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水北_韩少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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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兵帅克》里的滑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捷克作家不也就是实话实说吗？

　　　　我想起另一个作家阿城。阿城杂学颇丰，对国粹遗产尤多独见。他认为中国古代艺术都是集体性和宗教性的，因而也就是依赖催眠幻觉的。那时的艺术源于祭祀，艺术家源于巫师，即一些跳大神的催眠师，一些白日梦的职业高手。他们要打通人神两界，不能不采用很多催眠致幻的手段。米酒，麻叶，致幻蘑菇，一直是他们常用的药物，有点相当于现代人的毒品——阿城曾目睹湖北乡下一些巫婆神汉，在神灵附体之前进食这些古代摇头丸。这样，他们所折腾的楚文化，如果说有点胡乱摇头的味道，有些浪漫和诡谲甚至疯狂，那再自然不过。先秦时期青铜器、漆器、织品上的那些奇异纹样，还有宋代定名的饕餮纹，那些又像牛脸又像猪脸又像鳄鱼头的造型，还值得后人费解吗？它们漂浮升降，自由组合，忽儿狂扭，忽儿拉长，忽儿炸裂，发出尖啸或雷鸣，其实都是催眠成功后的真实幻象。

　　　　在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各种古代器物上的夸张造型比比皆是。照阿城的说法，我们大可不必把它们看成什么风格追求的产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来一个追求，其实也不可思议。它们不过是萨满催眠的产物，甚至不过是古代诸多“毒品”的正常药效。与其说它们是神秘主义的，或者浪漫主义的，或者抽象主义的，或者表现主义的，或者超现实主义的（现代人喜欢制定很多主义），不如说它们更像是致幻药物发作时的视觉变形。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古代艺术其实也就是如实写真。

　　　　我在大学里背记过一大堆文艺学概念，得知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写实白描”，而夸张、变形、奇幻、诡异一定属于其它什么主义，必是文艺家们异想天开的虚构之物。我现在相信，这些概念的制定者们一定不了解捷克警察，不了解古代巫师，同样也没有见识过我家的窗口——推开这扇窗子，一方清润的山水扑面而来，刹那间把观望者呛得有点发晕，灌得有点半醉，定有五腑六脏融化之感。清墨是最远的山，淡墨是次远的山，重墨是较近的山，浓墨和焦墨则是更近的山。它们构成了层次重叠和妖娆曲线，在即将下雨的这一刻，晕化在阴冷烟波里。天地难分，有无莫辨，浓云薄雾的汹涌和流走，形成了水墨相破之势和藏露相济之态。一行白鹭在山腰横切而过，没有留下任何声音。再往下看，一列陡岩应是画笔下的提按和顿挫。一叶扁舟，一位静静的钓翁，不知是何人轻笔点染。

　　　　这不是什么山水画，而是我家窗外的真实图景。站在这里，哪怕是一个最大的笨蛋，也该知道中国山水写意的来处。

　　　　这种山水写意的简约和奇妙曾震住了很多画家，甚至深深吸引过西方的毕加索。它们是古代画师们天才的技术发明吗？也许是。不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或者只说对了一小半。只有那些从未亲眼见过真山实水的理论家们，才会把这些话太当回事，并随后培养出很多刻意求奇的主义发明家。他们把艺术才子培养成一些狂徒，又是一些苦命人，老是皱着眉头，目光发呆，奇装异服，胡言乱语。如果他们无能把艺术搞得怪怪的，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搞得怪怪的；如果无能把自己的内心搞得特立独行，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的外貌搞得惊世骇俗。他们永远的焦虑，就是不知道那个救赎自己的“风格”和“主义”到底在哪里，常常在大海捞针的毕生苦刑中耗尽心血。

　　　　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站在我家窗口来看，写意其实是平易的，简单的，朴素的，差不多就是写实，甚至是老老实实的照相。一个画家，只要他见识过中国南方的山水，尤其是见识过多云多雾的雨季山水，见识过涌入大门和停驻手中的一团团白雾，见识过挂在叶尖和绕在阶前的一缕缕暗云，不大悟于前人的笔墨（比如晕化和破墨），倒是不正常的。

　　　　最大的主义其实是诚实的主义，与放辟邪侈无缘。一切我们颇感新异的艺术样式，无论经过了多少艺术家有心营造，不论受益于多少工具发明和技术改进，就其根本而言，可能都有一个最为现实主义（如果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的经验源点，只是不为后人所知罢了。

　　　　这种生长着想象的源点，隐匿在中国人不曾感受的捷克，正常人不曾体会的巫师，都市人不曾见识的乡间山水那里。如此而已。



　墙那边的前苏联

　　　　我家院墙那边是学校操场，再远处，是时静时喧的教学楼，还有不时冒出鸡鸣鸭叫的教工宿舍。这是一所九年制学校，全乡唯一的学校。

　　　　很多山区的孩子上学太远，没有办法，只好从小学一年级就寄宿。我从校区走过的时候，常看到一些孩子在保姆的指导之下洗脸，洗手，洗碗，乃至解裤带拉屎。稍大一些的学生，把扫地当作狂欢，用扫把搅出满天黄尘，搅出咯咯咯的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学生在那里排练仪仗，只是少先队礼行得不大规范，不但缩头缩脑，而且小小手臂弯曲如钩，钩住自己小脑袋，一付闯祸以后防备毒打的畏缩模样。

　　　　不知什么时候，墙那边有前苏联时期的歌声飘来：

　　　　当年我的母亲，

　　　　通夜没有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

　　　　辞别父老乡邻。

　　　　当时天色刚黎明，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毛巾，

　　　　她祝我一路顺风……

　　　　这是一首著名的俄罗斯歌曲，正在由一位女教师教唱。我很好奇，一首在耳际消失了数十年的歌曲，为何出现在这个老山角落，撞入了我的黄昏？更有意思的是，从这一首歌开始，院墙那边简直成了前苏联，《喀秋莎》，《三套车》，《小路》、《红莓花儿开》，《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一曲曲全成了清脆童声，经常使我恍若隔世，恍若入梦，差一点想翻上墙头，看看墙那边的白桦林和冰雪草原，向红色少年的骑兵军挥手致敬。

　　　　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到学校里去打听教歌的女老师，打听她为什么对这些老歌情有独钟——这些怎么听都有些忧伤和沉重的歌。我得到的消息是：教唱者是一位小姑娘，在这里的四个月的代课已经结束，刚回县城去了。

　　　　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

　　　　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

　　　　小姑娘留下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飞旋，如零散的薄公英随风飘飞不知所往。它们带去的种籽，也许会发芽，也许会枯灭，在血色残阳下的黄昏。



　当年的镜子

　　　　庆爹一进门就说：“你说这事怪不怪？波黑还在打来打去的。这联合国怎么就喊不住呢？”

　　　　我说：“要你不去买码（私彩），你还在买。乡政府喊了这么多回，喊住了你么？”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哼哼嘿嘿，换了个话题：“你说成思危怎么这样会讲呵？好学问，真是好学问。讲一两个时辰，不打一下顿，也不喝口水！”

　　　　我不大熟悉成思危，更不知道这位北京的大人物最近说了什么。说实话，每次见庆爹上门，我总是会从他嘴里得知许多重要大消息，弥补自己的孤陋寡闻。

　　　　说到姓成的，庆爹说成姓人很少见，八溪峒以前倒是有过一位。这就引出了一个故事。据说还是在民国时期，峒里办新学，有了第一所新学堂。一位姓成的女子从安徽逃难而来，在学堂里临时教书，教学生唱很多洋歌，人也长得漂亮，几乎招引全峒的年轻女子前来学堂偷看，看她的明眸皓齿，还有小旗袍和洋口琴。

　　　　日军攻打长沙的时候，常有一批批日军飞机飞来，大概是借汩罗江为地面路标，前去轰炸国军。当地政府接上峰指示，下令收缴所有的镜子，称镜子可以给日本飞机打信号，指方向，因此凡私藏镜子者一律按汉奸论处。安微来的女教师常常梳头，舍不得交镜子，后来被人告发，入了县衙大牢。据说告发者是本地一地痞，曾经拿光洋铺满一茶盘，请女教师去陪酒贺寿。女教师不从，撕碎了请柬。

　　　　地痞恼羞成怒，一状告到县衙门，说女教师教的歌是日本歌，吹的口琴是日本货，有时上山去根本不是为了采什么花，而是拿镜子给日本飞机打信号。这些说法越传越邪。县衙的主审官派人来搜查，果真搜出了女教师的镜子，再加上一顿杖刑，逼对方屈打成招，最后把她当汉奸毙了。

　　　　狗官事后还夸耀：那婆娘太乖致了，照得我眼花。我若不重判，人家一定会说我好色——我一世清名岂不坏在她手里？

　　　　这就是流传很久的一件汉奸案。多少年后，女子的家人从安微前来寻尸，掘开女子的坟墓，发现棺木和尸骨都已化成腐泥，只有一颗心脏完整如初，甚至鲜活血色犹存，让人们大吃一惊。山里人传说：那女子太冤了，所以一颗心怎么也不死。

　　　　诬告者不久就患下大病，肚子胀得像面鼓。家人请来师爷抄写佛经，以图还愿消灾。没料到第一个师爷刚提笔，手里叭啦一声巨响，毛笔逢中破裂，成了一把篾条，没法用来往下写。第二个师爷倒是有所准备，带来一支结结实实的铜笔。这支笔破倒是没有破，但明明蘸的是墨，一落纸上就便成了红色，如源源鲜血自毫端涌出，吓得执笔者当场跌倒，话都说不出来，得由脚夫抬回家去。

　　　　诬告者几个月后终于一命呜呼。



　知情人

　　　　一位后生在镇上做二手车生意，夜里来我家玩玩，说到了电脑上网。我当即拨号上网，搜索了一下桑塔纳二手车的供求信息，打印出来交给他，前后花了十来分钟。他看着那几页纸，大为惊异，说这家伙太神了。

　　　　他骑着摩托没入夜色，回镇上去。第二天早上我妻子去买豆腐，路过熟人家，受邀喝了一杯茶。她身边有一位陌生老汉守着自己的提袋和两捆烟叶，看样子是在等候班车的。他也在喝茶，不知什么时候冷不防问：“你们昨天上了网？”

　　　　我妻子开始没听明白。

　　　　“你们家昨晚没有上网么？”老汉又问。

　　　　“你是说……”我妻子没想到对方问的是因特网。

　　　　“上网呵。在网上找汽车呵。”

　　　　她这才慌慌地说：“是……是……吧？我不大知道。你怎么知道？”

　　　　老汉笑了笑，说他是听秀木匠说的——此木匠是山那边的人，刚才赶着牛从这里路过。

　　　　我妻子不认识秀木匠。更重要的问题是：秀木匠又是听谁说的？

　　　　我与妻子后来都大感惊奇。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早上，也就不到六七个钟头，而且是在夜晚，一个陌生老头怎么这样快就得知上网一事？昨夜来访的后生，与这个路边的老汉，与什么秀木匠，与我们可能尚无所知的张三或者李四，并不住在一处。他们分散在山南岭北，桥头坝尾，互相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刹那间全都成了知情人？从山这边到山那边，又从山那边到山这边，他们组成了怎样的信息链和信息网？要是在城市，我们常常连邻居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倒是在居住分散的乡村，似乎任何房子都成了玻璃房子，任何人都成了玻璃人，以至所有事情都被公众了若指掌。

　　　　从此，我在乡村里对任何陌生人都不敢怠慢和小视。我怀疑这些老人、后生、女子都是重要的知情者。他们一定知道我每天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写过什么，甚至有过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互为眼线，互通机密，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只是不愿意说破罢了。

　　　　他们似乎有一种通过风声和鸟语来洞察世界每个角落的能力。



　隐者之城

　　　　在山村里住久了，我有时会向往都市。倒不仅仅是怀念都市里的舒适和方便，因为做到那一点并不太难，在乡下实现那一切的日子也不会太远罢。

　　　　在我看来，都市生活最大的诱人之处，是人们互为隐者的一份轻松。我们有同事但可能从不知道同事家里发生过什么，有邻居但可能从不知道邻居房门后是何景象。至于更多的客户、乘客、路人、售货员、水管工、邮递员、保险推销人等等，在每个日子里拥挤而来，但因为太密集而被我们视而不见，过目即忘。他们是一些着衣的影子，一些游动的布景或飘忽的面具，其姓名如同假名，其言语如同台词，其服装如同伪装。他们让我们难以辨识也无须辨识，无法深交也不需深交。

　　　　我们真正的同事和邻居是影视片里的知名演员、流行报刊里的新闻人物、网上聊天室里的匿名网友。如果我们顺着电缆一类线索查下去，追查到繁忙媒体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