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犬也有乡愁_刘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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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阿康还有一个不死的梦。



　　　　　　　　　　　　　　　　　六



　　阿康执意要送我下楼。



　　他说有的球迷为了看他，特意横穿大半个上海到他的小店里买烟，每次都让他很感动。何况我从广西来。



　　楼下一片漆黑，阿康挪着不太灵便的身躯走出很远，帮我找了一辆出租车。



　　车灯刷地亮了，阿康似乎有些惊惶，步履蹒跚地闪在一边。他费力地弯下高大肥胖的身子，隔着车窗朝我挥手告别。刹那间，我发觉他的背驼得厉害，头发也掉了许多。



　　我痛苦地扭过头，对司机说：开车。



　　都市的迷离灯光像磷火般扑来，又倏然飘远。我的眼泪无声地渗出。



　　　　　　　　　　　　　　　　后记



　　岁月如歌。张惠康的岁月，是悲歌。



　　多少年来，国足始终是我们愤愤唾骂的对象。我们满腔愤怒，我们痛心疾首，但却甚少想过：他们的感受如何？他们的命运如何？面对晚景凄凉的失败者，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走出沼泽地带？



　　张惠康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守门员，他没能赶上职业联赛的好时光。但愿他是最后一个悲剧的承受者。



　　让我们充满敬意地目送每一个曾为中国足球鞠躬尽瘁的苍老背影。　（20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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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到上海看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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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开窗。夹着雨点的浓雾像鳗鱼般游进来。街巷边的法国梧桐裸着枝桠，远处的楼厦郁郁地立在雨中。这是残冬，上海最冰冷的季节。



　　某位女作家曾以小资情调的眼光将这座城市描摹为巨大的花园。但是，那些蜷缩在后花园角落里避寒的流浪汉注定被人们遗忘，例如张惠康，这位中国足球史上最优秀的门将。（楷体）



　

　　我握着电话号码簿，迟疑不决。在这阴晦的天气里去见贫寒落魄的张惠康，彼此的心境都会变得颓唐无比。离开上海的日子渐渐近了，终于守到风高云霁，拨通电话，阿康在那端用上海话激动地嚷，像逢见失散多年的兄弟，许久他才突然醒悟，改用普通话嘟哝着你还记得来我家的路吧。



　　此前我在遥远的南宁见到了张惠康。那晚中央台的《足球之夜》播了些泛黄的陈年镜头，1987年中国队战胜日本进军奥运，阿康搂着贾秀全的肩一齐在草地上跑着、笑着。那时的阿康单纯、健康，对即将袭来的漆黑命运毫无预感。



　　阳光穿透云翳泻下来，阿康将瑟缩的手笼在旧棉袄里，佝偻着立在街口等我，像无数坐在巷角守候糊口饭碗的民工。他憨憨地望着我，咧开嘴，脸上慢慢渗出些笑容，一双粗糙如沙砾的手伸过来。我说你的气色比去年强多了，阿康便有些喜悦，他拉我看自家新做的铁皮彩票亭，像天真的孩童炫耀自己的新玩具。我也为阿康境况的改善而兴奋，记得去年5月他只能困窘地蹲在手推车边卖彩票，凭一顶太阳伞遮蔽风雨。



　　两名女子在照料着彩票亭。瘦小憔悴的中年妇人是阿康的姐姐，我曾见过。还有一名面容朴实肤色微黑的姑娘，一直垂着头，有些羞怯。我敏感地盯了她几眼。



　　后来才知道，这位姑娘叫小孙，来自山东，早年当过护士、售货员，经历坎坷。两个月前，她经人介绍与阿康相识。为中国足球耗尽半生青春的阿康，已经不知罗曼谛克为何物的阿康，终于在临近四十岁时，寻见了世间唯一肯与他搀扶着走向后半生的痴情女子。据说小孙不懂足球，但每逢有人跟她提起阿康的辉煌经历时，她总是一脸幸福。



　　阿康邀我到家里坐坐。家中的摆设依旧寒碜、凌乱。阿康的父亲已不复是去年那位健康矍铄的老人，他患了中风，瘫痪在床，见了我，口中只呀呀地叫。阿康的母亲像遇见远道而来的亲戚，忙不迭端来热毛巾。坐了一会儿，她便赶阿康带我出去吃饭，说是晚些时候上海东方电台的记者也要过来采访。



　　我和阿康走在阳光里，他领我到一家快餐店，我探头一看说换个地方，阿康涨红了脸，怯生生地说你觉得不好吗？我说吵了点，便扯他到邻街富丽堂皇的酒楼，点了一道最贵的人参乌鸡火锅。阿康是鲜到这种地方的，刚开始有些手足无措，或许是窗外的冬日阳光晒暖了心情，他渐渐不再正襟危坐，和我一起大口灌酒。



　　我一直为阿康的贫穷深深悲哀着。他一辈子都与富贵无缘，当国家队守门员时只能领些微薄的津贴，退役后又病重多年，失业多年。去年阿康曾高兴地告诉我，他将去亲戚开的公司里上班了。我问他都干些啥，他说是接电话收传真之类。我明白那是打杂，可这毕竟是阿康多年来的第一份工作。但今年阿康被炒了鱿鱼，他想打杂都不行了。



　　微醺的我隔着水汽腾腾的火锅直视着阿康，竭力挤出笑容，我说你看新世纪都来了你一定会越活越好的。这话一出口连自己都觉得迷茫。阿康表情混沌地应着是呵是呵。他絮絮叨叨地说自己正在努力攒钱，想修缮一下房子，趁早把婚事办了。我惊诧地发现阿康的脑子已经康复了许多，能够较清楚地表述语句，不像去年那般言语错乱，如同梦游者的自呓。我坚信这是爱情的伟大力量扶起了摇摇欲坠的阿康。我伤感而欣慰地笑着，端起酒杯，说了一句滥俗的话：祝你和小孙白头到老永远幸福。



　　阿康有些激动，像觅见曙光的疲惫的夜行者。他说他很爱小孙，也依然爱足球，平时去踢业余球赛时，小孙总在一旁帮他抱衣服。只是聊到中国足球时，阿康的目光黯淡了下来。他说想在世界杯外围赛出线太难了，但愿那帮年轻兄弟们运气比自己好。



　　几个月后，我们将追随米卢率领的中国队去逐猎世界杯之梦。我不知道，当亿万球迷欢呼或痛哭时，是否还记得十二年前跪在新加坡草地上怔怔落泪的张惠康，记得那群只差一步到罗马、如今沦落在民间苦苦谋生的悲情英雄。



　　我抬腕看表，说撤退吧。阿康笨拙地拦住我，焦急地说：你别付账让我来。我奋力拖他，径自走向柜台，阿康像做错事的孩子，满眼愧疚和不安。他的目光让我悲痛，那些混迹于甲a甲b大把挣银花钱的富豪球员，永远不会流露如此善良的眼神。我说阿康别忘了我们是好兄弟。



　　回到阿康家里，东方电台的记者何晓已守候多时。他们台里搞了一系列春节前慰问贫困市民的活动，阿康属于特困户，何晓代表电台捎来了两千元慰问金，阿康腼腆地拒绝着，最终推辞不过。阿康垂着头，给我们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咖啡。



　　何晓告诉我，1996年沪港杯时她在上海虹口体育场见过阿康。那时阿康光着膀，腰间扎一根草绳，蓬头垢面的模样颇吓人。我们都知道这副装束意味着什么。如今的阿康，已经能清晰地说话了，已经懂得为客人沏咖啡了，已经找到女朋友了，我们都心酸地为他高兴着。



　　阿康的母亲拉着何晓的手，一边流泪一边用上海话唠叨。我费劲地听了许久，只听懂她翻来覆去的一句：阿康现在连扫地的都不如。他太老实。阿康坐在一边默然不语，把臃肿的脸深深埋在膝盖中。坐在旁边的还有一位阿康幼年时的体校队友，如今在青岛的中国足球学校任教练，他从张惠康谈到曲乐恒，从转型前后的足球体制谈到运动保险，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张惠康是旧体制缺陷的牺牲品。这位昔年队友每次从青岛返沪，都竭尽全力地为阿康奔走游说，但他的努力犹如泥牛入海。



　　阿康的悲剧太独特了，独特得无法复制。听何晓说，阿康的母亲拉着她倾诉了儿子这些年来的苦难。上世纪90年代初，阿康在香港南华队受重伤后返沪，治疗后仍能上场比赛，但由于有人作梗，被残酷地剥夺了重返上海队的机会。阿康的女友是80年代末中国女排最著名的明星，随后也飘然而去。无数次比赛失利、无数球迷的唾骂都从未击倒阿康，但这回，失业、失恋连同伤病彻底摧毁了他。整整五年，阿康闭门不出，像哑巴一样沉默地活着。他甚至曾绝食六天。阿康的母亲泣不成声地说：儿子一生命苦，只能怨苍天，如今老两口唯一的心愿，是帮他娶个媳妇。



　　电话铃响了，是阿康的球友约他去踢球。我正想拍些照片，也随了去。球场在普陀区体校里，破旧多洼，寸草不生，童年的张惠康曾无数次在这里摸爬滚打。阿康所在的业余球队由一群年迈的退役球员组成，实力极强，前不久刚在上海社区联赛中夺魁，阿康自然还守门，六场比赛仅丢两个球。据球队教练说，许多球迷都涌来看这次场面寒酸的业余球赛，就为见一见阿康这位曾傲视足坛的一代国门。



　　阿康客串后卫。对手是普陀体校的少年们，他们灵若狸猫，一次次盘过面容浮肿的迟暮英雄张惠康，轻巧得像推倒多米诺骨牌。阿康蹒跚地奋力跑着，像一只悲伤而苍老的鸭。



　　下半场阿康照旧守门。我站在立柱后说阿康再见，他跑过来，无言地看着我，握手。他匆匆离去，重新伫立在与他厮守几十年的球门前，那专注的神情，与十多年前电视上那位中国队1号毫厘不差。



　　黄昏毫无征兆地降临。最后一缕夕阳余晖黯淡下来。阿康半弯着腰，静止地等着，像麦田上守望无际黑夜的稻草人。（2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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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色篇　　望见故乡，望见前列腺

［t。xt小，说［天堂｝

　　我最近迷上了研究《笑林广记》。《笑林广记》里的哲理特别多，比非典病人还多。有一则故事是这么说的：丈夫外出坐船，忘记了勿将头手伸出窗外的交通规则，结果被迎面而来的船夹伤了手指，回家时娘子为其包扎时，满脸忧虑地说：官人，下次切勿站在船头小便。



　　这充分说明了行走江湖的凶险，一不小心，下半身和下半生的幸福就会在瞬间夹碎。



　

　　我厌倦了江湖，所以前些天回了趟故乡。我下了飞机，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戴着硕大无朋的口罩，许多人怯怯地望着我，他们的神情像湍流边惊恐的绵羊。我哭丧着脸想，我被故乡抛弃了，故乡不要我了。而这一切，都是缘于我两年前一不小心去了广州。



　　后来去北海旅游，宾馆服务员用特工般的眼神穿过我的额头，然后抵达肺部，她问：从哪里来？我想在她眼里我身上一定有不少冠状病毒。我摸出身份证，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来自南宁。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黎明唱的《我来自北京》，在歌里他也是结结巴巴地“i，i，i　was　born　in　beijing〃，现在我怀疑他也是心里有鬼，估计也就一昌平农民。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坐在暮色中的沙滩，潮汐像按摩女的手一样游上了我的脸，我忽然涕泪横流——被海水呛的滋味确实难受。四周已经寂寥，空气中弥漫着败落的气息，我忆起了多年前这个海滩的繁华：众多女游泳教练正诲人不倦，许多帐篷外摆着两双鞋……俱往矣，sars就像击碎海潮的礁石，遏止了我们的一切欲望。



　　父母在，不远游。非典在，不旅游。没人正好，在人影稀落的夜晚，我，一个来自广州疫区的人，正在奋力饕餮，虾蟹不可少，而不喝海蛇汤更是犯罪——对自己的胃犯罪。我在买单时捂着胀痛的胃想：生活在没有sars的天空下是多么幸福。



　　饱暖思那个什么，所以我又去了星岛湖逛水浒城外景地，有个景点是潘金莲洗浴的地方，当年用的大浴盆还在。据说拍戏时王思懿体恤剧组人员辛劳，于是放他们全进入拍摄现场，以示犒军，据野史记载，当时那群饿汉的鼻血和口水一齐往下淌，令浴盆里的水位上升不少。



　　快艇载着满嘴哈喇子的我飞行在湖面上，我想起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五年前。似乎只是打了个盹儿，一切都已远去，行走的路径是一条单行线，我们回不去了。



　　回到南宁，去酒吧喝酒，昔年壮硕无比的朋友病恹恹地说：我喝不动了，前列腺不好。忽然便想起吾友连岳在专栏里所说：当你明白性的时候，人生已经过去了百分之五十，前列腺也已经肿大了百分之五十。又想起费翔好多年前唱的歌：我曾经豪情万状，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其实归来时，不仅有空空的行囊，还有胖大海一样的前列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