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辩论词名篇快读_李天道-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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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质时，他才开始回答。
辩词精选
李烈均问张学良：“你知道犯的是什么罪吗？”
张答：“我不知道我犯的什么罪。”
李烈均翻开陆军刑法有关胁迫统帅的条款给张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能如此胆大妄为？”
张学良态度从容，理直气壮地说：“我对委员长实行兵谏，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
李烈均：“我们向你提出的几个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意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张学良看完后，李烈均继续发问：“你身为军人，为何劫持长官，进行叛变？”
张答：“这个问题实在重大，一切经过的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得很清楚，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便可明白，在此地我不能随便说，但我绝对不是劫持委员长，而是爱护委员长；我也决不是叛变，相反我是爱护我们国家和民族。我迫不得已实行兵谏，完全是为抗日救国而发。眼看我中华民族，党已不党，国将不国，兵连祸结，政以贿成。满心期望通过兵谏，委员长能受到震动，反躬自问，没想到我一片赤忱却落得这个下场，耿耿此心，天日可以作证。我在委员长面前陈述过我们的意见，表示我们的主张，怎能说是叛变呢？如果说是叛变的话，请问审判长，蒋委员长不是安全回到南京，我张某人不是跟随他到南京了吗？”
李烈均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你自己策划的？”
张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个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张学良继而问李烈均：“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李烈均说：“当然可以。”
张学良问：“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此事？”
李烈均答：“有这件事。”
张学良：“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反对他的专横独裁与称帝？”
李烈均：“正是。”
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李烈均斥责道：“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怎能与袁世凯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又能归罪于谁？”
朱培德、鹿钟麟两审判官见审判长李烈钧和张学良僵持不下，遂请审判长宣布休息片刻。
顷刻之后，继续开庭。
李烈均正颜厉色地说：“你在西安所为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应该据实招供。否则，将会对你不利。”
鹿钟麟也插言：“汉卿，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你非不知，幸勿失此良机。”
张答：“是，是。”
李烈均继续问：“委员长勋业彪炳，待人宽厚，你何以会出此大不韪的举动？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
张学良直言不讳地说：“我在西安发动事变，确有改组政府的意图，而根本目的仍无非要求委员长团结御侮，抗日救国。”
李烈均追问：“既然如此，又为何亲送委员长返京？”
张学良答：“我在事变中，看到委员长的日记，从日记中看出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及恐日派等分子所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所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委员长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
李烈均：“你将中央和地方大员统统拘留起来，这不是叛变吗？”
张学良答：“审判长，您不提这班大员倒也罢了，您定要提起他们，我只好直说。这班大员平时穷奢极欲，把国家大事丢在脑后，我国糟到今天这种地步，他们是有责任的。这班大员勇于营私，怯于抗战，一点为国家民族牺牲的思想都没有，难道这班人也值得受人敬佩吗？比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安扣留期间，还有心情调戏万耀煌的姨娘，这种老而好色之徒，您还认为值得敬佩吗？”
李烈均急忙制止说：“此事与本案无关，不要说了。”
张学良驳斥道：“这怎能说与本案无关呢？”
军法审判草草了事，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五年”。
妙语佳言
凡事都有个根，如果这个根没有毛病，它的枝叶一定鲜艳茂盛；如果这个根有了毛病，它的枝叶便要枯萎坠落。
这班大员勇于营私，怯于抗战，一点为国家民族牺牲的思想都没有，难道这班人也值得受人敬佩吗？
论辩技巧
这篇辩论词义正词严。义正词严，是一种从正面阐述正确的道理，摆出事实，并以严肃的言词说服别人的一种谋略。面对强权，不怕暴虐，不畏邪恶，敢于挺身而出，从正面说明事件的正确性、必要性，说明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去启发、影响、折服对方。而对强权转弯抹角，旁敲侧击在此时就会显得软弱无力。
要在辩论中战胜对方，首先要使自己站在真理的立场上，实事求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格言都说明坚持正义在论辩中的威力，首先来自真理的征服力和事实的雄辩力。打仗用兵，讲究师出有名。正义在手，所谓“师直为壮，曲为老”。师直才能气壮，义正方能词严。只有坚持正义、坚持原则，才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才能说服人、征服人。
在这篇法庭辩论中，深蒙千古之冤的少帅张学良不卑不亢，实事求是，义正词严：“我绝对不是劫持委员长，而是爱护委员长；我也决不是叛变，相反我是爱护我们国家和民族。我迫不得已实行兵谏，完全是为抗日救国而发。眼看我中华民族，党已不党，国将不国，兵连祸结，政以贿成。满心期望通过兵谏，委员长能受到震动，反躬自问，没想到我一片赤忱却落得这个下场，耿耿此心，天日可以作证。……”而对李烈均为自己编织的“胁迫长官、意图叛变”的罪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巧妙运用“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反对他的专横独裁与称帝”来证明自己用兵谏的方式制止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是无罪的，同时在答辩中，对国民党大员穷奢极欲，不理国家大事，生活腐化堕落以致党已不党，国将不国，兵连祸结，政以贿成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弄得李烈均窘态百出，只得赶紧地宣判。张学良在法庭上的答辩，充分表现了他光明磊落的赤诚爱国之心，和敢作敢当的大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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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导演下，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下午，张学良接到国民政府发布的特赦命令：
“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出席军法会审后，曾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汉卿保证回西安。”如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就是长期监禁。
李烈钧以后在提起审判张学良时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谋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何罪之有？蒋介石以怨报德，表面上是特赦，实际上是把张汉卿终生禁锢。”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１２月４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７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９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十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１６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周恩来等于１６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并于１５、１９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２２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谈判。经周恩来等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２４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２５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中国共产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1990年12月9日，因发动西安事变被国民党当局长期监禁的张学良将军，在台湾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nhk）的采访，他回顾了当年发动兵谏的情况，并回答了记者的其他问题。
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张说：
“那时我不想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为什么中国人之间要流血呢？”
“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不管对方是谁，我愿意抛弃自己的权力和生命，进行抵制，这就是我的本性。”
他说，他是反对内战的。
“当时部队（东北军）内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
“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不愿同共产党作战而失掉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
“在那之前，我和蒋介石先生有时也发生意见分歧，但还没有像那次（指发动兵谏）那么严重。”
当时，日本正在扩大侵华战争，可是蒋介石的基本战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说：“我就主张攘外安内（攘外为先），就是对外就能安内。”他于1936年4月秘密访问延安，同周恩来会谈，并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电请在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周恩来到西安商讨善后事宜。
张学良说，他与周恩来都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以前曾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延安事先曾进行过商谈的张学良与周恩来基本达成一致抗战的认识。张学良说，“尽管我们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他对周恩来的评价是“（他的）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刻”，“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到很清”。
1936年12月24日晚，实现了蒋介石与周恩来的直接会谈。张说，是他领周恩来去见蒋介石的，他并列席了会议。张学良没有介绍会谈的详细情况，但他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
在谈到西安事变后护送蒋回南京而遭到监禁时，张学良说，当时周恩来是反对他这么做的，“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他说，他知道去南京将被逮捕，但还是去了南京。“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张学良早年曾去日本参观军事演习。
他说这给他“留下很不好的印象，我感到这是日本人在向我示威”。
“日本人这么做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促使我反抗日本人”，“日本当年完全是侵略的态度，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的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杀死后，张学良感到“家仇国恨集于一身”，但他说，他“一点都不怕日本军，如果他们在杀死我父亲后再杀死我，我相信一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张学良出现”。
时值张将军九十大寿，来自欧美的新闻记者曾争先恐后地要对他进行采访，但是，张学良从“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这一强烈的愿望出发，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单独采访。他说，他主要是想对日本青年说明，“不要动用武力，用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