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和蝴蝶_冯唐-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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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英国大使馆的半大老头说，还是留着吧，北京也没有《阁楼》卖，你老婆也不在，他说，是啊是啊。还有手机，申请了一个语音信箱，中英文各录一遍，大意说，我到南方去了，有话就撂下。反复听了好几遍录音，才勉强接受，电话里那个公鸭嗓的男声是我自己的。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羁绊。颐和园的西堤和故宫后屁股上的筒子河，我带不走，但是要使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看一眼，闻一鼻子，能摸的地方慢慢摸两把：一棵是桑树，另一棵也是桑树。古玩城带不走，但是坏蛋仗义行侠的玉商小崔劝慰我，香港有个荷里活道，道上也有坏蛋玉商，如果我眼力比他们毒辣，这些坏蛋玉商偶尔也被迫仗义行侠，“还有，还有，记住，别买传世的，一定只要大开门的生坑货。”小崔说。酒肉朋友带不走，我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赶三个局，基本都见过了，至少能抵三四个月，不去念想。康宁按摩院的独眼龙老白带不走，我连着做了三个钟，肉体开始恢复弹性变得如同高粱饴，“别急，我决定下月开始到旁边的朝阳中学学习游泳，听说从珠江口游水过香港并不遥远，听说香港最便宜的按摩一个钟也要一百三十八元港币。”独眼龙老白说。三联书店带不走，又买了十几本，行李装不下，继续堆到摞了三层的书箱上，反正楼板下的老蔡总是有危险，反正老妈认定楼板要塌，定了机票，说医生许可之后就飞回来，调整书箱，救老蔡。

然后还有到香港的第二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

工作需要，间或要去蛇口，然后便有到第三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不期望蛇口会比香港少多少麻烦。同叫中国移动和建设银行，北京分公司和广东分公司几乎是两个公司。我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如果不考虑思念，纠缠，反复，以及双方亲友团，简直比换个老婆还麻烦。其实，我和老婆有各自的身份证，护照，手机，分开的户头和房子，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可以共用。过来人孔大说，其实，现在实行新的离婚法了，手续可简单了，将来就更方便了：有个机器象是自动取款机，两个人用结婚证一刷，自动离婚机的玻璃罩子就打开了，屏幕上说，你要离婚吗？两个人同时按y，再分别按个手印确定，自动离婚机里伸出一把剪刀，把结婚证剪了，然后伸出一只小手，一人一个巴掌煽出来，然后就结束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wto了，奥运会就要来了。日子好，即使不能长生不老，总还是希望能延年益寿。两种办法能够延长生命。第一，活得长些。如果活到一百六十岁，相比常人，你就活了两辈子。第二，多些变化。每天换个裤头，每周换个计算机桌面和msn显示名称，每月换个网名和电邮地址，每两三年换个城市，相比常人，你多活好几辈子。

我想，尽管麻烦，第二种还是比第一种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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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战略规划

．小．说．．t．xt．天．堂．
人生的战略规划

冯唐

我痛恨做人生的战略规划，我不想盘算我将来的岁月。

生命妈的太短了，比小鸡鸡还短。在街上瞧见过几十个好看姑娘，摸过几只柔软的手，看过二十来届世界杯和奥运会，开坏三四辆车，睡塌一两张床，喝掉六千瓶啤酒和五百瓶五粮液，用光一千多管牙膏和手纸，挣几百万再花掉几百万，你我就此无疾而终，尘归尘，土归土，乌龟王八鳖。我要是装置艺术家或是行为艺术家，我就把一间小房子搭进美术馆，放满一千多管牙膏和手纸，题目叫做：人生的战略规划。用尽这些牙膏，就没牙可刷了，用尽这些手纸，就没屁股可擦了。在东三环华威桥古玩城的大厅里，我举头四望，大大小小的古董都是我的前辈，在我之前，有上百双手摸过它们，在我之后，还有上千双手排着队伍。如果所有时间是一大锅浓汤，我的生命就是一只苍蝇。

我天生就是做战略规划的，从小就在这方面不平凡。

我有三十本大大小小的记事本，从小学五年级一直记到现在，在保险柜里锁着，比存款更受重视。我回去看我初一的日记，吓着了。里面的一页，沿着时间轴，我画了三个平面，分别表示近期，中期，和远期。接下去第一个项目是古代汉语，近期目标是读完王力的四册《古代汉语》，中期目标是读两通前四史和老庄孔孟，远期目标是通读三千卷二十四史。当时不谙世事，对时间没有概念，对外界吃喝玩乐的诱惑没有概念，远期目标定的是十年，心想，三四十分钟，一天一卷，轻松拿下。如今过了二十年，远期目标才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完成了的三分之一也基本忘掉了九成。只有自己安慰自己，历史是有规律的，看了三分之一，也就知道了百分之八十的人生道理，忘记也是必然的，但是真才实学都在肚子里了，就象吃肉饮酒，排出屎尿，心中留下莲花和佛祖。三个平面指导下的第二个项目是班上气质最好的班花，当时认为气质好，其实就是皮肤白，班花脸如白玉，胳膊好象白萝卜。我的近期目标是从五组调到三组，这样就可以和坐在二组的班花靠在一排。中期目标是一年长高十五厘米，这样就有正当理由要求调到后排，有机会和高挑的班花坐同桌。远期目标是摸摸班花白萝卜一样的胳膊，至于摸过之后又如何，我能得到什么，班花将失去什么，做战略规划时还没有学过生理卫生，想不清晰。后来我成功地调到了第三小组，一年内身高长了十三点五厘米，也终于学习了《生理卫生》，但是那个摸白萝卜的长期目标一直就没有实现。

再后来我进了一个最著名的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受到了最科班最严格的战略规划训练。

五轮面试，咨询公司考我的人都没看过我关于古代汉语和初中班花的规划，但是都通过不同的案例发现了我对于战略规划的潜质。玉要切磋琢磨，数年以后，我练就的战略规划基本思路是：首先定下远景和使命，一个公司和一个人一样，要问，为什么存在。然后根据公司的竞争力和市场的吸引力，明确在近中长期，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即在何处竞争。最后确定如何竞争以及竞争后的财务回报。我清楚，如果套用这个思路，去规划我的二零零五年，我要先定我的远景和使命，比如要流芳多少辈子，要不要努力在文学史上放屁砸坑。然后是什么途径，比如要不要学着写写短篇和中篇小说，时常在大型文学杂志上露些山水，混个脸熟等等。

但是我拒绝这种规划，就象不原意在我面前一字排开二零零五年将用光的十二卷手纸和十二管牙膏，或是在我面前一字排开二零零五年将见到的所有好看姑娘和或许能摸到的柔软的手。尽管我只是一只渺小的苍蝇，我要怀着对未知的敬畏和期待，飞进那锅浓汤，试着坏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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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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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

—《欢喜》序

冯唐

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晚了。尽管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有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两万字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物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弄成个中篇，硬生生结了尾巴。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子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结尾用了一点点这样的处理：加长卡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交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头马xo，看见儿时的傻子骑着棍子走过，傻子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逼。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点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到哥哥家某间十几平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嘛？”我问。

“没问题。蹋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诗里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谈论这个主题，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来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废物利用。于是，二零零四年三月，在我满三十三周岁之前，我发现了一部我十七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蓝黑钢笔水写满的三百二十七页浅绿色稿纸，封存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子里，竟然是个结构和故事极其完整的长篇小说，不可割断，不可截取，《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一点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后，我对这本长篇小说的记忆几乎丧失，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当时的情景如何？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全部忘记了？我无法回答，甚至那些蓝黑钢笔水的字迹和我现在的字体都有了本质的差别，要不是小说结尾清晰写着八九年九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心虚地举目四望，周围鬼影憧憧，我看见我的真魂从我的脚趾慢慢升起，离开我的身体，门外一声猫叫。

我托人将手稿带给出版家熊灿，他说找人录入。他是个有明显窥阴癖倾向的人，在录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打来电话：“你丫小的时候，写的小说很有意思。有种怪怪的味道，说不出来。”

“我打算友情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轩，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不好。浪费了。要你自己用。简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阴柔纯情版哦。”

“你觉得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还好？”

“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真实哦，简直就是活化石，恐龙蛋，有标本价值。你现在和王朔当年一样，记忆都有了变形。嘿，总之，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强。”

“你是说我这之后的十六年白活了，功夫白练了。日你全家。”

“你的孤本在我手上哦，语言要检点哦。毁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再写出来哦。”

“北京是个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页，就找人剁掉你一个指头，少了十页，就剁掉十个指头，少了十一页，就剁掉你的小鸡鸡。”

择了个吉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灿的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优点和不足同样明显。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现在的东西更象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来，必然被满街的男女流氓所伤害。

思量再三，决定基本不动手修改，仿佛拿到一块商周古玉，再伤再残，也绝不动碾玉砣子，防止不伦不类。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岁心脏病发作辞世，拿出来，一定强过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和《黑铁时代》。随手给这个长篇起了个名字，叫做《欢喜》。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有真正的欢喜。

最后，打电话给大哥，开箱翻书的时候一定留神，要是再发现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在那四十四个大箱子里，还隐藏着我少年时代写成的另外三、四个长篇小说。幸亏这些小说当时没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则作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忧伤的仲永。





惟楚有材，于文惟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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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楚有材，于文惟盛

冯唐

湖南女作家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