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辩论词名篇快读_李天道-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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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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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本栋（1902…1949），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1902年7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少年时代在福州求学。192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入斯坦福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24年获工学学士学位。1924年入麻省伍斯特工学院，第二年获电机工程学学士。接着转而学习物理，于1927年获理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1927至1928年，萨本栋应聘为伍斯特工学院研究助理及西屋电机制造公司工程师。在此期间，他先后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上发表了《关于空气中的火花的研究》及《三相系统的非平衡因素》两篇论文，创造性地将并矢方法和数学中复矢量应用于解决三相电路问题，得到当时国际电工界的高度评价。他对各种真空管的性质和效能也有极好的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普通物理学》被当时的大学广泛采用。

　　1937年3月，萨本栋从美国讲学载誉归来，回清华大学任教，和叶企孙等人共同建设和发展了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7月6日他被任命为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接受任命的第二天，芦沟桥事变发生了。不久，战火就燃烧到了祖国东南沿海。地处厦门前沿的厦门大学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师生的安全起见，学校暂迁到当时的公共租界鼓浪屿，借用英华中学及闽南职业学校的部分校舍上课。不久，他与有关方面磋商，认为祖国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仍需维持，决定将厦门大学内迁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从楼舍设备一应俱全的厦门校址迁到一无所有的偏僻山城长汀，教学与生活都遇到极大的困难。他迎难而上，先租用长汀饭店和附近民房为教职员宿舍，然后借用专员公署，修整文庙祠堂为图书馆、实验室，又在北山之麓等处建造新校舍，挖修防空洞，为建设厦门大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他又为恢复和重建中央研究院做出了极大努力。

　　萨本栋不仅是一位着名的学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抗战期间，厦门大学曾发生了一次维护民族尊严的舌战。舌战的主人公和胜利者即是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先生。以下便是辩论的精彩片段。

　　辩词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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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厦门大学从英国请来一位a教授讲学。

　　a教授到校的当天晚上，校长萨本栋以礼相待，设宴招待。

　　酒会上，a教授借酒耍强国威风，大放厥词，说：“我看这厦门大学破破烂烂的，还不如我英伦三岛之中小学校。”

　　萨校长解释说：“抗战时期，因陋就简，但教学质量，厦门大学一向从严。”

　　但a教授依然目中无人，振振有辞，唾沫四溅地说：“欧美开风气之先导，执科学之牛耳。敝国有诗圣拜伦、雪莱，剧怪莎士比亚，现代生物学之父达尔文，力学之父牛顿。可叹泱泱中华，国运蹇促，岂可侈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邦乎？”说罢，他还举目四顾，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

　　萨校长一点没有卖他的账，针锋相对地驳斥他说：“a教授先生，你别忘了，中国的李白、杜甫如彗星经天之日，英伦还是中世纪蒙昧蛮荒之时，中国李时珍写下《本草纲目》

　　之际，达尔文之父乃其祖不知在哪里！”

　　a教授有些语塞，但仍在强词夺理，说：“校长阁下，请记住，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伍斯特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造就了您的学识和才能！”

　　萨校长说：“博士先生我提醒您，中华文明曾经震惊世界。没有中国远古的四大发明也决不会有不列颠帝国的近代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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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教授最终对萨校长心悦诚服。后来一直在厦门大学教书，认真努力，直到抗战胜利。

　　妙语佳言

　　中国的李白、杜甫如彗星经天之日，英伦还是中世纪蒙昧蛮荒之时，中国李时珍写下《本草纲目》之际，达尔文之父乃其祖不知在哪里！

　　中华文明曾经震惊世界。没有中国远古的四大发明也决不会有不列颠帝国的近代产业革命。

　　论辩技巧

　　以上论辩，萨校长的制胜法宝是善于抓住对方的错误命题的要害，用具体的案例给予有力的驳斥。

　　所谓要害，亦即实质，它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关系到对方立论的基础。在辩论时。抓住对方的要害部位实施进攻，就会动摇对方的立论基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技术叫攻其要害。而主攻命题法是攻其要害的重要形式之一。主攻命题法就是通过反驳，确立对方命题虚假性或不理性的一种进攻方法。一般说来，辩论中的双方如果不是在辩论过程中推理、语言等出现大的错误，胜败的关键就在于命题了。如果在辩论中发现对方命题的错误性或不合理性，善辩者往往会马上组织力量，迅速而有效地予以反击。

　　在辩论中，萨本栋就是紧紧抓住对方的错误命题的要害，运用主攻命题之法给予对方有力的驳斥。英国教授在酒会上大放厥词，说厦门大学不如“英伦三岛之中小学校”。因临时迁校之故，学校条件艰苦简陋在所难免。所以，首先萨校长不卑不亢解释说：“抗战时期，因陋就简，但教学质量，厦门大学一向从严。”“欧美开风气之先导，执科学之牛耳。……可叹泱泱中华，国运蹇促，岂可侈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邦乎？”英国教授气焰嚣张，得意忘形。殊不知，他的这一番看似无懈可击的大话留有致命的弱点——只看到中国目前之现状，无视中国之历史，而以英国的辉煌现状与中国目前之落后现状作比，以至以偏概全，得出不符历史的荒谬观点。果然，萨校长紧紧抓住对方的错误命题的要害，当仁不让，一针见血驳斥说：“教授先生，你别忘了，中国的李白、杜甫如彗星经天之日，英伦还是中世纪蒙昧蛮荒之时，中国李时珍写下《本草纲目》之际，达尔文之父乃其祖不知在哪里！”在不可辩驳的铁的事实面前，英国教授自然无可反驳，旋即转移话题：“校长阁下，请记住，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伍斯特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造就了您的学识和才能！”欲以此打乱萨本栋的阵脚，摆脱尴尬。机智的萨本栋不为所动，得理不饶人：“博士先生，我提醒您，中华文明曾经震惊世界。没有中国远古的四大发明也决不会有不列颠帝国的近代产业革命。”萨本栋以其睿智善辩狠狠打击了对手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民族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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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迁长汀期间，萨本栋患了严重的胃病，有时卧床不起。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功课，他就让机电系学生到他的床前听讲。胃病发作时，稍微停顿一下，然后又继续讲下去。他还患有风湿症，发作时非常严重，曾经撑着拐杖上课堂讲课，乃至拐杖掉落在地而不能俯身拾起。他的这种自我牺牲、忠于事业的精神，使许多学生感动得流下热泪。

　　萨本栋十分重视基础学科的教育，特别是语文科。他认为要搞学术研究，除掌握专业知识及本领外，还必须有广泛的基础知识。他要求学生除能熟练地掌握本国语言外，还要较熟练地掌握一国以上的外语。在萨本栋的倡议下，对学生举行了语文特殊试验（即今考试），分国文及英语两科，不及格者不能毕业。他要求文科学生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科学生也不能没有社会科学知识；他提倡名教授要教基础理论课，并身体力行亲自讲授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他为教好理工科基础课而编写的《实用微积分》，受到本校师生的普遍欢迎和各校的采用。在萨本栋的带头示范下，有一大批名教授走上一年级基础课讲台，对提高厦门大学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萨本栋博学多才而且苦干实干。抗战期间，某些课程师资不足时，他都不辞辛苦地亲临第一线“救急”。他代教过的课程有普通物理学、普通制图学、机械制图等等。在那艰苦岁月里，他由此又被誉为一个“Ｏ型”代课者，每周上课时数曾经达二十课时左右，超过专任教授的任课时数。一位校务极其繁忙的大学校长兼任如此之多的课时，简直难以令人置信。

　　萨本栋不但在工作、教学上“身先士卒”，在廉洁奉公方面更堪称楷模。1937年厦门大学刚改为国立时，“国、省库经费迄未领到”，教职员工资无法照发。为克服困难，萨本栋发出布告，规定预支标准：“（一）校长薪俸按三成五支领；（二）教授及高级职员薪俸在200元以上者按六成支领；（三）副教授、专任讲师、助教及其他职员薪俸在101元至200元者按七成五支领；在51元至100元者按九成支领；在50元以下者按全数支领。”其克己奉公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全体教职员工。萨本栋的夫人黄淑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昔称体育健将标枪名手。虽然当时厦门大学很需要女生的体育指导员，但由于校部规定领导人员或教授不能搞裙带关系，不能安插自己的亲属到学校里工作，黄淑慎只能当义务指导而不能当正式教师，没有领取薪俸及任何津贴。尽管如此，她上体育课依然非常认真，且十分关心女生的健康和生活，几年如一日。萨本栋的堂弟萨师煊曾写道：“他在厦门大学当了七年校长，除初去时带了一个亲戚当秘书外，没有再引用我们家里一个亲人。在招生上，他也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我们家中有几个堂弟、妹多次投考厦门大学，因分数不够，照样未被录取。”萨本栋日常生活则饮食简易、衣着俭朴，经常身穿布质中山装，脚着双钱牌球鞋在校内奔忙，新来的同学往往以为他是校内工友。由于萨本栋严于律己，为政清廉，他才敢也才能坚持原则，刚正不阿。当时驻长汀的国民党某军军长亲自登门找他，要求让其儿子免试入学。萨本栋严词拒绝，表示欢迎他的儿子通过考试录取后来厦门大学学习。国民党海军某部司令也曾写信给他，以其儿子能录取入学为条件，愿将所属造船厂的机械设备送给厦门大学。萨本栋指着这位“慷慨”将军的信对学校其他领导和教师们说，绝不能拿学校的规章制度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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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法庭坐次应按日本投降时的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


　　梅汝璈

　　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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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汝璈（1904－197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大法官，中国着名法学家。江西省南昌人。

　　1926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应聘到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1946年，梅汝璈教授以其在我国法学界的地位及本人的学识，被选定为我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国际大法官。1946年春天，梅博士受命代表中国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9年全国解放，梅汝璈怀着对共产党的由衷敬仰，由日本回到中国，12月1日，他秘密由香港回到了北京，受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热情欢迎。1950，梅汝璈出任新中国的外交顾问。不久又被推选为外交学会常务理事和法学会理事。1954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他是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3年，梅汝璈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九岁。1976年，他的家属遵嘱半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和判决书底稿无偿捐献给国家，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飞往日本东京。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以后在长达两年半的审叛中，梅汝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超人的智慧，表现为意志坚定而头脑冷静、推理严谨而逻辑性强，口才雄辩而措辞精当，积极伸张正义，认真维护法律公正，使大家对中国法官刮目相看，博得了众法官与听众的饮佩与赞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有十一国的法官组成，除中国之外，还有美、英、苏、加、法、新、荷、马、菲和澳大利亚。各国法官聚齐东京后，大家首先关心的是法庭的座位排列顺序。庭长是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法官韦伯担任。庭长当然居中位。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属于谁呢？法官们展开热烈讨论。谁都明白，座次表示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的地位。庭长韦伯想让两位和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国法官梅汝璈主张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列。座次的排列论战结果是以梅汝璈取胜而告终。以下辩词即是梅汝璈舌战十四法官的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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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