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投影_林丹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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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厌听许多人说，“我国开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么样”。开化的早，或古时有过一点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样崇拜，仿佛人的一生事业，除恭维我祖先之外别无一事似的。譬如我们走路，目的是在前进。过去的这几步，原是我们前进的始基，但总不必站住了，回过头去，指点着说好，反误了前进的正事。因为再走几步，还有更好的正在前头呢！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文化和比我们更好的人。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心香一瓣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先崇拜是世界许多古老民族的文化信仰之一。历史上，这一崇拜曾经滋养了人类朴素的孝悌观念，但也促成了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的泛滥和对祖先文化的过度依恋。

　　人类应当向前看，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不断破旧立新，取得新的进步。

　　“芳林新叶催旧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应该继往开来，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而不是靠着祖先留下的遗产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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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作揖主义


　　刘半农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

　　有位尹先生是我一个畏友。他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

　　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尹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地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他？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他，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他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tolstoj的“不抵抗主义”相像，不过尹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他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了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没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譬如朝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是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地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地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

　　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

　　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梦也”四个宇，我急忙向两人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得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彻。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地同他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官与革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党要排满；官说革党是“匪”，革党说官是“奴”。这样的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党；为革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尽到相当的职务；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既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个字”。

　　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渝”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

　　“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了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以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实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

　　欢迎新文明的先觉！”

　　作者简介

　　刘半农（1891—1934），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原名刘寿彭，改名刘复，初字伴侬，时用瓣秾，后改字半农，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汉族，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

　　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心香一瓣

　　作揖主义，处处点头哈腰，既避免了与他人的无谓的争辩，省了气力与时间，又不得罪他人，可谓一举两得。这种处世哲学，能留下更多的精力办自己的事情。

　　但是，看似一种聪明的处事方法，在这种处世哲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奈。在清末，清政府与革命党人相互口诛笔伐，进行了不少论战，结果仍是两方对峙，没有任何进步。

　　因此，应该少说废话、多付出行动。要革命，就要寻找“最经济、最爽快”的方法。“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斗争才是对付顽固派、反动派的最彻底、最有效的斗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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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洪水与猛兽


　　蔡元培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拒杨、墨比作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

　　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它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它，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它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得恶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