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散文集_严歌苓-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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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一阵素，觉得有点无趣。有时做了上海狮子头，或者绍兴醉鸡，我就感到誓言又要崩溃。这时我拼命地让自己相信，希望小姐的哄慰是真的。心里动摇来动摇去，实在叫作“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穆斯林年关越来越近，我问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的一个门卫，过年他们会不会杀羊。门卫看了我一眼，反问我：“怎么了？”也许他知道我是上次为了羊而管闲事管到他们地界上的东方女人。所以我听得出他的言下之意是：“这还用问吗？你不是找抢白吗？”我又问他街上那群羊是不是他们养了吃的。他回答说那群羊根本就不是沙特大使馆的。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一个傍晚我牵着可利亚出去遛，路过那幢盖了一半停盖的烂尾楼。羊的惨叫从楼后面传来。楼中有几家“蹲点户”，（即漂流到城市在这类无主建筑里落户的人），有一家是穆斯林。那群羊是他们的。他们也在准备年货呢。我拔腿便逃，一直跑进我们的院子，才甩掉了令我腿软的哭嚎声。我吃肉的胃口再次败下去。
第二天我看到那个山羊的家庭，少了一只公羊。公羊不产羔，不产奶，首当其冲到了锅里，盘子里。我走到烂尾楼旁边，恰好穆斯林家庭的主妇在街边卖饮用水，我装着闲聊，和她打招呼：“过年了？”她笑着回答：“是啊。”“杀羊了？”“杀了一只。”他们没有冰箱，吃一只杀一只。我想问他们下面会杀哪一只羊，但即使克制了自己的愚蠢。因为我打算说：“别杀了，那只我羊买下了。”我如果真那样说了，在她眼里或许就是顶可笑可恶的人，财大气粗，到吃一年木薯才吃上一回肉的人中间为山羊们买生路来了。这个烂尾楼里朝不保夕的生命可不只山羊，有本事你都花钱买下吧。那群羊终于从街上消失了。后来发现它们的主人也消失了。烂尾楼的主人突然弄到了一笔钱，可以给楼添砖添瓦，但能不能了结工程，还得看工程进程中贪污的人是否手下留情。或许蹲点户门的把大大小小的羊都杀掉，风干，驼走，这样漂流起来会方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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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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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布贾的外交官圈子里，有一种普遍的社交活动，叫作“快乐时光”（happyhours）。“快乐时光”不需发邀请，只在大使馆自印的小报上登个消息，来不来随你便。因此每个星期五晚上，无处消遣的驻外人员们都到小报上寻找消息，然后便去某处混掉一段“快乐时光”。酒是管够的，但也够劣的，包管你在两杯之后对所有人都生熟不忌，畅所欲言。食物常常不够，因此大家是半饱而来，或半饱而去。“快乐时光”的主人和客人也往往不认识，客人和客人也最多似曾相识。有次一个女友告诉我，她的丈夫不懂快乐时光的规矩，每回都堵住一个人猛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和人家讨论，弄得对方怕他，拼命找借口逃走。“快乐时光”的理想交流方式，是手拿酒杯在人群里行云流水，和每个人都道上安，问上好，谈话不超过五句，无论别人对你还是你对别人都应该是走马灯。
一次我们发现了一个“快乐时光”，东道主是比利时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问问周围人，都说不认识他。他的房子离我们不远，隔着突尼斯大使馆的宿舍和伊拉克大使馆的宅邸就是了，步行才不到两百米。我们实在想不出其它更好的事可做，便厚了厚脸皮出席了。主人叫保尔，四十出头，仍打着光棍，有条牛犊大的黑狗，竟也很给我们面子，一声不咬。看来常出没这里的客人陌生的比熟悉的多。保尔职位一定不低，院子有我们五个大。院子里摆开七八张桌子，上面放着坚果和甜玉米花，有点中国农村办红﹑白事，吃满月酒的气势。所有的酒都集中在靠廊檐的一张条案上，种类远多过出席者的人种。啤酒一打一打迭罗汉，从地上迭得半人高。似乎是谨防大家结伙深谈，院子里没有摆椅子。保尔一视同仁地接待每一个人，递上他的名片，招呼大家喝酒。
八点钟左右，头一批客人喝得站不稳了，开始告辞，另一批客人恰好刚到。不久每个人都边喝边拍头打脸，因为成千上万只指甲盖大的飞虫把灯都遮黑了，到处都是沙沙作响的虫翅声。抬头看看月亮，白亮的月盘上也生满雀斑似的。有人说飞虫是冲灯光来的，灭了灯就清静了。保尔立刻采纳意见，熄灭了院子里所有的灯。虫子顿时消失，但再来的客人连主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了。一片黑暗中，有没有混进来的伊拉克人和美国人友好碰杯都难说。大概因为那次伸手不见五指的“快乐时光”，人们对保尔的长相都印象不深。后来我去超市买东西，我的司机挨了一个白人的骂，我上去帮司机的腔。但等那个白人把车开走，我一阵后悔，因为我想起他就是保尔。保尔实在亏得慌，破费那么多酒钱，却没让自己在客人中混成个半熟脸儿。
各大使馆的内部小报上有时也登其它的夜晚节目。比如土耳其大使馆在一个星期五请来了模特表演队，展示几位当地服装设计师的作品，多半是根据非洲部落的土著服装创作的时装。人们在几个礼拜之前就开始奔走相告，订座位约朋友，为这个稍微高尚些的消遣而兴奋。这和”快乐时光”不一样，不能有“混”的态度，一袭裤衩汗衫就算衣冠周正了。在阿布贾没有歌剧院可去，更没有交响乐和芭蕾，去看这个时装表演，大家权当是去听歌剧。所以女人们也都憋着劲要盛装一回，珠宝也都要佩挂起来。一般的酒会和餐会在阿布贾时有发生，而且在哪个酒会上都碰得到熟人，出过风头的衣服就不能再出，所以先是要自我设计一番时装。出席酒会，女人们一到场先看看自己的服装是隆重过头，还是太过草率，有时所有人似乎串通好了来作弄你，一色的便装亮相，而你衣冠楚楚成了个唱大戏的，一晚上又累又傻又孤立。而这回看时装表演，大家终于不必有“过头”之虑了。
土耳其大使馆离我们的院子也不远，隔着五个大门而已，步行过去应该十分钟也用不了，开车倒反而要对付停车的难题。但阿布贾的街道象黄河，说改道就改道。昨天好好的人行道，今天很可能堆满建筑用的沙土石块，或者铺草坪的草皮，砍伐下来的树枝，未被拉走的垃圾，人行道就改到了马路上。有时水管或下水道漏了，马路也改道，成了运河。有几次我早起按老路线跑步，被人喊住了，说我怎么可以穿过他们的祈祷场。原来那一段人行道被他们改成了清真寺，只不过墙和屋顶是非物质的，好比中国戏曲舞台上的写意性房舍，因而我这异教徒不慎闯入。所以我和来瑞早早吃了晚餐，换了衣服，提前向土耳其大使馆出发。我们把时间留得非常宽裕，怕我的高跟鞋遭遇意外改道。到了土耳其大使馆门口，大门还紧紧闭着，一个看表演的人都没有。等了十分钟，仍然不见人来。马路对过，是一块巨大的荒地，由垃圾场形成的。荒地那一面有几间草棚，住着几家人，也养了几条狗。这时人和狗都站在棚子外面，看着我们两个盛装的异族男女。我们的服装和这片荒地以及他们的草棚形成了不知是谁对于谁的讽刺。又过了一会，总算来了几个人。离开演时间还有十分钟，大门却还是紧闭着。有人沉不住气了，说即便不开门，也该有一点时装表演的气氛啊。这时就有人敲门了。一个警卫吃惊地跑出来反问大家：“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们说知道什么？他说：“取消啦！”大家气坏了，说怎么可以说取消就取消呢？这不是拿人开心吗？警卫说取消的通知刚刚下发，因为装时装的大卡车在公路上被土匪劫持了，设计师和司机好不容易才脱险打电话过来。大家都惊得半张开嘴，一直到警卫再三安慰，说设计师们确实脱险了，才惶惶地散伙。
有一个星期五，荷兰航空公司要举办一次“快乐时光”，以吃牡蛎为主题。虽然不象其它“快乐时光”一切免费，但鉴于牡蛎在阿布贾的稀贵程度，三十五美金一个人差不多就算免费了。据说牡蛎将在当天从荷兰乘飞机，再经过七小时的冷藏旅行到达阿布贾，新鲜程度可想而知。很多人来阿布贾几年也没吃过一次牡蛎，所以都觉得荷兰航空公司功德无量。晚上和几位美国大使馆的朋友一块来到希尔顿饭店，找到了那家意大利餐厅。我们被安顿到一张长形大桌，桌上摆着荷兰航空公司的招牌，并有欢迎字样。点了酒和开胃小菜之后，大家问服务生牡蛎怎样点：按份还是按个，或者是自助餐，吃多吃少凭食量也凭良心。服务生表情奇怪地退了场，不久餐馆经理出来了，笑嘻嘻地说，你们可以点牛排大餐，或者龙虾大餐，价钱同样。我们说我们就是图一顿牡蛎大餐才来的。他代表荷兰航空公司沉痛道歉：牡蛎现在还在拉格斯，被海关扣住了。一个朋友说，一定是没有给海关行贿。经理说，行贿是行了，但钱数大概不够分给每个管事的海关官员，所以没得到好处的人就找事了。海关提出要荷兰航空公司付一笔税，航空公司一听那价码便说，牡蛎你们留着慢慢吃吧，这边改吃牛排大餐了。然后经理说，酒钱全算在航空公司账上。
我们依然每个星期寻找各种各样的“快乐时光”。一次听说法国大使馆每星期放法国电影，对于我这个电影迷来说，总算找到了真正的快乐时光。我和来瑞议论，看看人家法国人，精神享受还是高于物质享受啊。整个尼日利亚一共有一家电影院，在拉格斯，但禁演绝大部份西方电影。好莱坞的电影一部也不准演，怕尼日利亚人受精神污染。据统计，尼日利亚人和世界各国人相比是最快乐的人，也许和不看好莱坞的电影有关。此地之所以盛行“快乐时光”，也是因为没有电影院可去。听说法国电影在法国文化中心的露天广场上放，所以我们都换上长袖衣服和长裤。在阿布贾生活，基本不穿皮鞋袜子，天天赤脚穿凉鞋﹑拖鞋。但这天晚上我们都严严实实地穿上袜子皮鞋，并且在脸上手上涂满防蚊药水。在阿布贾的自然食物环链中，人类捕食蜥蜴，蜥蜴捕食蚊子，蚊子捕食人类，无论奈何与否，大家都责无旁贷。法国大使馆的文化中心并不好找，我们开车在小街里传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进去不久，一些法国人来了，拖儿带女，又是食品又是水果，看来这场电影对他们也是一桩大事。但管理人员很快亮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致歉的话：非常遗憾，今天晚上有雨，不得不取消电影。
在阿布贾住得时间长了，发现最靠得住的娱乐还是“快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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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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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尼日利亚之前，我就一再跟来瑞罗嗦，叫他在住房申请上请求大使馆分一幢带后院的房子给我们。根据我有限的知识，非洲的植被不同于中国和美国，我怕买不着吃惯的蔬菜。到达阿布贾之后，发现房子和家具丑陋得无以复加，但打开客厅的后门，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许久的。
第二个礼拜我设宴邀请了管理员，意图在拉拢他，让他准许我在院子里开个中国蔬菜农场。这意味着要毁掉院子里现存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芜尽管荒芜，毕竟勉强可以叫它后花园。管理员表示他对我的垦荒计划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告诉我院里雇佣的清洁工可以做我的帮手，打发给他三两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于美金两块八角，看来殖民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谱写的。
清洁工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不过尼日利亚人几乎个个都瘦，所以瘦不能作为一个形象特征。其实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绿工作服，戴一顶棒球帽，早上七点就来扫院子。他扫地的姿态很痛苦，两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扫帚，扫起来人得弓成一百二十度。扫帚是用一种草枝扎成，很象中国的老式刷锅刷子，与其说他是扫院子，不如说是刷院子，一寸一寸的刷，院子便给他刷成了诺大个锅，干净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听见那坚硬的刷地声响在我窗外，却看不见人，可想他弯腰拱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国带去的长柄扫帚，示范他如何使用，他却诚惶诚恐地笑了，说：“夫人，那样会扫不干净的。”我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这样扫地，都扫得很干净。他又笑，真正的明目皓齿，说：“非洲人都这样扫，从来都是这样扫。”我问他难道不累吗？他说习惯了就不累了。说着他又一百二十都地折下腰，扫着向前走去，后脊梁上的脊椎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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