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_鲁迅-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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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二三其死三心二意,没有为国捐躯的决心。从《诗·卫风·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变化而来。
(24)“愿汝持盾而归来”二句,是斯巴达妇女在儿子出征时说的话。见普鲁塔克《道德学三四一,F》。
(25)弱也则弃之泰噶托士之谷据普鲁塔克《列传·来库古传》第十六节,古代斯巴达的新生婴儿,必须经过国家长老的检查,认为健壮合格的,才准许父母养育,否则就命令抛到泰噶托士(Taygetus)山谷的弃婴场。
(26)式微衰落的意思。《诗·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
(27)魂魂很盛的意思。《山海经·西山经》:“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
(28)投梭之拒指女子拒绝男子的引诱。《晋书·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29)大逵通往四方的大路。《尔雅·释宫》:“九达谓之逵。”(30)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通译亚里斯多德摩,斯巴达的开国国王,黎河尼佗的祖先。古希腊历史著作《阿波罗多鲁斯》第二卷第八节说他为迅雷击毙。按逃归的武士与开国的国王同名。(31)蝶尔飞神即阿波罗神。蝶尔飞(Delphi),古希腊祭祀阿波罗的神殿,在帕尔那索斯山的南麓。
送O.E.君携兰归国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二月十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与《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同在《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的短讯中刊出。《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君买兰将东归,为赋一绝句,书以赠之。”O.E.即小原荣次郎日语读音的罗马字拼音(ObaraEijiro)的缩写。
当时他在东京开设京华堂,经营中国文玩和兰草。
他们的花园
小娃子,卷螺发,
银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好生拿了回家,映着面庞,分外添出血色。
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偏爱这不干净花,是胡涂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几点蝇矢。
看不得;舍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无话可说。
说不出话,想起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署名唐俟。
集外集桃花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2)。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2)“杨妃红”《开元天宝遗事·红汗》:“贵妃……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题《彷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三月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本诗为日本山县初男索取《彷徨》并要求题诗而作;诗中“独”作“尚”。
题三义塔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2)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奔霆飞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3)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4)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5)六月二十一日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诗中“y稀弊鳌*焰”。西村真琴(1883—1956),日本生物学家。一二八事变时曾来上海。(2)鸠指鸽子,日语称为堂鸠。
(3)大心佛家语,“大悲心”的略称。《大乘起信论》以“欲拔一切众生苦”之心为大悲心。瀛洲,传说中的东海神山,这里指日本。《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皦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4)精禽即精卫。《山海经·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反,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5)劫波佛家语,梵文Kalpa的音译,略称为劫。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重新开始,叫做一“劫”。后人借用指天灾人祸。
田园思想(通讯)
白波先生: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所以我想,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知道。至于我那“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这些话(2),不过是比方,犹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并非真劝人都到山里去。
通信1
霉江先生:
如果“叛徒”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只有暗箭罢了。所以想有战线,必须先有敌人,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若现在,则正如来信所说,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对于《语丝》的责任,只有投稿,所以关于刊载的事,不知其详。至于江先生的文章(2),我得到来信后,才看了一点。我的意见,以为先生太认真了,大约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以为他那些话有这么被人看得值得讨论。
先生大概年纪还青,所以竟这样愤慨,而且推爱及我,代我发愁,我实在不胜感谢。这事其实是不难的,只要打听大学教授陈源(即西滢)先生,也许能够知道章士钊(3)是否又要“私禀执政”,因为陈教授那里似乎常有“流言”飞扬。但是,这不是我的事。
鲁迅。九月一日。
通信2
未名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至于《莽原》,说起来实在惭愧,正如武昌的C先生来信所说,不过“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为什么要办刊物?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宣传主义?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这一类的教授逻辑,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富翁变成乞丐的。——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2)。《现代评论》上有人发议论(3)道,“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虑”(4)?
鲁迅。六,九。
顺便答复C先生:来信已到,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2)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今天寻出漏洞,虽然与我无干,但也就来回敬一箭罢:报仇雪恨,《春秋》之义(3)也。他在《语丝》第二期上说,有某人挖苦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大概可以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4)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名琛终至于败亡,虽然他不过是无主意。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就该是:
“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于是玄同即应据精神文明法律第九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条,治以“误解真相,惑世诬民”之罪了。但因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给末减(5):这两个字是我也很喜欢用的。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2)玄同钱玄同。一九○八年,他在日本东京和鲁迅一同听过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
(3)《春秋》之义《春秋》中有不少地方赞美报仇雪恨,如《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称:“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又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4)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湖北汉阳人,清朝大臣。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任两广总督。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时,他不作战争准备,在家设长春仙馆,供奉所谓吕洞宾和李太白二仙的牌位,扶乩以占吉凶。广州失陷后被俘,送往香港,后又转囚印度加尔各答镇海楼,一八五九年病死。当时人们讽刺他的对联全文是:“不战不和不守,相臣度量,疆臣抱负;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之罕有。”钱玄同在《语丝》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随感录·“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中,引用了这副对联,说:“我觉得这大概可以作为‘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了。”(5)末减减轻罪罚的意思。《左传》昭公十四年:“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晋代杜预注:“末,薄也;减;轻也。”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2)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3)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God(4)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