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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人生的盛宴_林语堂-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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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短短的过程;在中国的绘画里和文艺作品里的乞丐,隐蔽的不朽者,癫僧,或《冥寥子游》中的奇绝的隐士等等的人物中,我们不断地看见这种尊崇愚者的观念。智者在人生的迷恋中清醒过来了;这种觉悟含着一种浪漫的和宗教的情调,而进入诗的狂想的境界;于是那个可怜的、衣服褴褛的、半癫的和尚,在我们的心目中变成最高的智慧和崇高的性格的象征了。

    傻瓜的讨人欢喜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我相信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世人是憎恶一个跟同伴们来往时过于精明的人的。袁中郎曾写过一篇文章,表白他和他的兄弟为什么情愿用四个极愚笨而极忠心的仆人。任何人想起所有的朋友和同伴时,都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喜欢的人,并不是才能受我们尊重的人,而才能受我们尊重的人,也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人;我们喜欢愚笨的仆人,因为他比较靠得住,因为和他在一起时,我们尽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不必处处提防他。智慧的男人多数要娶不太精明的老婆,智慧的女人多数要嫁不太精明的丈夫。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傻瓜,都因为他们的真癫或假癫,很讨人喜欢,很受人的爱戴。例如,宋代的著名的画家米芾,号“米颠”(即癫),因为有一次穿了礼服去拜一块岩石,叫那块石头做他的“丈人”,遂得到这个名号。他和元朝的著名画家倪云林都有洁癖。又有一个著名的疯诗人,寒山和尚,蓬头赤足,在各大寺院跑来跑去,在厨房里打杂,吃人家剩下来的残羹冷饭,而在庙寺和厨房的墙壁上写不朽的诗。受中国民众所爱戴的最伟大的疯和尚无疑地是济颠和尚,又名济公;他是一部通俗演义的主人公;这部演义越续越长,其篇幅至今约比《堂吉诃德》(don quixote)多了三倍,看来似乎没有完结。因为他是生活于一个魔术、医药、恶作剧和醉酒的世界里,而且具有一种神力,能在距离几百英里远的城市里同日出现。纪念他的庙宇今日还屹立于杭州西湖附近的虎跑。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伟大浪漫天才,如徐文长、李卓吾和金圣叹(他自号为“圣叹”,因为据他说,当他出世的时候,孔夫子的庙堂里曾发出一声神秘的叹息)。虽然和我们一样正常,可是多少因为他们的外表和举动违背传统的习惯,不免给人一种疯狂的印象。



 中庸的哲学:子思

    我相信一种注重无忧无虑、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会劝我们脱离一种太匆忙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因而使人减少实际行动的欲望。在另一方面,现代的人需要这一阵玩世的清鲜的风,因为这对他是有益的。那种向前瞻望的哲学,那种使人类在徒然的、浪费的活动中过生活的哲学,也许比古今哲学中的全部玩世思想遗害更大。每一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生理上的工作的冲动,随时随地可以抵消这种哲学的力量;这种放浪的伟大哲学虽则很受人的欢迎,可是中国人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大多数的人不能成为玩世者,因为大多数的人并不是哲学家。

    所以,据我看来,玩世主义很少有变成大众所崇奉的流行的思想的危险。在中国,道家的哲学获得中国人本能的感应,这种哲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由每首诗歌和每幅风景画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甚至在中国这个地方,人们依然在过着熙熙攘攘的生活,依然有许多人相信财富、名誉、权力,立下决心,热切地要为他们的国家服役。如果不是这样,人们便无法生活下去。不,中国人只在他们失败的时候才做玩世者和诗人;我的同胞多数还是很高明的展览家。道家玩世的思想的影响仅是在减低生活的速度,同时在遇着天灾人祸的时候,引导人民去信仰动作和反动作的自然律,这种自然律结果是会使正义实现的。

    然而,中国思想上还有一种相反的势力,和这种无忧无虑的哲学,自然的放浪者的哲学,站在对立的地位。和自然绅士的哲学对立的是社会绅士的哲学;和道家哲学对立的是儒家哲学。如果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仅是代表消极和积极的人生观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是中国人的,而是人类天性上固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天生一半道家主义者和一半儒家主义者。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照理应该跑到山中去居住,过着隐士的生活,竭力摹仿樵夫和渔父的简朴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樵夫是青山的君王,而渔父是绿水的主人。道家的隐士在山上的白云中半隐半现,一边俯视樵夫和渔父在相对闲谈,一边默念山依然是青的,水继续地流着,完全没有理会到那两个渺小的谈话者的存在。他由这个凝想中获得一种澈底和平的感觉。然而,那种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哲学,终究是拙劣的哲学。

    还有一种哲学比这自然主义的哲学更伟大,这种哲学就是人文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思想上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也能够保存原有快乐的本性的人。一个人如果须离开城市,在山中过着幽寂的生活,那么他不过是一个第二流的隐士,他还是他的环境的奴隶。“城中隐士是最伟大的隐士”。因为他对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不怕环境的影响。所以,一个僧人如果回到社会去喝酒,吃肉,和女人来往,而同时这种行为不会伤害他的灵魂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高僧”了。因此,这两种哲学颇有合并起来的可能。儒教和道教的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两个学说只是代表了两种极端的理论,而在这两种极端的理论之间,是还有许多中间的理论的。

    半玩世者是最优越的玩世者。生活的最高类型终究是《中庸》的作者,孔子的孙儿,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古今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哲学,还不曾有一个发现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所发现的,就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有条不紊的生活——中庸的学说。这种中庸的精神在动作和不动作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其理想就是一个半有名半无名的人;在懒惰中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穷到付不起屋租,而有钱也不至有钱到可以完全不工作,或可以随心所欲地帮助朋友;钢琴会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以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却是做自己的消遣;古董倒也收藏一些,可是只够排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太用功;学识颇渊博,可是不成为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给《泰晤士报》的信件有一半退回,有一半发表了——总而言之,我相信这种中等阶级生活的理想,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理想。李密庵在他的《半半歌》里把这种理想很美妙地表现出来:

    看破浮生过半,

    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

    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

    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

    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

    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

    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

    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

    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

    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

    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

    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

    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

    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

    会占便宜只半。

    所以,我们把道家的现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调合起来,而成为中庸的哲学。因为人类生于真实的世界和虚幻的天堂之间,所以我相信这种理论在一个前瞻的西洋人的心目中,初看起来也许很不满意,可是这依然是最优越的哲学,因为这是最合于人情的哲学。归根结底说来,半个林白是比一个林白更好的,因为比较快乐。我相信林白如果只飞越大西洋的半程,一定会快乐得多。我们承认世间非有几个超人——改变历史过程的探险家、征服者、大发明家、大总统、英雄——不可,可是最快乐的人终究还是那个中等阶级的人,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经济独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过一点点事情,仅是一点点事情,在社会上有点名誉,可是不太著名。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当一个人的名字半隐半显,经济在相当限度内尚称充足的时候,当生活颇为逍遥自在,可是不是完全无忧无虑的时候,人类的精神才是最快乐的,才是最成功的。我们终究须在这尘世生活下去,所以我们必须把哲学由天堂带到地上来。



 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

    所以,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当地混合起来,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与不动作之间;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与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在世界上的一切哲学之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美满的理想了。还有一点更加重要,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观念的混合,产生了一种和谐的人格;这种和谐的人格便是一切文化和教育的公认目的。我们在这种和谐的人格中,看见一种生的欢快和爱好,这是值得注意的。

    要我描写这种人生的爱好的性质是很困难的;用一个臂喻来说明,或叙述一位人生的爱好者的真事迹;是比较容易的。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很自然地浮上我的心头。当我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的。他不曾做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日依然是一堆照澈古今的烽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反抗尘世欲望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和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文学的浪漫主义,与道家的闲散生活和反抗儒家的教义,已经在中国活动了两百多年,而和前世纪的儒家哲学合并起来,造成这么一种和谐的人格。在陶渊明的身上,我们看见那种积极的人生观已经丧失其愚蠢的满足,而那种玩世的哲学也已经丧失其尖刻的叛逆性(我们在托洛的身上还可以看见这么一种特质——这是一个不朽的标志),而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在宽容的嘲弄的精神中达到成熟期了。在我的心目中,陶渊明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种混合中,感官和心灵是和谐相处的。因为理想的哲学家能够了解女人的妩媚而不流于粗鄙,能够酷爱人生而不过度,能够看见尘世的成功和失败的空虚,能够站在超越人生和脱离人生的地位,而不敌视人生。因为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所以他的生活会象他的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

    陶渊明生于第四世纪的末叶,是一位著名学者和官吏的曾孙;这位著名的学者和官吏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陶渊明少时,以家贫亲老,起为州祭酒,可是不久便辞职,过着耕田的生活,因此患了一种疾病。有一天,他对亲朋们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有一个朋友听见这句话,便给他做彭泽令。他因为很喜欢喝酒,所以命令县公田都种秣谷,后来他的妻子固请种粳,才使一顷五十亩种秣,五十亩种粳。有一次,郡遣督邮至,县吏说他应该束带见督邮,陶渊明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于是他便辞职,写了《归去来辞》这首名赋。从此以后,他就过农夫的生活,有几次人家请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他自己很穷,和穷人一起过活;他在给他儿子的一封信里,曾悲叹他们衣服不整,而且做着平常工人的工作。可是他有一次曾遣一个农家的孩子到他的儿子的地方去,帮他们挑水取柴;他在给儿子的信里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他唯一的弱点便是喜欢喝酒。他过着很孤独的生活,不常和宾客周旋,可是一看见酒的时候,纵使他和主人不认识,他也会和大家坐在一起喝酒的。有时他做主人,在席上喝酒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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