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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闲话闲说_阿城-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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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几十年来的封闭,当然使我这样的人寡闻,自然也就孤陋。

    记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

    于是到处打听这张爱玲,却没有人知道,看过的人又都说《倾城之恋》没有什么嘛,我知道话不投机,只好继续纳闷下去。幸亏不久又见到柯灵先生对张爱玲的介绍,才明白过来。

    《围城》也是从海外推进来,看后令人点头,再也想不到钱钟书先生是写过小说的,他笔下的世俗情态,轻轻一点即着骨肉。我在美国或欧洲,到处碰到《围城》里的晚辈,苦笑里倒还亲切。

    以张爱玲、钱钟书的例子看,近代白话文到他们手里才是弓马娴熟了,我本来应该找齐这条线,没有条件,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到处剔牙缝。

    还有一个例子是沈从文先生,我在八十年代以前,不知道他是小说家,不但几本文学史不提,旧书摊上亦未见过他的书。后来风从海外刮来,借到一本,躲在家里看完,只有一个感觉:相见恨晚。

    我读史,有个最基本的愿望,就是希望知道前人做过什么了。如果实际上有,而“史”

    不讲,谈何“史”呢?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恰是个没有出版的时期,所以难于形成“读者”观念,至今受其所“误”,读者总是团雾。

    但写的时候,还是有读者的,一是自己,二是一个比我高明的人,实际上就是自己的鉴赏力,谨慎删削,恐怕他看穿。

    我之敢发表小说,实在因为当时环境的孤陋,没见过虎的中年之牛亦是不怕虎的,倒还不是什么“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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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

    我因为七九年才从乡下山沟里回到北京,忙于生计,无暇它顾,所以对七六年后的“伤痕文学”不熟悉。有一天在朋友处翻检旧杂志,我从小就好像总在翻旧书页,忽然翻到八零年一本杂志上的《受戒》,看后感觉如玉,心想这姓汪的好像是个坐飞船出去又回来的早年兄弟,不然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

    《受戒》没有得到什么评论,是正常的,它是个“怪物”。

    当时响彻大街小巷的邓丽君,反对的不少,听的却愈来愈多。

    邓丽君是什么?就是久违了的世俗之音嘛,久旱逢霖,这霖原本就有,只是久违了,忽自海外飘至,路边的野花可以采。

    海外飘至的另一个例子是琼瑶,琼瑶是什么?就是久违了的“鸳鸯蝴蝶派”之一种。三毛亦是。之后飘来的越来越多,头等的是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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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戒》之后是陕西贾平凹由《商州初录》开始的“商州系列”散文。平凹出身陕南乡村,东西写出来却没有农民气,可见出身并不会带来什么,另外的例子是莫言。

    平凹的作品一直到《太白》、《浮躁》,都是世俗小说。《太白》里拾回了世俗称为野狐禅的东西,《浮躁》是世俗开始有了自为空间之后的生动,不知平凹为什么倒惘然了。

    平凹的文化功底在乡村世俗,他的近作《废都》,显然是要进入城市世俗,不料却上了城市也是农村这个当。

    一九四九年以后,城市逐渐农村化,以上海最为明显。

    我去看上海,好像在看恐龙的骨骼,这些年不断有新楼出现,令人有怪异感,好像化石骨骼里长出鲜骨刺,将来骨刺密集,也许就是上海以后的样子。

    《废都》里有庄之蝶的菜肉买单,没有往昔城里小康人家的精致讲究,却像野战部队伙食班的军需。明清以来,类似省府里庄之蝶这样的大文人,是不吃牛羊猪肉的,最低的讲究,是内脏的精致烹调。

    因此我想这《废都》,并非是评家评为的“颓废之都”,平凹的意思应该是残废之都。

    粗陋何来颓废?沮丧罢了。

    中文里的颓废,是先要有物质、文化的底子的,在这底子上沉溺,养成敏感乃至大废不起,精致到欲语无言,赏心悦目把玩终日却涕泪忽至,《红楼梦》的颓废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最后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见原来并非是白茫茫大地。

    你们不妨再去读《红楼梦》的物质细节与情感细节,也可以去读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或者读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当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我读《废都》,觉到的都是饥渴,例如性的饥渴。为何会饥渴?因为不足。这倒要借《肉蒲团》说一说,《肉蒲团》是写性丰盛之后的颓废,而且限制在纯物质的意义上,小说主角未央生并非想物质精神兼得,这一点倒是晚明人的聪明处,也是我们后人常常要误会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摹写无论《金瓶梅词话》还是《肉蒲团》,要反用“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为“饥汉子不知饱汉子饱”来提醒自己。

    汉语里是东汉时就开始出现“颓废”这个词,我怀疑与当时佛学初入中土有关。汉语里“颓废”与“颓丧”、“颓唐”、“颓靡”、“颓放”,意义都不同,我们要仔细辨别。

    顺便提一下的是,《废都》里常写到“啸”,这啸是失传了又没有失传。啸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对着墙根儿遛嗓子,啸与声带无关,是口哨。我们看南京西善桥太岗寺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的砖画,这画的印刷品到处可见,其中阮籍嘟着嘴,右手靠近嘴边做调拨,就是在啸。记载上说阮籍的歌啸“于琴声相谐”,歌啸就是以口哨吹旋律。北宋儒将岳飞填词的“满江红”,其中的“仰天长啸”,就是抬头对天吹口哨,我这样一说,你们可能会觉得岳武穆不严肃,像个阿飞。后来常说的翦径强盗“啸聚山林”,其中的啸也是口哨,类似现在看体育比赛时观众的口哨,而不是喊,只不过这类啸没有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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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的冯骥才自《神鞭》以后,另有一番世俗样貌,我得其貌在“侃”。天津人的骨子里有股“纯侃”精神,没有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妖狂,也没有北京人的老子天下第一。北京是卖烤白薯的都会言说政治局人事变迁,天津是调侃自己,应对神速,幽默妩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圆形,质好多变。

    侃功甚难,难在五谷杂粮都要会种会收,常常比只经营大田要聪要明。天津一地的聪明圆转,因为在北京这个“天子”脚边,埋没太久了。

    天津比之上海,百多年来亦是有租界历史的,世俗间却并不媚洋,原因我不知道,要由天津人来说。

    我之所以提到天津,亦是有我长期的一个心结。近年所提的暴力语言,在文学上普通话算一个。普通话是最死板的一种语言,作为通行各地的官方文件,使用普通话无可非议,用到文学上,则像鲁迅说的“湿背心”,穿上还不如不穿上,可是规定要穿。

    若详查北京作家的文字,除了文艺腔的不算,多是北京方言,而不是普通话。但北京话太接近普通话,俗语而在首善之区,所以得以滑脱普通话的规定限制,其他省的方言就没有占到便宜。

    以生动来讲,方言永远优于普通话,但普通话处于权力地位,对以方言为第一语言的作家来说,普通话有暴力感。内地的电影,亦是规定用普通话,现在的领袖传记片,毛泽东说湖南话,同是湖南人的刘少奇却讲普通话,令人一愣,觉得刘少奇没有权力。

    由于北京的政治地位,又由于北京方言混淆于普通话,所以北京方言已经成了次暴力语言,北京人也多有令人讨厌的大北京主义,这在内地的世俗生活中很容易感到。我从乡下回到北京,对这一点特别触目惊心。冯骥才小说的世俗语言,因为是天津方言,所以生动出另外的样貌,又因为属北方方言,虽是天子脚边作乱,天子倒麻痹了,其他省的作家,就沾不了多少这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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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有“寻根文学”,我常常被归到这一类或者忽然又被拨开,搞得我一副踉踉跄跄的样子。

    小说很怕有“腔”,“寻根文学”讨厌在有股“寻根”腔。

    真要寻根,应该是学术的本分,小说的基本要素是想象力,哪里耐烦寻根的束缚?

    以前说“文以载道”,这个“道”是由“文章”来载的,小说不载。小说若载道,何至于在古代叫人目为闲书?古典小说里至多有个“劝”,劝过了,该讲什么讲什么。

    梁启超将“小说”当“文”来用,此例一开,“道”就一路载下来,小说一直被压得半蹲着,蹲久了居然也就习惯了。

    “寻根文学”的命名,我想是批评者的分类习惯。跟随的,大部分是生意眼。

    但是“寻根文学”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就是其中开始要求不同的文化构成。“伤痕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文化构成是一致的,伤是自己身上的伤,好了还是原来那个身,再伤仍旧是原来那个身上的伤,如此循环往复。“寻根”则是开始有改变自身的欲望。

    文化构成对文学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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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寻根文学”却撞开了一扇门,就是世俗之门。

    这扇门本来是《受戒》悄悄打开的,可是魔术般地任谁也不认为那是门。直要到一场运动,也就是“寻根文学”,才从催眠躺椅上坐起来,慌慌张张跑出去。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世俗之气漫延开了,八九年前评家定义的“新写实文学”,看来看去就是渐成气候的世俗小说景观。

    像河南刘震云的小说,散写官场,却大异于清末的《官场现形记》,沙漏一般的小世小俗娓娓道来,机关妙递,只是早期《塔铺》里的草莽元气失了,有点少年老成。

    湖南何立伟是最早在小说中有诗的自觉的。山西李锐、北京刘恒则是北方世俗的悲情诗人。

    南京叶兆言早在《悬挂的绿苹果》时就弓马娴熟。江苏范小青等一派人马,隐显出传统中小说一直是江南人做得有滋有味,直至上海的须兰,都是笔下世俗渐渐滋润,浓妆淡抹开始相宜。又直要到北京王朔,火爆得沾邪气。

    王朔有一点与众不同,不同在他居然挑战。我前面说过,世俗小说从来没有挑战姿态,不写文学史为自己立言,向世俗文学挑战的一直是新文学,而且追到家门口,从旁看来,有一股“阶级斗争”腔。

    有朋友说给我,王朔曾放狂话:将来写的,搞好了是《飘》,一不留神就是《红楼梦》。我看这是实话,《飘》是什么?就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世俗小说。《红楼梦》我前面说过了,不知道王朔有无诗才,有的话,不妨等着看。

    王朔有一篇《动物凶猛》,我看是中国文学中第一篇纯粹的青春小说。青春小说和电影是一个很强的类,我曾巴望过“第五代导演”开始拍“青春片”,因为他们有机会看到世界各国的影片,等了许久,只有一部《我的同学们》算是张望了一下。看来“第五代”真地是缺青春,八十年代初有过一个口号叫“讨回青春”,青春怎么能讨回呢?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一把年纪时讨回青春,开始撒娇,不成妖精了?

    上海王安忆的《小鲍庄》,带寻根腔,那个时期不沾寻根腔也难。到《小城之恋》,是有了平实之眼的由青春涌动到花开花落,《米尼》则是流动张致的“恶之华”。

    王安忆后来的《逐鹿中街》是世俗的洋葱头,一层层剥,剥到后来,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正在恨处妙处。王安忆的天资实在好,而且她是一个少有的由初创到成熟有迹可寻的作家。

    南京苏童在《妻妾成群》之前,是诗大于文,以《狂奔》结尾的那条白色孝带为我最欣赏的意象。这正是在我看来“先锋小说”多数在走的道路,努力摆脱欧洲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余韵,接近二十世纪爱略特以后的距离意识。

    当然这样粗描道不尽微意,比如若以不能大于浪漫的状态写浪漫,是浪漫不起来的,又比如醋是要正经粮食来做,不可让坏了的酒酸成醋。总之若市上随手可买到世界各类“精华糟粕”只做闲书读,则许多论辩自然就羞于“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苏童以后的小说,像《妇女生活》、《红粉》、《米》等等,则转向世俗,有了以前的底子,质地绵密通透,光感适宜,再走下去难免成精入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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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小说,最怵“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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