黛安娜的父亲是一名电工，但总是在失业，也总是找不到工作。当护士的母亲一人兼着两三份工作，把三个弟妹和全部家务都留给了17岁的大女儿。最近，经济拮据使扎摩拉家拖欠了太多的贷款，房子被银行收走了，六口人只好挤进外祖父家里。人多房子小，家里总是乱糟糟的。
尽管日子过得艰难，黛安娜却一直在自己的心底深处保留着一个幻想：她要上大学。黛安娜知道，那是她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黛安娜在上8年级时听说了军事院校的教育计划，凡是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只要承诺毕业后至少在军中服役五年，便可获得包括生活费在内的全额奖学金。
但要“符合条件”却谈何容易？譬如三大军校中顶尖儿的陆军官校，或老百姓俗称的西点军校，对学生成绩的要求不亚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名校，而且学生还必须经过严格得近乎苛刻的政审关和体检关。这也难怪，因为和哈佛大学一样，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里不仅出过数位美国总统，其在校生中亦常有不少高官之后，甚至世界各国的皇室家族成员。随着现代化高科技被引入军队，陆军的技术成分相对于海军、空军略低，所以西点军校便将其教学重点转为培养新一代的指挥人才。目前美国各大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中就有不少西点毕业生。
所以，黛安娜·扎摩拉事事处处都必须付出比其他同龄人更多的努力。她和戴文一样，几乎没有时间参加同学中的派对，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时间约会，没有时间享受青春。她和戴文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跨入空军军校，并在退伍之后到国家宇航局工作。她也和戴文一样，成绩优异，是一位令父母家人感到骄傲的女孩子。黛安娜的母亲就曾非常自豪地说：“我知道，她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到。”
然而，黛安娜的生活中毕竟有太多太重的压力。这些压力不单来自她的理想，她对自己的要求，来自扎摩拉家的经济状况，也来自她父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听说父亲背着母亲与别的女人鬼混时，黛安娜气愤异常。有几次，她实在无法宣泄自己内心的痛苦，便狠命抽打自己的胳膊，甚至用刀子在自己身上“放血”，并连声说她“痛恨自己”。后来有心理学家指出，这些行为都属于典型的“自虐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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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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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而外，黛安娜的母亲一方还是一个很有宗教传统的大家庭。她的外祖父是一位牧师，并在沃斯堡拥有自己的教堂。黛安娜从记事起就在每个星期天跟着父母一起去外祖父的教堂做弥撒。母亲家的女孩儿，包括黛安娜的几位姨妈和表姐妹，自小受到外祖父的教诲，都非常看重自己的贞操。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年，黛安娜的父母就是在外祖父的教堂里相识、相知，而后结为了夫妻。多少年后，黛安娜的父亲又在同一所教堂里遇到了他的情人。
就这样，戴文·格兰蒙开始和黛安娜·扎摩拉约会。
用杰·戈林的说法，性情古怪而又独断专行的黛安娜“给戴文带来了似乎是无穷无尽的麻烦”。杰说：“我一直将戴文视为我的兄长，视为在发生危机时，可以替我们出谋划策、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人。但是现在，他自己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着危机。”
先是在一次空军少年后备队的团队会议上，戴文和黛安娜频送秋波，还相互用胳膊肘碰来碰去，引起了众人的不满。然后，黛安娜开始公开违抗戴文的命令，也拒不完成自己的任务，或履行自己的职责。再后来，两个人一起缺席了几次空军少年后备队的训练和活动。直至1995年11月下旬，戴文·格兰蒙被上级解除了团队的指挥权。
也是在这同一段时间里，戴文一改他多年来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蓄起了长发，戴上了戒指等首饰，并穿上了印有摇滚歌星的T恤衫，还用他父亲的信用卡替自己驾驶的家用卡车安装了一套价值2000美元的音响设备。很快，戴文买来了传呼机，没几天，又在腰里别上了一只崭新的手机。戴文开始带着黛安娜逛夜总会，喝啤酒，开始出入于一些派对和舞会，开始超速驾驶，甚至酒后开车。
戴文对他的枪支也越来越不严肃，不负责任了。有一次，他在自家前院没事儿打着玩，一气儿射光了一匣子弹。还有一次，把自己卧室的地板打穿了一个孔。有时候和黛安娜出去兜风时也带着枪，路上见到野猫野狗抬手就打。
两个人的关系也给黛安娜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黛安娜没有车，就经常驾驶戴文的那辆家用卡车。9月底的一个晚上，黛安娜独自开车回家，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失去控制。卡车冲出路面，滑下斜坡后又打了一个滚，差点儿让黛安娜送了命。最后，卡车侧倒在土沟里，刚好将黛安娜伸出车窗外的左胳膊压在了下面，五个指头被轧得血肉模糊。后经大夫的全力抢救，左手总算没有残废，但据大夫说，某些功能却是再也无法恢复正常。
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见到戴文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在11月初的一个周末，戴文去卢勃克参加越野长跑区域赛回来，第二天就找到杰。“他只字不提比赛的事，却大谈他的又一次艳遇。”杰·戈林回忆说。“他说他和一个女孩子开车到了一所小学校的停车场，但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是谁，或是哪个学校的。说实话，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听他讲，因为他的那些和女孩子之间的故事我早就听腻了。”
然后就到了12月4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一。
如果曼斯菲尔德警方不是像莉安·勃克和爱波儿·格罗曼那样，对戴文·格兰蒙说的话深信不疑，如果他们例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他们就不会一直等到9个月以后才听到杰·戈林的故事——
“笃笃笃……笃笃笃……”杰·戈林被急切的敲窗声吵醒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他不知道这声音响了多久，只迷迷瞪瞪地从地铺上爬起来，机械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戴文？”杰低语道，一面打开玻璃窗，摘下纱屉。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到戴文了。
“戴文，”杰又叫了一声，伸出“反扣手”——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