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集-余秋雨--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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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就像一个大家。”
“我就这样肩扛、手提、背驮,拖拖拉拉地带着一大批礼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国海关遇到了麻烦,因为太像一个走私犯了。我与几个年轻的海关人员说了半天,说我不是走私犯,而是圣诞老人,分发礼物去了。海关人员愕愕地看着我。”
“我又说,其实这些礼物送给谁,我也不知道。村子里的人我还能认识几个?你们收下也可以,我的心尽了。我说的是真话,但海关人员以为我在讽刺他们,非常生气。”
“我知道我错了。他们这么年轻,哪会理解老华侨疯疯癫癫的一片痴心?最后我只得与他们商量,有没有年老的负责人出来与我谈一谈。他们真的找来一位,没谈几句,全都理解了。很快办了手续,放了我这位圣诞老人。”
“接着是一路转车换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乡不知怎么回事,拿了礼物掂量着,连声谢谢也不太愿意说,我腆着脸想与他们叙家常,却总也叙不起来。”
“屋后那座山,应该是翠绿的,却找不到几棵像样的树了。我左看右看,有点疑惑,也许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几十年翠绿色的梦褪了颜色了,我该回来了。”
“但回来刚安定下几个月,又想念了。梦还在做,变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牵肠挂肚。于是再筹划回去一次。不瞒你说,这些年来,我一共已经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点懊丧,回来后很快又想念,颠来倒去,着了魔一般。”
“从去年开始,我与此地几个同乡华侨商议,筹款为家乡办一所小学。到今年已筹到20万,上个月我又回去了,与地方上谈办小学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欢多谈校舍设计和教师聘用,喜欢谈钱。”
“现在我的气又消了。钱不够就再多筹一点吧,只要小学能办起来。”
老医生就这样缓缓地给我说着。他抱歉地解释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说这样的话。说给儿孙们听吧,儿孙们讥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单相思;说给这儿的同乡华侨听吧,又怕筹不到款,他只能在筹款对象面前拼命说家乡可爱。他把许多话留在嘴里,留得难受了,就吐给了我,一个素昧平生却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国人。除了感动得有点慌乱的目光,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他,哪怕是几句比较得体的话。
老医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学生的课桌那么大,这是自然的,药店本身就不大,匀不出那么多地方给随堂医生。桌上放着几本早就翻旧了的中医书籍。他与我讲话时不断请我原谅,说占了我的时间。最后在要不要付医药费的问题上又与我争执起来。我恳求他按照正常计价收取医药费,他终于算出来了,一共8元。报了这个低廉的数字,他还连声说着“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个小时,没见另外有人来找他看病,可见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为我是华侨富商,哪儿啊。你看我这,打肿脸充胖子罢了。”他的语气带着腼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没有成为百万富翁。
其三
本地的报纸陆续刊登了我讲学的一些报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来找我。带来的话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纸,每页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这种稿纸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几刀给我,顺便见个面。
这是好愉快的由头啊,我当然一口答应。他70多岁,姓沈,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博士。在新加坡,许多已经载入史册的国内国际大事他都亲身参与,与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过从关系。在中国,他有过两个好友,一个吴晗,一个华罗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资历深,声望高,在我见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诉我,陪着我想趁机见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是当地戏剧界的前辈,广受人们尊敬,年岁也近花甲,但一见他却恭敬地弯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读您的文章;30年前,我来报考过您主持的报社,没有被您录取……”
沈老从古董店那张清代的红木凳上站起身来,递给我那几刀大号直行稿纸,纸页上已有不少黄棕色的迹斑。稿纸下面,是一本美国杂志newsweek,他翻到一页,那里介绍着一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说,这是他的同学、朋友,今年该是78岁了。我一眼看去,哲学家的照相边上印着一段语录,粗划黑体,十分醒目:
withoutthepoibilityofsuicide,iwouldhavekilledmyselflongago。
沈老说,这本杂志是最新一期,昨天刚刚送到,不是因为有这篇介绍才特意保存的。“一辈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时间又长,随手翻开报刊杂志都能发现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游荡飘零的人,离开了祖国,熬不过异国他乡的寂寞,在咖啡馆蹲蹲,在河边逛逛,到街心花园发发呆,互相见了,眼睛一对就知道是自己的同类,那份神情,怎么也逃不过。不管他是哪个国家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起上酒吧,一起叹气说疯话,最后又彼此留地址,一来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别的地方游荡去了,很难继续联系,只剩下记忆。但这种记忆怎么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么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这个cioran,几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样子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显然这是确实的。newsweek编辑部说cioran原是罗马尼亚人,1937年他26岁时才到巴黎,一个典型的漂泊者。现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一接受采访开口还是谈他的故乡罗马尼亚,他说由于历史遭遇,罗马尼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怀疑主义者。可以设想,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轻的cioran和年轻的沈博士相遇时话是不会少的,更何况那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同时陷于东西方法西斯铁蹄之下。
我们一伙,由古董店老板作东,在一家很不错的西菜馆吃了午餐。餐罢,谈兴犹浓,沈博士提议,到一家“最纯正的伦敦风味”的咖啡座继续畅谈。
新加坡几乎拥有世界各地所有种类的饮食小吃,现在各店家之间所竞争的就是风味的纯正地道与否了。要精细地辨别某地风味,只有长居该地的人才有资格。沈博士在这方面无疑享有广泛和充分的发言权。他领着我们,一会儿过街,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乘电梯,七转八弯,朝他判定的伦敦风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点,说这家日本餐馆气氛对路,那家意大利点心徒有其名。这么大年纪了,步履依然轻健,上下楼梯时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地让开了,于是他真的躲开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间一路逍遥。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全是欧美人坐着,只有我们一群华人进去,占据一角。
“完全像在伦敦。你们坐着,我来张罗。”沈博士说:“别要中国茶,这儿不会有。这儿讲究的是印度大吉岭茶,一叫‘大吉岭’,侍者就会对你另眼看待,因为这是一种等级,一种品格,比叫咖啡神气多了。茶点自己去取,随意,做法上也完全是伦敦。”
当“大吉岭”、咖啡、茶点摆齐,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势,看来要谈一个下午,就像当年在巴黎,面对着cioran他们。他发现我对漂泊世界的华人有兴趣,就随手拈来讲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同胞,他别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只有读博士才能领到奖学金,就一个博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地拿下去。当我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拿到8个博士学位,年岁也已不小。后来,他也不是为生计了,这么多学位戴在头上,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游戏,憋着一口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也许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过特殊刺激,那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没有问过他。见面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昏睡几天,醒来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缆绳,抓不到就成了无头苍蝇,他把一大串学位拿酒拌一拌,当作了缆绳。我离开巴黎后就没听到过他的消息,要是还活着,准保还在考。”
我忙问沈老,这个酒鬼的8个博士学位,都是一些什么专业?沈老说,专业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学、哲学、宗教,也有数学、工程、化学,记不太清了。这么说来,他其实是在人类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儿也不想驻足,像穿了那双红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会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样缺少文化,那样缺少专家,但他却睹气似地把一大群专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身,然后颓然醉倒。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起运的知识酒窖,没准会在最醇浓的时候崩坍。
他肯定已经崩坍,带着一身足以验证中国人智慧水平的荣耀。但是,不要说祖国,连他的好朋友也没有接到噩耗。
“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更怪诞,”沈老说:“大学毕业后没找到职业,就在巴黎下层社会瞎混,三教九流都认识,连下等妓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不知怎么一来,他成了妓院区小教堂的牧师,成天拯救着巴黎烟花女和嫖客们的灵魂。我去看过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带有明显中国口音的法语,竟显得那样神秘;我们几个朋友,则从这种声音里听出了潦倒。”
“亏他也做了好几年,我们原先都以为他最多做一二年罢了。不做之后,他开始流浪,朝着东方,朝着亚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逛过来。逼近中国了,却先在外围转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贡,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截住,汽车里走出了吴庭艳,他在巴黎时的老熟人。吴庭艳那时正当政,要他帮忙,想来想去,他当过牧师,就在西贡一所大学里当了哲学系主任。据说还当得十分称职,一时有口皆碑,俨然成了东南亚一大硕儒。后来越南政局变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想,这个人的精神经历,简直可以和浮士德对话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许会超过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原型写小说,该会出现何等的气魄!中国近代的悲剧性主题,大半汇集在陈旧国门的隆隆开启之中。一代文人把整个民族几个世纪来的屈辱和萎靡,驮着背着,行走在西方闹市间,走出一条勉强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现代喧嚣和故家故国构成两种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着他们,拉得他们脚步踉跄,心神不定。时间一久,也就变得怪异。
这么想着,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还是一径慢悠悠地讲着,也不回避自己。他自己的经历由于常与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牵涉在一起,难于在这里复述,我只能一味建议:“沈老,写回忆录吧,你不写,实在太浪费了。”
沈老笑着说:“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纸?还不是为了写回忆录!但是我写过的几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纸送人。”
我问他撕掉的原因,他说:“我也说不清,好像是找不准方位。写着写着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么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政府首长要我寻找中国大使,我找了几次都错了,亚洲国家的人都长得很像,最后我凭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这样写本来也不错,但是写到最后出问题的是叙述主体。我是谁?算是什么人?在找什么?……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越写越不顺,把已经写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几次。”
我问沈老,什么时候会回中国大陆看看?他说,“心里有点怕,倒也不怕别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叠叠的稿纸一样,见到什么和感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毛毛乱乱的。何况老朋友都不在了,许多事情和景物都变了,像我这样年纪,经不大起了。”
“但我最后一定会去一次的。最后,当医生告诉我必须回去一次的时候。”他达观地笑了。
在等待这最后一次的过程中,老人还会不会又一次来了兴致,重新动手写回忆录?我默默祝祈这种可能的出现。但是,他会再一次停笔、再一次撕掉吗?
他毕竟已经把一叠稿纸送给了我。稿纸上,除了那一点点苍老的迹斑,只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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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龙华
1988年12月15日。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龙华。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一闭眼睛,就能引出不少远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龙华主要成了一个殡仪馆的代名词。记得两年前学院宿舍初搬来时,许多朋友深感地处僻远,不便之处甚多。一位最达观的教师笑着说:“毕竟有一点方便,到时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