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水北_韩少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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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之下，蒋子丹把我和妻子召去，千言万语培育我们的爱犬之心，甚至说到了托尔斯泰和昆德拉的狗，其目的不言自明。

　　　　我倒没什么，养条狗就养条狗吧。虽说出外遛狗时稍有犯罪感，好像自己已经穿戴着小礼帽和长马褂，成了呼鹰走马蓄鸡斗虫的纨绔一类，但硬着头皮，顶一顶也就过去了。“受人之托”和“组织摊派”之类的废话，后来也用不着再说。但我妻子从小就怕狗，更有酷爱整洁的毛病，卫生专制主义之下，几无三毛的活路。她闻到三毛的气味时要说三道四，扫到三毛的毛发时也要说三道四，见三毛跳上沙发或者床铺，更似天塌了一般，怒不可遏，声色俱厉，一心要消除这个置全家于万劫不复的乱源。最后，她逼着我联系了另一家，一定要把三毛送走。

　　　　送走之前得把三毛洗刷一番。蒋子丹来给它洗澡，洗着洗着叭嗒一声，眼泪就掉到了澡盆里。我妻子吓了一跳，不看僧面看佛面，等三毛洗完了澡，不再提送走一事，任我含含糊糊地把小狗窝藏下来，算是不了了之。

　　　　我一直相信三毛可以听懂人语。我们后来到乡下，一说到老鼠，它就去看老鼠洞；一说到鸡，它就往鸡埘里跑。所以我相信它一直听懂了我妻子的数落，听懂了妻子对我人犬不分同流合污的的各种谴责。每到这时候，它就缩头缩脑，下巴紧贴前爪，一付等着挨骂的呆样。要是郁闷升级，就夹着尾巴钻到木柜下，赖在一道夹缝里久久不出来。

　　　　妻子说，它挑食的毛病是我惯出来的，跳上椅子和沙发的毛病也是我惯出来的，一见主人出门就要跟脚的习惯更是我溺爱的恶果——只差没有说它对母狗耍流氓也是有人教唆了。为了不让它跟脚，我后来出门时总要扛一把锄头，以示这次出门没什么美事，不过是上地干活，流臭汗，受大累，一点也不爽，这才让它半信半疑放我一马——虽然我一拐弯就把锄头弃在路边，道具用过了就扔。

　　　　妻子觉得这种哄骗更是可笑无比，说不准跟就是不准跟，玩这一套把戏做什么？你对女儿也没有这样惯过！

　　　　“隔辈亲么！”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什么了？”

　　　　“你说了什么，你自己知道！”她的意思是，她被迫当了一回狗娘也就算了，但决不能当狗外婆，不能把女儿也扯到这臭哄哄的关系里来。

　　　　好几年过去了，妻子渐渐接受了三毛，虽然还有一脸严肃的原则性，镇得三毛不敢乱说乱动。但她说到它的时候也经常冒出“我们家三毛……”一类口白。

　　　　这一天，我们走在山路上，惊动了前面一只野鸡，扑拉拉从草丛里飞出来。三毛全身一震，撒腿狂追，拉成一道白线飞射而去，但射到那里就没有下文，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赶上前去一看，发现刚才它是一步扑空，不知草叶下伏有危险，竟坠落到高高的陡壁下去了，正在那里哀嚎。那里是密密的杂林，山势既陡，又没有路，一旦它乱钻，那么不是滚到山坡下，就会迷失在密林里，最终成为猛兽的美餐。

　　　　我命令它不要动，不要动。大概我的声音太急迫，反使它更慌张，急急地四处试探出路，眼看就要误入绝途。

　　　　我抓住一束茅草，准备把自己放下去。妻子说，你这么重，等一下哪个能把你拖上来？我到哪里去给你找起重机？这一想，只好换上她。她平时最厌恶狗的肮脏，但关键时刻演出了三娘救子的勇敢一幕。她在那一刻既不怕蛇，也不怕虫，更不怕摔，钻进叶片锋利的茅草丛，顺着一条暴出土的树根溜下去，一把将慌慌的小狗抱在自己胸口。

　　　　在我的印象中，狗它娘的挺身而出不止这一次。第二次则是在冬天。我们乘飞机去海口，把三毛装进狗笼，交付民航货运，价格倒也不贵。我们抵达海口已是夜晚，到货运处等了好一阵，发现领货的人都走光了，三毛却没有在预定的航班上。妻子有点急，要货运处人员查查，但对方打了好几个电话，还是找不到三毛的下落。这就是说，现在不知它上了哪架飞机，也不知它去了哈尔滨还是乌鲁木齐。“什么货运，你们骗钱！你们白吃饭！……”妻子勃然大怒，把柜台拍得叭叭响，像只冲出牢笼的母大虫，一点风度也没有了，一点思想品德也不讲了，差一点就要跳到柜台里去拼命。“它会渴死的！它四五个钟头没喝水了！受得了吗？你们答应了随机到达，现在倒好，一问三不知，算怎么回事？告诉你，今天不找到三毛，我跟你们没完！没完！……”

　　　　我平生第一次看她发这么大的火。

　　　　幸好柜台那边的男士也养过狗——这是他事后告诉我的。他没有计较女客户的急躁和粗暴，又打出了几个电话，最后长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找到了，狗就在下一个飞来海口的航班上，半个钟头以后降落！

　　　　妻子这才嘟嘟哝哝，不再口出恶言。

　　　　三毛最终是死在海口。没有查出什么病，它就是不进食，一天天消瘦下去，直到油尽灯枯。因为是一只捡来的狗，我们不知它的确切年龄。兽医摸过它的牙齿，说它至少有十一岁，也就是说活到高寿了。作为一条曾经流浪过的狗，作为一条没有什么名贵身份的也不是特别聪明能干的狗，它大体落了个善终。

　　　　面对它目光深处最后的期待，我没有能力相救。

　　　　它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卧伏在我的一只布鞋上，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它是要最后抱住主人鞋上的体温和气息？还是想随着这只鞋子继续旅行？我不得而知。我一直抚摸着它，直到它的目光完全凝定，渐渐熄灭。

　　　　我把它葬在一棵老榕树下，把它的照片扩印了几张，一张留在海口的家里，另一张带回了乡下，置于一个朝向窗外的书柜。我相信，它那双直楞楞的大眼睛，一直在寻找熟悉的花草，蝴蝶，飞鸟以及大黑牛，还有它曾经朝夕相处的咪咪。它是更喜欢山中生活的。这从它每次随我进山时的欢天喜地可以看出来。它下车前就东张西望跃动不安，一旦下车就撒腿狂奔热情万丈，看到牛或者马一类新奇活物更是摇尾不已大呼小叫——虽然有一次大黑牛飞起一脚，把它踢成了一道空中的抛物线，最后落在水塘里。

　　　　我总觉得它的尾巴又快活地摇动起来——在相框之外。

　　　　我相信，我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这家伙也会摇着尾巴，直楞楞地认出我，在那个世界的门口迎接我，结束我们短暂的分手。想到这一点，想到前面的迎候者不但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这样一对熟悉的眼睛，我就觉得那一天没什么可怕。那一天甚至是快活的时光，最终执手相聚的日子。不是吗？

　　　　蒋子丹正在写一本关于动物的书，其中也写到了三毛。第二年的一天，她到我家蹭饭，大概因为写得兴奋，便兴冲冲介绍她笔下情节，关于三毛如何游泳，如何抓老鼠，如何被乡下的大黑牛狠踢了一脚。在这个谈话的过程中，妻子一直在厨房里做菜，好像没有听见。等到上菜，盛饭，开吃，她还是一声不吭，好像桌上的话题与她完全无关。到最后，当蒋子丹说到三毛差一点在机场丢失，妻子突然忍不住大声打断：“求求你们不要再讲——”

　　　　我吃了一惊，回头看她，发现她后半句哽在半张开的嘴里，脸已经扭曲变形，眼里闪动着泪水。她放下筷子，捂住嘴夺路而去，扑进了卧房。

　　　　我们一时手足无措。

　　　　等她擦干了泪水，重新回到饭桌，我们默默地吃饭，不再说那个小小生命。我们开始说陈凯歌和张艺谋的新电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山南水北感激

　　　　将来有一天，我在弥留之际回想起这一辈子，会有一些感激的话涌在喉头。

　　　　我首先会感谢那些猪——作为一个中国南方人，我这一辈子吃猪肉太多了，为了保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蛋白质，我享受了人们对猪群的屠杀，忍看它们血淋淋地陈尸千万，悬挂在肉类加工厂里或者碎裂在菜市场的摊档上。

　　　　我还得深深地感谢那些牛——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它们一直承受着人类粮食生产中最沉重的一份辛劳，在泥水里累得四肢颤抖，口吐白沫，目光凄凉，但仍在鞭影飞舞之下埋头拉犁向前。

　　　　我不会忘记鸡和鸭。它们生下白花花的宝贝蛋时，怀着生儿育女的美丽梦想，面红耳赤地大声歌唱，怎么也不会想到无情的人类会把它们的梦想一批批劫夺而去，送进油锅里或煎或炒，不容母亲们任何委屈和悲伤的申辩。

　　　　……我还会想起很多我伤害过的生命，包括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它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么？如果人类有权吞食其它动物和植物，为什么它们就命中注定地没有？是谁粗暴而横蛮地制定了这种不平等规则，然后还要把它们毫不过分的需求描写成一种阴险、恶毒、卑劣的行径然后说得人们心惊肉跳？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一种富足、舒适、安全的生存，我与我的同类一直像冷血暴君，用毒药或者利器消灭着它们，并且用谎言使自己心安理得。换句话说，它们因为弱小就被迫把生命空间让给了我们。

　　　　如果要说“原罪”，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原罪。

　　　　我们欠下了它们太多。

　　　　我当然还得感谢人，这些与我同类和同种的生命体。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大喜欢人类的人道主义者。我不喜欢人类的贪婪、虚妄、装模作样、贵贱等级分明、有那么多国界、武器以及擅长假笑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但我一直受益于人类的智慧与同情——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与我相伴度过此生，如果没有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我至少不会读书和写作，眼下更不会懂得自省和感激。我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一具没心肝的行尸走肉。

　　　　现在好了，有一个偿还欠债的机会了——如果我们以前错过了很多机会的话。大自然是公正的，最终赐给我们以死亡，让我们能够完全终止索取和侵夺，能够把心中的无限感激多少变成一些回报世界的实际行动。这样，我们将会变成腐泥，肥沃我们广袤的大地。我们将会变成蒸汽，滋润我们辽阔的天空。我们将偷偷潜入某一条根系，某一片绿叶，某一颗果实，尽量长得饱满肥壮和味道可口，让一切曾经为我们作出过牺牲的物种有机会大吃大喝，让它们在阳光下健康和快乐。哪怕是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也将乐滋滋享受我们的骨血皮肉，咀嚼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它们最终知道人类并不是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有一天还能将功补过，把迟到的爱注入它们的躯体。

　　　　死亡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是另一个光荣而高贵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吧，如果没有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将是一次多么不光彩的欠债不还。



　窗前一轴山水

　　　　李陀、刘禾夫妇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大学主持讲习班，抽空来南方乡下走走。闲聊时，李陀说起了一个布拉格的故事。

　　　　他们当时被小偷窃了钱物，幸好把小偷抓了个正着。他们本以为人赃俱在，案子可很快了结。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一到警察局，发现那里像闹哄哄的菜市场，更是一迷宫。好容易找到了管事的警察。警察发现小偷不会说捷语，称法律对此有规定，警察无权审问，只能放人，其它事以后再说。接下来，警察放走施害者却不放走受害者，称法律对此另有规定，他们作为报案人必须留下笔录。再下来，笔录和身份验证好歹都完了，他们离开时却无法物归原主。警察说，钱物是你们的，你们有权领走，但据法律规定，警察只管抓人办案，无权退还财物——这事由另一个部门管，你们得去找他们。可怜李陀夫妇是旅游者，在布拉格停留时间有限，哪经得起菜市场里的这么多折腾？其实这事还没完。因为他们后来总算找到那个摊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告诉他们，你们找对了地方，但你们得明白，物与钱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据法律规定，他们今天只能领走物品。至于钱，对不起，你们下一次……李陀差一点晕了过去。“你到了布拉格，就会明白卡夫卡了，就明白什么是荒诞了。”他摇着头说。

　　　　捷克是个管制苛严的国家，不幸经过历史上奥、匈、德等多个外来占领当局以后，旧法杂糅新法，法律体系变得既繁复又古怪，闹出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并不在情理之外。随便录上一二，大概都可成为卡夫卡和克里玛笔下的荒诞，或是哈谢克《好兵帅克》里的滑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捷克作家不也就是实话实说吗？

　　　　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