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安顿好_周国平-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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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来的意义上，纯粹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其中，人生之思实为世界之思的原动力，由世界之思又引出了知识之思。以”生活哲学”的罪名把人生之思革出教门，哲学殿堂里倒是纯粹了，可惜不是纯粹哲学，而是纯粹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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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哲学仿佛破落了，正在给政治、科学、文学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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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非研究者的一般读者来说，尼采的最重大价值在于”逼迫”说”启发”太轻了……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生命意义的问题。这也就是在”上帝死了”即信仰缺失的大背景下，如何战胜生命的无意义性和重建人生信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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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的作品中，有一种真正的骄傲，因为发现了真理却不被理解而产生的骄傲，这与狂妄是两回事。狂妄的实质是浅薄，实际上没有什么货色，就只剩下姿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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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叔本华的感觉：当他推演体系时往往牵强枯燥，一旦抛开体系，就常有自然生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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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对世界的认识永远是认识，而不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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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东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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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好东西。西方文化好东西。东西方文化……不是东西。
我的意思是说，文化不分东西，只要合乎人性，表达人性，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我的意思是说，那些热衷于评说东西方文化之优劣的谈论，所谈论的是一个伪话题。
我也谈论东西方文化，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揭穿这个伪话题，给那些热衷的谈论者泼一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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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任何事物，必须跳出这个事物，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有广阔的视野，才看得清它的全貌。看民族文化也是如此。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看本民族文化，必定分不清精华和糟粕。只有站在世界和人性的立场上，才能看清本民族文化中哪些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精华，哪些是违背人性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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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或者被神化，成为祭拜的偶像，或者被妖魔化，成为打倒的对象，其实都是充当了统治或革命的道具。要正确理解孔子的价值，唯有把他还原成一个人，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从未听说西方人祭苏格拉底，若问西方人是怎样继承苏格拉底的精神遗产的，请看从柏拉图到今天的大师迭出的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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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丝毫不低估孔子的世界性意义，但这种意义肯定不在于向全世界推广儒家文化，就像苏格拉底的意义不在于向全世界推广希腊文化一样。凡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精神伟人，其思想必定深入地触及了人类共同的基本问题，孔子也是如此。
人类历史上有四位世界性的精神伟人，即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其思想的共同内涵是”对人类基本境况的体验以及对人类使命的阐明”。孔子思想中这种超越于时代和民族的内涵集中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即一种注重个人内在道德追求和人格修养的为学处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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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我最赞赏的是对个人道德修养和操守的重视，把自我完善看做人生最高目标。做一个好人，这本身就是价值，就是目的，至于别人是否知道，会不会表扬你，在社会上能否得到好报，都不重要。道家思想中，我最赞赏的是对个人精神自由的重视，把自我实现看做人生最高目标。人活在世上，要超脱功利和习俗，活出自己的真性情。在现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这二者尤其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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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重视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它本身就是价值，就是目的。你是一个好人，别人都不知道，或不承认，你的人生仍然是圆满的。这是孔子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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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家比较重视精神价值，历史上的大文学家大多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往往在正统儒家思想薄弱的时候，中国文化灿烂，大师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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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中国”概念：一个我们祖祖辈辈繁衍和生长的地方，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我的身体里总是流着中国人的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子孙孙的身体里永远流着中国人的血。总之，是民族的概念，血缘的概念。制度会变，意识形态会变，这个东西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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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比民族性更根本，爱生命比爱国更根本，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真正令人费解的是，某些人的头脑怎么会与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非要在人性光辉终于闪亮之处高喊民族主义口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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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东西，比如自由、民主、人权，业已成为普世价值，不管你怎样朝它们叫嚷，都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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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意识形态的纷争，最后只能以真实为尺度来评判。不预设意识形态的立场，立足于人性和常识，最大限度地呈现真实，这本身就是在为化解意识形态的分歧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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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古希腊是欧洲文化的黄金时代，皆大师辈出，诞生了光照两千多年的精神宝库。可是，若要比gdp，那个时候哪里比得过今天！由此可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在财富和文化之间，完全不存在正比例关系。我甚至敢断言，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存在反比例关系，因为一个时代倘若把财富当做首要价值来追求，文化的平庸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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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月亮格外有感情，民间有月的节日，士大夫以赏月为雅事，古诗词中充满月的意象，也许反映了牢固的乡土情结。对于守在家乡的人来说，那在宅院上方升落的月亮是天天相见的伴侣，月的阴晴圆缺都会引发无穷的思绪。一旦离家远行，月依旧而家万里，就难免睹月思乡了。
西方人似乎很少想到要赏月，他们忙于生产和旅行，没有这份闲心情。西方文化崇拜的是太阳，阿波罗，一个积极活动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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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中国人缺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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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具有实用品格，不重视精神价值。人是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本身就具有独立的、神圣的价值，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被承认的。欧洲人为了兴趣本身就会去干一些事情，这些人就是肥沃的土壤，中间必出大师。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人，这不是经济水平够不够的问题，是价值观、文化传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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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最缺少两样东西：形而上学与个人主义。对于我们来说，皇帝和祖宗就是上帝，个人微不足道。
在西方，一头是上帝，一头是个人，社会在中间，其功能是为两头服务。中国文化却是为了中间牺牲两头，上帝、个人都可以不要，唯求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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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一是信仰，二是法治。前者与形而上学相关，后者与自由主义相关。由于这两样东西的薄弱，我们已深感经济转型的艰难。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精神文化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配套，经济转型决不可能孤立地成功。
然而，要真正解决信仰和法治的问题，实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必由精神素质优良的个体组成。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必由具备公民觉悟的成员建立和维护。因此，归根到底，中国的前途将取决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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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证自由和法治原理时，亚当·斯密、斯宾塞等都谈到人的两种本性，一是利己的生命本能，二是同情心。由于同情心，人能够推己及人，由自爱进而尊重他人。这实际上相当于中国儒家所倡导的”仁”，按照孔子的解释，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实践中，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并未得到发扬，相反，”能近取譬”被归结成了孝道，由孝及忠，形成了三纲五常一整套等级伦理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我们看不到个体生命的地位。
问题的根源也许还要到儒家理论中去寻找，忽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权利原是这一理论的欠缺。如果每一个人自身生命尊严的意识阙如或得不到支持，那么，推己及人就失去了前提，对他人生命的尊重自然会落空。凡是对自己的生命麻木的人，必然会对他人的生命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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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中，所缺少的正是尊重个体生命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因此，在道德领域，儒家的”仁”最后落实为”孝”和”忠”，所强调的始终是忠君爱国，是个人为集体和国家而牺牲。在社会秩序方面，则是长达数千年的人治即家长式统治，长官意志支配一切。
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路，但必须有另两个转型配套，方能成功，其一是人治秩序向法治秩序的转型，其二是以忠君和爱国为核心的道德向以正义和仁慈为核心的道德转型，而这三个转型都是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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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对人性感到悲观，但仍怀有希望。人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律己的一面，两面都有，毕竟是社会动物，有合作和依赖他人的一面。总归有人会把恶发展到极端，也有人会把善发展到极端。中国的问题是缺乏法治和信仰，西方也有恶人，但他们有法治和信仰，信仰劝人向善，而法治对恶进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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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比赛精神”集中在有形的名和利上了，而在无形的领域，对于个人内在的优秀，个人能力的生长和心灵的快乐，则非常缺乏”比赛精神”。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功利的”比赛精神”表现在国际舞台上，就是一种浅薄的民族虚荣心，特别在乎表面或次要事情上的名次，诸如体育之类。这是一种低级的”比赛精神”。什么时候我们正视中国在教育、科学、医疗、环保、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落后状况，在这些事情上耻于当最后几名，争取当前几名，我们就有高级的”比赛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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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学术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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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独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学术的独立地位，二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前者关涉国家的体制，后者关涉学者的自律。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但可以相对分开。即使在学术没有独立地位的情况下，有良知的学者仍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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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独立，关键是精神价值对于功利价值的独立，把精神价值自身当做目的，而非获取任何功利价值的手段，不管是国家利益的大功利，还是个人利益的小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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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既是个人的精神家园，又是他对于社会负有的精神使命，二者的统一是他的特殊幸运。学者当然应该担负社会责任，但他的社会使命也必是精神性质的，不是在当下事务中做风云人物，而是立足于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关注和阐明关涉社会发展之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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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整体上实现中国学术规范化，关键是改变行政化的学术管理体制，使学术与行政权力脱钩。单凭学者之力当然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但学者并非无能为力。学者至少可以采取明确的立场，阐明正确的理念，对现行体制进行批评，发出清醒的声音，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种体制的弊病。事实上，行政权力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控制学术生产并显得具有正当性，正是以知识分子的合作为条件的，这种合作给行政化管理披上了一件学术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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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把学术规则分为两类，一是学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二是学术进步的内在标准，二者的有效建立皆以学者群体和个人的整体素质为条件。就此而言，我们学界的现状令人不能乐观，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种种学术腐败和失范的行为实根源于此。所以，我认为，为了解决学术规范化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即什么是学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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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化的学术领导和管理体制。在学术密集之地的大学，教育行政部门决定一切，包括校长的任命、教材的编定、经费的分配等。
在这种体制下，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基本上是非学术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