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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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遇见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当时刚接受了清廷的征召，便将陈名夏推荐给保定巡抚王文奎，再由王文奎上疏，向清廷推荐陈名夏。顺治三年（1646）正月，陈名夏出仕清廷，从此平步青云。其人“所推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国族侧目”，从步入仕途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激烈的党争。］

顺治十一年（1654），刘正宗突然发难，弹劾南方派系首脑人物陈名夏，起源便是一套明朝的衣冠。顺治皇帝喜欢汉式服装，经常在宫中穿戴明朝皇冠、皇袍，并对镜沾沾自喜，认为比满服强多了。当年二月，顺治皇帝一时兴起，将明朝朝服公然从内廷拿到内院，向群臣展示。有大臣为了迎合皇帝，连声说好，顺治皇帝也是一脸笑容，看上去很是满意。陈名夏一时感慨，对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努尔哈赤时便已经归降后金）说：“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清世祖实录》）宁完我立即勾结与陈名夏积怨已深的刘正宗同时发难，参劾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主要罪状有“倡复冠服，涂改诏旨，结党行私，循情纳贿，纵子肆虐”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陈名夏把“留头发，复衣冠”作为“第一要紧事”，声言是“天下太平”的关键，是以宽衣博带为名，行变清朝为明朝，“计弱我国”之实。如此一来，陈名夏就有反清复明的重大嫌疑。顺治皇帝十分重视，命令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在午门外会同对陈名夏逐条审问，从重定罪。陈名夏在受审中据理反驳，刑部右给事中刘余谟、御史陈秉彝在旁为之竭力辩护。双方争执不下，在午门楼上暗中观察的顺治皇帝见此情景大为恼火，立即召见刘余谟、陈秉彝二人，大加训斥，并立即解职。最终，陈名夏被定罪，以弓弦绞杀于午门内的灵官寺，终年五十四岁。时人因而感慨说：“溧阳千磨百铄而不死，死之以弓弦。”（《北游录》）

当年四月，冯铨、刘正宗等北方大臣为了进一步铲除异己，纷纷出动，以陈名夏“亲戚”、“党羽”的罪名弹劾了四十一名南方籍大臣，进一步火上浇油。一时间，南方大臣感觉大祸临头，人心惶惶。顺治皇帝为了稳定局势，不得不亲自出面警告冯铨，冯铨这才不敢再兴风作浪，这场大风波由此平息。

在此之前，顺治皇帝一再向天下人表白自己是以宽治政，还常常叹息昔日明太祖朱元璋诛戮大臣太为过分，但自陈名夏案发生后，他又得出了为政太宽“亦不可”的结论，并于五月以“任意结党营私”的罪名，将陈名夏的好友陈之遴发往盛京（今沈阳）。不过顺治皇帝爱其才华，不久即复职。

［陈之遴，字彦升，号素庵，海宁盐官人。出自著名的海宁陈氏。后民间传说乾隆皇帝本为海宁陈氏子孙，即为陈之遴一系。陈之遴年轻时与东林、复社名士钱谦益、吴伟业、陈名夏等结交，后来陈之遴还与吴伟业结成了儿女亲家，其妻徐灿是当时声名远播的女诗人。崇祯十年（1637）以一甲二名中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清兵入扰衡水一带，其父陈祖苞时任顺天巡抚，因城池失守下狱问罪，很快病死。陈之遴受到株连被罢官。清兵入关后，起初效命于南明政权，被任为福建主考官。后投降清廷。其所作《念奴娇赠友》一词中说：“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错。”表达了改换门庭的心态。陈之遴甚至还劝说洪承畴发掘明孝陵，“尽变本来面目”。入清后，陈之遴很受清摄政王多尔衮器重，多尔衮死后，又得到了顺治皇帝重用。令顺治皇帝开始对陈之遴不满的是京师“大豪”李三事件。李三本名李应试，别号黄膘，因排行老三，又称李三。他是明清交替之际北京城极为传奇的人物，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却势焰熏天，玩弄王公重臣于股掌之间。李家世代在明朝中央各部当“书办”（文案记录工作），李三本人也是书办出身，在明朝犯了重罪，被关在刑部大狱中。刚好明末天下大乱，他乘机逃出，并召集了一部分人，将明朝各部“案例”全部偷回家中藏匿起来。封建时代，法律条文粗略，处理各种案件全凭案例。清朝定都北京之初，凡事都在草创之中。六部创建之后，处理事务没有案例可循，头绪纷繁下，大小官员无不叫苦连天。李三把持了案例，奇货可居，趁机从中渔利，包揽词讼，案犯的生、死、徒、徙，官吏的升、降、奖、惩，钱粮的征、拨、减、免，往往由他片言决断。封疆大吏、朝中重臣为保饭碗，争相辇银输金“购买”案例。几年之间，李三便富可敌国。他在京城大造宅第园林，其规模堪比王公。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住所按中央六部的样式修建，分置“吏部”、“户部”、“刑部”等各房。外来人有事某部，即投某部房内。而李三本人则总领各“部”，俨如君临天下的帝王。经过数年经营，李三的势力越来越大，耳目遍布朝野，“明作威福，暗操生杀”。不管是朝廷官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对谁不满，就立即派人暗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顺治八年（1651），李三称霸京城之事渐渐传入大内，顺治皇帝十分震惊，就此事问陈名夏，陈名夏支吾不敢说话。顺治皇帝勃然大怒，立即命步军统领带人将李三逮捕，交刑部审理，刑部也迟迟拖延，不敢开审。顺治皇帝便命王公大臣会同诸大学士审理。审讯时，唯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之子）大声诘责李三，其余王公及大学士，如宁完我、陈之遴、陈名夏等皆缄口不言。事后，郑亲王诘问陈之遴，陈之遴说：“李三巨恶，诛之则已，若不正法，之遴必被其害。”（《思益堂日札》）堂堂重臣，如此畏惧一平民，也可谓骇人听闻了。在顺治皇帝的干涉下，李三及其党羽最终被杀。因为之前陈之遴抢先提出要立即处死李三，引发了人们猜疑他是要杀人灭口。在面临郑亲王济尔哈朗调查的压力下，陈之遴终于承认自己与李三有牵连，由此被免除大学士之职，从此失去了顺治皇帝的信任。］

从明朝到清朝，冯铨、刘正宗均卷入了南北党争，经历了各种各样险恶的政治风波，对南方籍官员恨之入骨，因而传说是他们二人以乡试“本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为由，指使任克溥上书揭发李振邺等南方大臣，这种说法必然不是空穴来风，两人之后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推波助澜便是明证。

在随后的调查中，之前风头最劲的李振邺也最先倒霉，并由此牵扯出一大批人来，他的二十五个关系考生一个都没有漏网，其中的祸根就在他亲笔写的那张名单上。当初，李振邺将关节考生写在字条上，交给亲随灵秀去查对。事情完结后，李振邺该当向灵秀要回字条销毁，但他一时忙碌，竟然忘记了。灵秀还是个少年，根本不知道轻重，将字条拿给了同伴冯元看。冯元也是李振邺的家仆，李振邺素来刻薄少恩，冯元一直怀恨在心。他看到字条后，立即如获至宝地夺了过来，据为己有，打算日后作为钳制要挟李振邺的凭据。结果，吏部、都察院调查刚一开始，冯元就拿出了这张条子，铁证如山，按图索骥，名单上的人物也被一网打尽。

李振邺的二十五名关节考生中，排在首位的是浙江云间秀才陆庆曾，但此人恰恰不是入贿者，关节也不是出钱买的，而是李振邺主动送上门的。陆庆曾是明朝礼部尚书陆树声（明朝嘉靖二十年状元）之孙，不但少有才名，且家境富裕，擅园亭之胜，享誉名士二十年，偏偏老来不甘寂寞，参加了北闱考试。他精通医术，曾经治愈过李振邺的怪病，李振邺为了感激，便打算借中试来酬医。但无论是买是送，总是通了关节，陆庆曾也照此被逮捕下狱。他本来家世贵显，是个高枕无忧的富足翁，却因一时功利之心，转瞬身陷囹圄。

当时满汉大臣会审，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参与会审此案，十分卖力。满人大学士图海和大臣科尔坤还不懂得什么叫关节，王永吉为了讨好满人，眉飞色舞地给他们解释。结果，李振邺的名单上第二名就是王永吉的亲侄子王树德。这位大老爷登时面如死灰，垂头丧气，不得不照例请求回避，并上疏请罪。顺治皇帝特意下了一旨，说：“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受恩深厚，未见恪尽职守，实心为国，负朕简任之恩，王树德系其亲侄，岂不知情？着降五级调用。”王永吉被降职后，又惊又怕，很快就病死了。

初审时，同考官中只有李振邺一人查有实据。众同考官都有卖关节之事，却唯独他一人受罚，李振邺自然不甘心，于是检举揭发了张我朴、蔡元禧等人。这些人又检举出其他同考官。一时间，赃官互相攻击，互揭其短，贿赂关节暴露无遗。案情很快就调查清楚了，共审实有四名同考官卖了关节，为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项绍芳，科臣陆贻吉也作为中间人牵涉其中。

十月二十五日，顺治皇帝谕旨下达：“贪赃坏法，屡有严谕禁饬，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重地，系各省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所审受贿用贿过付种种实情，目无三尺，若不重加惩处，何以警戒来兹？”（《东华录》）宣布对此案有关人员重加惩处：下令将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及行贿有据之举人田耜、邬作霖（《丁酉北闱大狱记略》作贺鸣郊）俱着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共一百零八人流徙关外的尚阳堡（今辽宁昌图）；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因失察之罪，本该流徙，但因为日夕陪侍皇帝的缘故，特恩姑免之，只是各降五级调用。

此谕旨一下，朝野皆惊。科举作弊历代屡见不鲜，但从来没有处罚如此之重者。清朝之前，科场案的次数发生得不多，对涉案人员的处理无非是革职、流放。清朝史学家赵翼曾说：“唐时之科场处分本轻，至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而已，宋初因之。如宋真宗时，刘师道之弟刘幾道举进士，暗托考官陈尧咨，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帝诏幾道落籍，永不予举；师道降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降单州团练使。此为五代及宋科场处分之大概。惟王钦若知贡举时，有任懿者，贿以白金二百五十两，遂得中。后事泄，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湛遂遭贬斥。赵翼叹道：“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廿二史札记卷二五》）

清朝立国后，恢复开科取士，科场积弊也沿袭下来。仅顺治一朝而言，自顺治二年（1645）乙酉清朝开科开始，几乎每科都有舞弊案发生。乙酉为清朝第一次举办科举，当年即发生一场大案，不过不是科场案，而是文字狱。河南乡试中，录内称“皇叔父”（指多尔衮）为“王叔父”，主考欧阳蒸、吕云藻均因此被革职，并交由刑部治罪。顺治四年（1647）丁亥会试，同考官袁襜如擅改朱卷，被革职处分。顺治十一年（1654）甲午乡试，顺天主考官范周、吴正治评阅试卷时，只有姓名，全无次第，给谏宋牧民亦称试录程文种种乖谬，并奉旨交刑部。尽管各案均有处罚，但十分轻微，大概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人人不以为意，到后来公然买卖关节，肆无忌惮。而顺治皇帝如此重视丁酉顺天科场舞弊案，不但大开杀戒，还株连亲属，视同谋反大逆，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正自顺治皇帝开始，开了“科场作弊者死”之先例。

十月二十七日，李振邺等人被迅速处死。之前找李振邺通关节的尚有不少高官大臣，李振邺一直忍住没有揭发这些大臣，原是指望他们能出面相救。但直到上了刑场，才知道求生无望，立即大声呼叫怒骂，要揭发众大臣贿赂请托之事。不料刽子手没给他机会，手起刀落，终究含恨而死。

据《研堂见闻杂录》记载，下场最惨的是陆贻吉，他是江苏虞山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为举子居间事发后，立即被逮捕入狱。因为他任职吏科给事中，名为监察之官，却作为中间人为举人和同考官牵线搭桥，所以处刑格外重，被腰斩于西市，情状至惨。陆贻吉的妻妾均有绝色美貌，一个儿子才四五岁，均受到牵连，被发配上阳堡为奴。娇妻少子，间关万里，匍匐道左，行人颇为同情，甚至有为之落泪者。

但此案还没有就此了结，顺治皇帝穷追到底，株连甚广，受牵连者达一百多人，以致“朝署半空，囹圄几满”。

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五元宵节之时，顺治皇帝召集中试举人（除去已经因通关节被定罪者）在太和门复试，题目由皇帝亲定，每名考生身后均有一名满兵监视，考生难免惴惴不安。顺治皇帝为了安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