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散文集_严歌苓-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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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一切浅谈的不幸都是美丽的。
珍妮和我的交情开始在我迁居波西米亚楼的第二个月。她不能在自己房里抽烟，因为同租一套公寓的另一房客对香烟过敏。一天她歉意十足地说她在我窗外的阳台上抽了一枝烟，希望我不介意。我说那阳台本来也半属公众：每个从露天楼梯下楼的人都必经此地。房东太大在那里摆了一张粗重的木长椅，也是意在给人歇息或相互交往的。珍妮脸微微一红，说她撒了谎，其实她在我窗外吸烟已有一个礼拜了。她说：“我一直等你抗议。”我笑道：“我一点察觉都没有！”她以她灰色的眼睛看我一会问道：“你们中国人都这样随和吗？”我调侃一句，说假如我们不学得随和些，十多亿人是无法共同存活的。
第二天，珍妮手里拿着一束花，说是野地里采的。我奇怪地想：美国的一草一木都碰不得，碰一碰就是破坏环境保护，珍妮怎么采来这满满一把野矢车菊？她笑而不答，把花插在我的一个玻璃瓶里。从此后，珍妮和我在其他房客眼中就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她领我到各个实惠的食品店去买食物，也领我逛遍了橡树公园城的所有二手货商店。有次我夸赞她的一个发夹，一周后她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给我。这时我已发现我不能随便夸赞珍妮任何东西，她会不声不响记在心里，再满世界去为我寻觅。当她把一个我早已忘却的心愿突然实现——将一种护肤或护发或女性其他的用品突然呈到我眼前，四十岁的珍妮脸上会绽放出孩子式的烂漫笑容，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殷勤。房东太大有天对我说：“珍妮住在这里两年多了，从来没有接近任何一个人，也从来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老谋深算、意味深长地盯着我微笑。我不懂她是什么意思。
一个星期六的半夜，三楼的吉亚发出的一声呼救震撼了整个波西米亚楼。大家知道吉亚新交的牙买加男友又在揍吉亚的儿子了。牙买加人是个影评家，常组织全楼房客去看他中意的电影。谁也无法想像他在一扇门后的粗暴面目。我上到三楼就看见珍妮已站在吉亚门口，脸色由于愤怒而变得惨白。她用拳头擂着门喊牙买加人的名字：“你给我立刻开门！”这时的珍妮身上出现一种光与力，使我对她天性中的正义感以及我们中国人欣赏的仗义油然生出一股敬畏。她越是威严，嗓音便越是低调，当她对牙买加人的喊话有了威逼成分时，珍妮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低沉音色说：“要我破门而入吗——你这杂种？！”
门打开了，珍妮身后已站着全楼的房客，全副睡装。吉亚领着儿子出来，自然而然便一头栽在珍妮肩上饮泣起来。这样一个白种女子和黑种女子相依的造型，在美国种族对立的历史上该有着深远意义。我非常为有珍妮这样的女友而自豪。珍妮对牙买加人说：“你——你是该走的那位，吉亚和儿子留下。”牙买加人拿起自己的帽子灰溜溜走了。几天后珍妮鄙薄地对我说：“吉亚是没救的，又让牙买加人回来了。”
我和珍妮的友情正常、健康地发展下去。在眼见她怎样仲裁吉亚和牙买加人的纠纷之后，我感到自己变得脆弱了，把一些陈年的心灵创伤渐渐向她揭示。她静静听着，明知我在拿这些隐秘心事与她交换，她却一字未提自己当初投奔这座波西米亚楼的缘由。她给了我一篇散文，主要是讲一个女孩经历怎样一场艰难、痛苦的记忆过滤，把那些致病致命的记亿滤去却又难以滤去。她说那是她二十年前写的。她的意思是告诉我，我想交换的秘密都在其中了。珍妮知道我每个星期必去我的中国女友家一次。在她家好好吃一顿中国餐再饱饱聊一场中国天。一回珍妮约我去参加露天画展，我从中国女友家打电话给珍妮说我会晚两个小时，因为我的中国女友跟我的谈话尚未尽兴。我回到波西米亚楼时正逢珍妮独自向外走。我叫她，她像听不见一样。我追上去问她怎么了，她眼里似乎有泪，还有一股类似嫉妒的火焰：“你以为别人的时间都不值钱吗？想改变时间就改变吗？！”
我给她斥得一头雾水。她一个人去看露天画展回来，走到我门口，轻轻叩开我的门，低头说她不该那样对我，希望我原谅她。她悲哀的样子让我很不安，追着她来到她的居室。我马上惊呆了：她屋内的地板被一尺深的旧物淹没，有衣服、书本、纸张、信件、卡片……一股熏人的陈旧气味让我险些窒息。难怪珍妮从来不邀请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无力地对我一笑，说：“一部分的我是瘫痪的，没法从旧事物里摆脱出来。”我似乎一下忆起她二十年前用老式打字机写下的那篇散文。我近乎懂得了她所受的创伤在何处。
房东太大告诉我：“珍妮爱上了你。”我唬一大跳。她说：“你看上去像很恶心。”我想我当时的面部表情大概是恶心。房东太太又说：“这事从一开始我就看出来了。后来全楼的人都看出来了。”我说我是爱男人的女人。房东太大说：“那也不妨碍女人爱你。”我觉得这个事实令我吃不消。当晚我做了个可怕的梦：一个女性****压在我身上。它浅粉的白种人肌肤的质感那样清晰，就像珍妮和我坐在桑拿浴室里我所观察到的。我在梦里拼命挣扎扭打叫喊唾骂。第二天早上，珍妮和我照面时眼皮一垂，带些羞涩与愠怒。我心里大惊；我的梦似乎被她知道了！从此后珍妮对我像对所有房客一样，彬彬有礼，保持距离。
我为这事困惑得耐不住了，便去请教犹大心理教授，他诡秘地笑着，问我：“你确定那只是一个梦吗？”他马上说他绝不是在暗示什么。我想我无辜地在珍妮如山的陈旧记忆中又添了一份她想滤去却无法滤去的创伤。爱的那个永远得像珍妮这样忍声吞气，被爱的那个永远可以不负责任，坐享情谊。爱和被爱就这样遥远、沉默地存在，都很无奈。
我结束学业后搬出波西米亚楼。一个中国刚来芝加哥的医科学生向我打听租房行情，我马上推荐她去找房东太太。我对医科女学生说：“那楼特有情调，特波西米亚！”医科女学生不以为然。我又进一步蛊惑：“橡树公园城是有悠久艺术传统的地方，是梅明威的诞生地！”她说：“海明威？”我说：“就是写《老人与海》的海明威呀！”她说她不认识。她看了房子后打电话给我：“那么贵的房租，里面墙上的砖都露在外面！”我还想就“波西米亚”再讲两句，转念，算了。如果一个人不懂它的情趣所在，怎么可能去经验甚至欣赏它中间那感伤的、怀旧的、微妙至极的人情味呢？它将对那个人是个浪费。
而珍妮的耗费和投入在我这里，绝对不是浪费，我透过偏见、遗憾，甚至同情，深深地记住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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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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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医生的名字叫丹尼斯，是我从医疗保险公司的名册上找到的。丹尼斯这个姓听来有点雅，跟一个漂亮女性的名字“迪妮丝”发音接近（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一个漂亮精明的妻子就叫此名），我就认定丹尼斯医生做我的家庭医生了。其实“常务”医生更接近他职责的性质。就是不管大病小痛，首先要去给他诊，由他诊出大概之后，再把你交到各科专家手里。专家是至“专”的，五脏六腑，从头到脚，从骨髓到皮表，好几十个行业的分工，名称也各是各，医脚气的专家也有很长的希腊文的专门名称。当然是不只治脚气，踝骨以下的都归他关照。并且美国人对脚气的看法也较为积极、正面，叫它“运动员脚”。就如肥胖不叫肥胖，叫超重。据说商店里的衣服尺寸也改得较为鼓舞人心；特大号“xxl”不再往前头加“x”了，而把大得无以复加的型体尺寸叫做：“happytobeme”（我乐意做我自己）。在各种思潮都领先的柏克莱（美国惟一的劳工党当政的市），对各种残疾的称谓更是去除歧视意味的，比如一个驼背不可以叫他驼子，而应叫他“被脊椎挑战的人”（spinelychallenged），由此扩展向社会，若谁道德败坏，他便是“被伦理道德挑战的人”，这样便排除了任何成见，表现出柏克莱人的新概念与开明。
还来说我的医生丹尼斯。我只凭他的姓氏给我的良好印象而选择了他。有一阵我失眠越来越厉害，便来到他的诊所。他和其他五个医生共同租用一幢平房，棕色仿木的建筑外体，看去这个医生的小集体在时尚和审美上是十分老实的。走进去，护士请我到丹尼斯的一间检查室里等候。屋里基本是秃的，没有装饰。看来丹尼斯医生有个细腻名字的同时还有个求实精神。
我坐在那儿等丹尼斯医生的出现。不觉也就顺便想像他的模样、性情，一定是位细致而温存的那类男性，中年，却未超重。总之是很“常务”的医生，有种主妇的周到入微，安详体贴。总之是温文尔雅，同丹尼斯这姓氏不差太远的……正想得紧张，门“砰”地洞开，一个拄双拐的老爷子在门口站立，一条腿裹着粗大的石膏，脚也被绷带缠得很大一坨儿。他身上披一件不太白的白大褂。于是石膏、绷带、两只加金属的木拐，连同那灰蒙蒙的耷拉着的白大褂，使这老爷子每一动作都拖泥带水。我想他必是丹尼斯医生的另一位候诊者了，便立刻站起，腾椅子给他。却听一个大嗓门说：“我们哪里不对劲？”这大嗓门竟属于这老头儿。
他看看有七十好几，听听却不老不残。我一时愣着，挂一个无利无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么就成了“我们”。
老大爷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调整好了，空出一只手，伸给我：“丹尼斯。”
我这个很会见风使舵的人居然会如此失教养地木讷，令我事后很悔。我尽量以柏克莱的“无歧视”精神来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于失望过度而没了力气。他像是根本没看见我随时有可能找借口溜走，然后马上打电话请保险公司把我从丹尼斯老头的监护下挪出来，而随便谁，爱谁是谁，不姓丹尼斯就好。在如此的心理冲突和沮丧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例提问。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种杂技平衡鹤立着，把我的回答记录下来。在一本黄颜色带格的信纸上画着字，为将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写得大而疏松。很快就写下去半个本子。其间他告诉我他如何出了车祸，手术如何完美。然后他强调地说：“你知道吗？我是个退休军医。”原来他的大嗓门和大动作都是军旅作风。
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头，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老医生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太要紧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处方吧——睡觉前做爱。”可以想像我当时的神色。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爱是最好的催眠药。”他声音响得马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做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二词的精神余震中复元时，见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舒服，大声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和约定下次就诊的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点的安眠药。”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美国俗话：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间于对和错的“军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逼来了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粗重，眼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点，晓得好歹，孩子。”
后来我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