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远行_周国平-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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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夹在安第斯山脉与太平洋之间的一个狭长条。
圣地亚哥
滨鸿通过一个转弯抹角的关系，与这里的一个华人联系上。来了两个人，各开一辆车，带我们去游览。
先到圣母山，山顶有一座巨大的白色大理石圣母雕像，还有一座小巧的圣母教堂。那座圣母雕像丰满而家常，像一个普通妇女，很有人情味。在另一处的一个教堂里，我也发现圣母的雕像比耶稣的雕像大。智利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我尚不明白，为何盛行圣母崇拜。圣母山是市区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俯瞰市景。据介绍，智利共1500万人口，其中600多万居住在圣地亚哥。房屋密集而散布面却很宽，看上去比较陈旧。乘车穿行市区时，我也发现这里的建筑陈旧却不古老，这是一个没有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国家。不过，一些富人区的幽静美观已赶上了发达国家。
在一家餐馆里大吃烤肉。然后，驱车穿过圣地亚哥西北方向的城市瓦尔帕莱索，到达与之毗连的海滨小城维尼亚…德尔马。这个城名直译是“海的葡萄园”，使我想起了聂鲁达的一本题为《葡萄园的和风》的诗集。我们在海滩上坐下。海上浪很大，邵和何下海了，在浪里跳跃着。我没有带游泳镜，怕海浪会把轻飘飘的树脂眼镜冲跑，就只在离岸不远的浅水里站了一会儿，被葛讥为涤足。海滩上满是躺着晒太阳的人，基本上是智利当地人。有两个姑娘在打沙滩板球，剪影很优美。一个小贩扛着货架兜售纸做的小玩具，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尾随着他，眼巴巴地盯着他肩上的货架。
在圣地亚哥住了两个整天，住在极地办的招待站里。第二天，因为新任驻智利大使要来看望大家，让大家别离开。大使是中午来的，谈到长城站的艰苦，潇洒地说，二月份中央代表团到那里的时候，不要特意招待，就让他们睡地铺。这话引起了一阵喝彩。大使在这里吃午饭，他自己受到了特意招待，我们借光吃到了比平时丰盛得多的伙食。
从圣地亚哥到彭塔
晨六时离开住地去机场。八时十五分，飞机起飞。一个多小时后，在一个叫valdivia的地方停留半小时，我们不下机。十二时许到达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彭塔阿雷那斯。全程二千余公里。
飞机刚离开圣地亚哥，可以看见下面是丘陵和农田，天边是雪山。随着高度增加，雪山也降到了我们的脚下，仿佛有一层看不见的玻璃罩在大地上空，在这玻璃上面，这里那里堆着一簇簇白云，而雪山的尖顶穿破玻璃耸立着，像一顶顶白帐篷。有的雪山四周堆满了云，云也像雪堆，分不清哪是云哪是雪。不知何时，窗外只见连绵的云层了。我注意到，如果下面是山谷，云就稀少，地面景物历历可辨，如果是平原，则往往有浓密的云层遮蔽。
当飞机再次下降时，透过小窗看见了大海。飞机在海面上转了一个湾，降落在简陋的机场上。机场外的公路紧邻大海，天格外开阔，也格外蓝，满天白色的云朵。大巴载着我们穿越城市，驶向旅馆。这是一家叫savoy的小旅馆，是中国考察队固定的下榻点，居室还算整洁舒适。
住处也近在海边。也许，这个小城市的任何位置离海都不远。我们到海边去。不知什么原因，近岸的大片海水都呈铁锈色。海滩上到处是垃圾。从海边小巷拐到主街，主街是一条林荫路，一头通往机场，另一头连着全城主要的商业街。林荫路上有一些雕塑，印象最深的是麦哲伦雕像和牧羊人群雕。路侧有一个墓园，栽着许多按照意大利风格精心修剪和排列的柏树。商业街的尽头是军人广场，又有一座很气派的麦哲伦雕像。当年麦哲伦正是从这里经过，发现了南美洲大陆。从地图上看，彭塔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也是以麦哲伦命名的。
彭塔多军人，是个军事基地。这里是从智利通往南极的跳板，看到旅游商店出售的纪念品多企鹅形象，令人想到南极已经不远了。1…03
着陆乔治王岛
因为要赶飞机，清晨四时就起床了。早餐后，走出旅馆，城市仍在安睡，街上静悄悄。朝东望，街的尽头连着大海，海面金光耀眼，街角的一栋房子沐浴在这光芒中，宛如镶着金子的边框。我想起了尼采的句子：在霞光里，连最贫穷的渔夫也摇着金桨。
六时许，大巴把我们运往机场。我们在一座像仓库一样的大房子前下车，把行李搬进这大房子。那里有许多穿着迷彩军装的智利军人，是机场的服务人员。还有若干个穿黄色军装、佩戴智利考察队标志的年轻人，包括三名女性，将和我们同赴乔治王岛。临登机前，我们每个人在一张被称作生死状的纸上签了名，其中写明，如发生意外的事故，乘机者愿意认命。在签名时，大家说说笑笑，使这誓死的仪式化作了游戏。倘若不是集体行动，每个人皆作为个别的人签这样的名，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心情吧。
我们乘坐的那架大力神军用运输机就停在不远处，绿色的机身，看上去很精悍。登机了。机舱里光线幽暗，舱壁上只有不多几个小窗口，客舱与驾驶室之间没有阻隔，连成一体。坐定后环顾，整个机舱像一个长形的帐篷，内壁绷满了帆布，有四排竖向的座位，也是帆布的，靠背用红布带编结而成，大约可以载五、六十人。八时起飞，飞行十分平稳，但发动机的噪音极大，智利军人都戴上了耳机，我们则用法国航班上发的小耳塞塞住了耳朵。两个多小时后，飞机穿越云层下降，从身后的小圆窗可以看见海，接着看见一块大雪糕，那是冰盖的一角。乔治王岛到了。1…04
飞机降落在智利站的机场上。走出机舱，立刻遭遇大风，吹得人直不起腰。可是，天气十分晴朗，映入眼帘的是辽阔的蓝天、巨大的雪堆和盘旋的大黑鸟。那大风，那异样的景象，使人感觉好像是在别的星球着陆了。
俄罗斯站出动了两辆破旧的装甲车，我们挤在里面，一路颠簸，到达长城站。
长城站初步印象
长城站初步印象（12月12日）
在长城站安顿下来了。
长城站建于1985年，经过逐年扩建和修缮，生活设施已经相当完善。整个站区包括十几个建筑，均为铁制结构，为了抗风暴，大多悬空铆在深深插入地下的钢铁支架上。我们住的这一栋两层铁皮楼是1996年增建的，里外都漆成白色，看上去颇新。有二十几间屋子，每间都带卫生间，用具基本齐备，有两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室内颇整洁，因为有电暖气，还相当暖和，室温保持在摄氏二十度上下。我立刻想起，在来这里之前，一位征服过格拉夫冰盖的南极英雄听说了我们的计划，便笑说，你们的南极之行就相当于一次京郊之游，住长城站就相当于住二星级宾馆。看来，此话不单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之豪言或戏言，基本上也是符合事实的。
除了作为住宅的生活栋外，其余建筑皆漆成红色，比较旧，承担着办公、科研、通讯、气象、发电、机车、仓库等功能。我们迎着大风，在即将撤离的十六次队的队长率领下参观了这些设施。
听这位队长介绍，我才知道，比起其他国家的站例如韩国站来，我们的条件就差得多了。韩国站每年的经费是八百万美圆，而我们二站（长城站，中山站）一船（雪龙号）总共才三百万美圆。经济实力的差别明显地体现在生活水准上。他们的食品全部在智利采购，始终是新鲜的，我们的食品则全部是在中国预备，靠雪龙号两年运送一次，因此基本是过期的。在仓库里看见，大米是1995年到期的陈米，有少量今年五月到期的智利大米则是韩国站遗弃给我们的。又如通讯，韩国队租用智利卫星，每月付五千美圆，每个队员都可以随意免费打电话或上网，我们的队员则只能去智利站自费打投币电话，两相比较，虽然都身在极地，心理感受却截然不同。1…46
不止于此，经费的不足还直接影响到科研。站上有一座房子名为科研栋，我亲眼看到，它基本上已是一座空庙，里面没有设备，仅剩的一种地震仪器也打了包准备运回国内了。这里的科考事实上已经停止。我曾奇怪，在我们这十七次队中，为何只有两名度夏队员是科研人员，其余都是行政、勤杂和普通技术人员，此时也就找到了答案。
夜晚十二时，我坐在宿舍的窗前。大风刮了一整天，现在仍在刮，内行估计有八级。窗口朝东，面对着大海。天色渐暗，但仍能清晰地分辨窗外的景物。右侧的海面伸向天边，正前方是企鹅聚居的阿德雷岛，左侧是科林斯冰盖。海滩无沙，全是黑色的石头，一个积水的低洼里落了许多贼鸥。这是我到达长城站的第一天，我的心情是兴奋的，兴奋中却也掺进了一点沉重。
极限体验与文化差异
谈到南极，人们爱用一个词：极限体验。据我看，像我们这样住在暖和的房子里，在离住房不远的范围内走动一番，站在海边看一会儿云、波浪和企鹅，天气好的时候，有组织地上某一个冰盖瞧瞧，是谈不上极限体验的，这个词对于我们始终是一个浪漫的夸张。
不过，就在这乔治王岛上，极限体验仍然是可能的，也确实是存在的。
昨天晚饭时，来了两个捷克客人，他们坐在我们的餐厅里，只喝茶，不吃饭。听说除了这两个男人，还有一对父女，也是捷克站的成员。所谓捷克站，只是姑妄称之，与这个岛上别国的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乔治王岛上，共有八个国家建站，即智利站、俄罗斯站、韩国站、乌拉圭站、阿根廷站、巴西站、波兰站以及我们的长城站。这些站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建立、由国家拨款维持的。唯有捷克站不是国家所建，而是纯粹的民间行为。在纳尔逊冰盖的边缘，也许一开始有几个捷克人在那里盖了一间简陋的屋子，供临时藏身之用，后来每年会有个别爱冒险的捷克人步他们的后尘，也到冰盖上来体验生命的极限，那屋子就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营地。纳尔逊是一个小岛，在长城站南面，基本被冰盖覆盖，无人居住，捷克人就在那里尝试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最简单的生活。去纳尔逊岛要渡过一道海峡，所有的人都是依靠机动橡皮艇越过这海峡的，惟独捷克人坚持要使用手划的橡皮艇，这也是他们的极限体验的一个部分。若干年前，两个捷克人驾舟渡海，永远地消失在风浪中了。最近风大，几个捷克人就在长城站附近临时宿营，等候天气好转。
使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未见到的那一对父女，那个女儿竟然只有七岁，我们站上有人遇到过这个女孩。听说他们的宿营处就在我们站的油罐后面，今天晚饭后，我们结伴去寻访他们。1…06
先到油罐后面，未发现有人宿营的迹象。我们沿着海岸继续南行，登上一个小山头，远处隐约可见一个四方的物体，像是一座小房子。下山要越过一大片积雪，不知地形深浅，想到失足冰缝的危险，投足不免踌躇起来。不一会儿，我们几人已经走散。四望无人，左边是大海，白浪，雪岛，右边是起伏的山，头顶盘旋着一群燕鸥，不时有一只燕鸥向我俯冲，发出尖利的叫声。终于走到了那个四方物体前，邵、何已经先我到达，我们三人一起察看，发现那是一个用废弃集装箱做的避难所，里面有一些简单的行李，附近还支着一顶帐篷，帐篷里放着睡袋。那么，是这里了。可是，不见人影。
我们继续前行，攀上一座积雪的山峰。山峰的那一边，纳尔逊冰盖浮在夕阳里，像一座巨大而剔透的冰山。西沉的夕阳依然耀眼，从冰盖右后方照来，背光的效果使得海水黝黑，冰盖闪射神秘的青光。回头望，雪中耸立着一块血红的石峦。密集的燕鸥群在天空鸣叫飞舞。我们无言地伫立在崖边，伫立在寂静中，向纳尔逊致敬。
就在这个海中孤岛上，这片充满不测的荒凉冰原上，一个父亲带着他的七岁的女儿，他们要共同体验生命的极限。我也是一个父亲，我有一个更年幼的女儿，但是，哪怕我的女儿长到了七岁，长到了不止七岁，我都不会带着我的女儿来冒这样的险。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人的血管里，流的是父慈子孝的血，而不是冒险的血。即如在这极地，或者毋宁说正因为在这极地，我们站里格外强调集体行动，强调安全第一，个人化的冒险行为是大忌，难怪迄今为止在南极丧生的都不是中国人了。那么，看来所谓极限体验是求之者有，避之者无，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现象。
生命的极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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