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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闲话闲说_阿城-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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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在礼下庶人这一点上是照抄明。王利器先生辑录过一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分为“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会舆论”三部分,仅这样的分法,就见得出礼下庶人的理路。略读之下,已经头皮发紧了。

    民国初年的反“吃人的礼教”,是宋以后礼下庶人的反弹,只不过当时的读书人一竿子打到孔子。孔子是“从周”的,周是“礼不下庶人”的。我说过了,被误会的总是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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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不上大夫”是维护权力阶层的道德尊严,这一层的道德由不下庶人的礼来规定执行。孔子入太庙每事问,非常谨慎,看来他对礼并非全盘掌握,可见礼的专业化程度,就像现在一个画家进到录音棚,虽然也是搞艺术的,仍要“每事问”。孔子大概懂刑,所以后来做过鲁国的司寇,但看他的运用刑,却是防患于未然,有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

    先秦以前世俗间本来是只靠刑来治理,所谓犯了什么刑条,依例该怎么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反对当时晋的赵简子将刑条铸在鼎上公之于众,看来刑的制定和彝器,规定是不让“民”看到而知之。

    大而言之,我体会“礼不下庶人”的意思是道德有区隔。刑条之外,庶人不受权力阶层的礼的限制,于是有不小的自为空间。礼下庶人的结果,就是道德区隔消失,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俗世,再加上刑一直下庶人,日子难过了。

    解决的方法似乎应该是刑既上大夫也下庶人,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礼呢,则依权力层次递减,也就是越到下层越宽松,生机越多。

    你们看我在这里也开起药方来,真是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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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读书人总免不了要开药方,各不相同。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北京正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戏剧性场面的那段时期,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抄家,揪斗走资派,著名的街道改换名称。一天中午,我经过西单十字路口,在长安大戏院的旁边有一群人围着,中国永远是有人围着,我也是喜欢围上去搞个明白的俗人,于是围了上去。

    原来是张大字报,写的是革命倡议,倡议革命男女群众夏天在游泳池游泳的时候,要穿长衣长裤,是不是要穿袜子记不清了,我记得是不需要戴帽子。

    围着的人都不说话,好像在看一张讣告。我自己大致想象了一下,这不是要大家当落汤鸡吗?

    游泳穿长衣的革命倡议,还没有出几百年来礼下庶人的恶劣意识,倒是围着的人的不说话,有意思。

    像我当时那样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你不提穿长衣游泳,我倒还没有想到原来是露着的,这样一提,真是有鲁迅说的“短袖子”的激发力。我猜当时围着的成年人的不说话,大概都在发挥想象力,顾不上说什么了。我想现在还有许多北京人记得西单的那张大字报吧?

    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我们不妨来篇《礼下庶人的湿衣》。

    我在美国,看选举中竞选者若有桃色新闻,立刻败掉,一般公民则无所谓,也就是“礼不下庶人”的意思。因此美国有元气的另一个特点是学英雄而少学圣贤。我体会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有英雄的意思,但要求英雄还要有理性,实在太难了,所以虽然教育普及读书人多,可称知识分子的还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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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改造国民性”。

    也许有办法改造国民性,比如改变教科书内容曾改变了清末民初的读书人,所以民初有人提倡“教育救国”,是个稳妥可行的办法,只是中国至今文盲仍然很多。

    但通过读书改造了自己的“国民性”的大部分读书人,又书生气太重,胸怀新“礼”性,眼里揉不进砂子,少耐性,好革命,好指导革命。

    我在云南的时候,每天扛着个砍刀看热带雨林,明白眼前的这高高低低是亿万年自然形成的,香花毒草,哪一样也不能少,迁一草木而动全林,更不要说革命性的砍伐了。我在内蒙亦看草原,原始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后不能恢复,道理都就在这里。

    我后来躺在草房里也想通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一厢情愿,而且它们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都不是,皮、毛到底还是可以分开的。

    糟粕、精华是一体,世俗社会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们由语言而转化的分别智。

    鲁迅要改变国民性,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悲剧也在这里。

    所谓悲剧,就是毁掉英雄的宿命,鲁迅懂得的。但终其一生,鲁迅有喜剧,就在于他批判揭露“礼下庶人”的残酷与虚伪,几百年来的统治权力对这种批判总是扑杀的。我在这里讲到鲁迅,可能有被理解为不恭的地方,其实,对我个人来说,鲁迅永远是先生。

    我想来想去,怀疑“改造国民性”这个命题有问题,这个命题是“改造自然”的意识形态的翻版,对于当下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意识,我们不妨多读一点弦外之音。而且所谓改造国民性,含礼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国文化的命运大概在于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处也许就是脱数百年来的礼下庶人,此是我这个晚辈俗人向“五四”并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诸英雄的洒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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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

    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

    世俗总是超出“观”,令“观”观之有物,于是“观”也才得以为观。

    我讲来讲去,无非也是一种“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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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观过了世俗,再来试观中国小说。

    “五四”以前的小说一路开列上去不免罗嗦,但总而观之,世俗情态溢于言表。

    近现代各种中国文学史,语气中总不将中国古典小说拔得很高,大概是学者们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说史在心中比较。

    小说的价值高涨,是“五四”开始的。这之前,小说在中国没有地位,是“闲书”,名正言顺的世俗之物。

    做《汉书》的班固早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话“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小人才写小说。

    我读《史记》,是当它小说。史是什么?某年月日,谁杀谁。孔子做《春秋》,只是改“杀”为“弑”,弑是臣杀君,于礼不合,一字之易,是为“春秋笔法”,但还是史的传统,据实,虽然藏着判断,但不可以有关于行为的想象。

    太史公司马迁家传史官,他当然有写史的训练,明白写史的规定,可你们看他却是写来活灵活现,他怎么会看到陈胜年轻时望到大雁飞过而长叹?鸿门宴一场,千古噱谈,太史公被汉武帝割了卵子,心里恨着刘汉诸皇,于是有倾向性的细节出现笔下了。

    他也讲到写这书是“发愤”,“发愤”可不是史官应为,却是做小说的动机之一种。

    《史记》之前的《战国策》,也可作小说来读,但无疑司马迁是中国小说第一人。同是汉朝的班固,他的功绩是在《汉书》的《艺文志》里列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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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

    后来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狐怪,却没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龄则是请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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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还有和尚的“俗讲”,就是用白话讲佛的本生故事,一边唱,用来吸引信徒。我们现在看敦煌卷子里的那些俗讲抄本,见得出真正世俗形式的小说初型。

    宋元时候,“说话”非常发达,鲁迅说宋传奇没有创造,因有说话人在。

    不过《太平广记》里记载隋朝就有“说话”人了,唐的话本,在敦煌卷子里有些残本,例如有个残篇《伍子胥》,读来非常像现在北方的曲艺比如京韵大鼓的唱词,节奏变化应该是随音乐的,因为有很强的呼吸感。

    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杭州一地就有说话人百名,不少还是妇女,而且组织行会叫“书会”。说话人所据的底本就是“话本”。

    我们看前些年出土的汉说书俑,形态生动得不得了,应该是汉时就有说书人了,可惜没有文字留下来,但你们不觉得《史记》里的“记”“传”就可以直接成为说的书,尤其是《刺客列传》?

    宋元话本,鲁迅认为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变迁。我想,除了说话人,宋元时民间有条件大量使用纸,也是原因。那么多说话人,总不能只有一册“话本”传来传去吧?

    汉《乐府》可唱,唐诗可唱,我觉得宋诗不可唱。宋诗入理,理唱起来多可怕,好比文化大革命的语录歌,当然语录歌是观念,强迫的。宋词是唱的。

    中国人自古就讲究说故事,以前跟皇帝讲话,不会说故事,脑袋就要搬家。

    春秋战国产生那么多寓言,多半是国王逼出来的。

    王蒙讲了个《稀粥的故事》,有人说是影射,闹得王蒙非说不可,要打官司。其实用故事影射,是传统,影射得好,可传世。

    记得二十年前在乡下的时候,有个知青早上拿着短裤到队长那里请假,队长问他你请什么假?他说请例假吧。队长说女人才有例假,你请什么例假!他说女人流血,男人遗精,精、血是同等重要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请遗精的例假?队长当然不理会这位山沟里的修辞家。

    我曾经碰到件事,一位女知青恨我不合作,告到支书面前,说我偷看她上厕所。支书问我,我说看了,因为好奇她长了尾巴。支书问她你长了尾巴没有?她说没有。

    乡下的厕所也真是疏陋,对这样的诬告,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没看,只能说个不合事实的结果,由此反证你没看。幸亏这位支书有古典明君之风,否则我只靠“说故事”是混不到今天讲什么世俗与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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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时读书人不能科举做官,只好写杂剧,应该说这是中国世俗艺术史上的另一个“拍案惊奇”。

    元的文人大规模进入世俗艺术创作,景观有如唐的诗人写诗。

    元杂剧读来令人神旺的是其中的世俗情态与世俗口语。

    “杂剧”这个词晚唐以来一直有,只是到元杂剧才成为真正的戏剧,此前杂剧是包括杂耍的。台湾“表演工作坊”来美国演出过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体例非常像记载中的宋杂剧。

    金杂剧后来又称“院本”,是走江湖的人照本宣科,不过这些江湖之人将唱曲,也就是诸宫调加进去,慢慢成为短戏,为元杂剧做了准备。从金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到元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脉络。

    中国古来的戏剧的性格,如同小说,也是世俗的,所以量非常之大。道光年间的皮簧戏因为进了北京成为京剧,戏目俗说是“唐三千宋八百”,不过统计下来,继承和新作的总数有五千多种,真是吓死人,我们现在还在演,世俗间熟悉的,也有百多出。

    元杂剧可考的作者有两百多人,百年间留下可考的戏剧六百多种。明有三百年,杂剧作者一百多人,剧作三百多种,少于元代,大概是世俗小说开始进入兴盛,精力分散的原因。

    由元入明的罗贯中除了写杂剧,亦写了《三国演义》,等于是明代世俗小说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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