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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凭海临风_杨澜-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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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我这位小听众吹吹牛,他很开心。

“如果有一天您无法照料自己了该怎么办?”我不知趣地问。

“我早就买好了保险,到时候会有家庭护士上门服务的。当然,并不是每个老人都有这个条件。我是很幸运的一个,计划得比较早。”

我被老人的自信感染了。早晨在养老院里的压抑心情稍稍舒缓了一些。

在美国的三年中,我发现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对自身的看法。据美国官方统计,七十岁以上的华裔老人的自杀率是白人老人的十倍。我个人认为,这固然与华裔老人经济状况的相对贫困有关,但精神方面的因素恐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杀与绝望相联,绝望又是失望的积累。而失望呢,就会牵扯出原本的期望。不少华裔老人对自己晚年的期望往往依赖于子女对他们的态度,诸如是否与子女注在一起,子女是否孝顺等等。在我们的传统中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如果年纪大了,子女却不在身边照顾,岂不与孤老无异?住老人院更被不少老人认为是丢脸的事。而美国人的家庭似乎就是为两个人准备的,儿女只是中间十几年的过渡。儿女一旦成人,经济上就与父母绝对分开,父母一般来说也不愿像许多中国老人那样承担抚养第三代的“麻烦事”。乐得自己出外旅游——累了一辈子,该清闲一下了。反过来,父母年迈体衰,子女虽然通常也会每周过来探访一下,但亲身服侍的并不多见,父母也并不因此责怪子女——因为他们年轻时也没有照顾过自己的父母。每个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几乎全由自己负责。如果工作时没有给自己预备下养老金,那可全怪自己,这包袱做子女的一般不会承担。

两种观念,孰优孰劣,很难给以简单的判断。一方面,人是需要亲情的动物,生老病死,总是希望有亲人相伴,至于彼此不愿迁就,难以和睦相处,而坚持与子女分居的想法,其中多少有无可奈何的成分。另一方面,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负完全责任,年轻时不依靠父母,年老时不依赖子女,在物质和精神上保持相对的独立,又的确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个人认为,前者可以更多地从子女方面得以改善,而后者呢,对于老人自身的精神修养,则是有借鉴意义的。

我的一位中年朋友,近来颇为憔悴。问其原因,才知道其父去世后,其母精神孤寂,无以排遣,不时拿女佣出气。近来情况更趋恶化,一天几个电话打到儿子单位,要求儿子昼夜陪伴,对儿媳又百般挑剔,弄得我这位朋友与妻子也产生了一些不和;稍有小恙,就疑是不治之症,定要住院治疗,还时时冲医生发脾气,说他们与儿子一起欺骗她:“你们就是希望我早点儿死。”儿子对这位母亲毫无办法,人被搞得精疲力竭,只有叹气摇头的份儿。其母的处境固然让人担忧,儿子的烦恼也实在值得同情。各家的实际情况有很多独特性,但一部分老人精神空虚,给自己和子女带来很重的负担,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其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加强,晚年与子女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可能性也正受到挑战。于是,朋友在老年时期就会显得格外重要。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离休前曾是位副部级干部,实权在握。当年,在家时门庭若市,出门时前呼后拥,风光无限。离休之后,老人心中一直耿耿不平,见人必谈世态炎凉,其忿懑之情溢于言表。原来不少先前唯恐巴结不上的人一见他没了实权,就不再来往了,甚至见面打招呼都少了几份恭敬;原来生病上医院,医生护士全都殷勤周到,如今不仅脸色不好,而且用药标准也不如从前。老人心想原先有人鞍前马后地伺候,而现在却连个说话的人都难寻,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那天我去这位朋友家串门儿,与老人家闲聊起来。他又搬出一些新的佐证,说明人情的浅薄,天底下没有真心的朋友。他的儿子忍不住了,数落了他几:“老爸,那些人本来就不是你的朋友,人家来就是求你办件事,如今他们依然要办事,你又帮不上忙,为什么还来求你?要怪只能怪你当时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结交真的朋友。那时候你的架子大得吓死人!换了我,也对你没好印象,干嘛还搭理你?”

老人猛喝一口茶,不作声了。

一所舒适的住宅在于它的未被占满的空间,一颗睿智的心灵在于它的开阔与宽松。老年人,正因为与世事的喧嚣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才更应该有了某种超脱,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见识。这种精神的陈酿,不仅是社会的财富,更是他们自身幸福的最好的保障。身体的衰老和精神的成熟,从社会中淡出和对社会更深刻的见地,这些奇妙的组合往往出现在老年,这是年轻人无以速成的本领。

再说说死亡,这个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吧。有一位日本的文学家说过:“在生活中有真正热爱和留恋的人是不愿死的,但唯有不断积累真正热爱和留恋的事物的人才能够面对死亡。”这似乎是个悖论,却有它难以抗拒的魅力,因为一个真正爱着和留恋着的人会在他所热爱和留恋的事物中找到归宿,找到永生。我的爷爷,当他拄着磨得光滑的手杖看着重孙们追逐嬉戏的时候,他是多么满足。有一次,须发皆白的他翻开六十年前的照片,指着上面身着长衫、手持礼帽、潇洒地笑着的自己,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这一辈人,留不下什么遗产给儿孙,只能传个正派的家风吧。眼看你们都长大了,我很安心。即使有办法返老还童,我也会拒绝,就像一个走了很长的路的人,快要到家了,怎么也不会愿意被拉到起点,再走一次。”我相信,经过一次死亡考验的他,说的是不妄的话。在他那被皱纹压迫的眼睛中,闪烁的是平和智慧的光芒。

人从萌芽开始,就驶上了一条没有退路的航线。天灾人祸、意外事端,死亡对于儿童、青年、老年几乎是机会均等,随时可能降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年本身并不与死亡更亲密。而每位老年人都应该在心里存了感激,感激上天给了自己体验完整人生的机会。没有什么比在老年时面临死亡更自然的事了。每一个有着丰富回忆的人,当他们回首历史往事,品尝个中滋味的时候,就像是在高速摄影中观察一棵果树的生长,看到春夏秋冬,花开花落,果实由青变白,由白转红,如果这果实成熟落地,岂不是最自然的结局吗?从容坦然,在我看来,是最优雅的心态。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说过:“只要有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但我还是相信进步。”

当然,我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奢谈老年,定有许多漏洞。但愿我能活到老年,能以切身体验证实以上的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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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海临风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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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我对我的美国同学说,“美国政府常常在中国人那儿碰壁,就是因为太盛气凌人,不给面子。”我的同学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他似乎发现了什么新问题,皱着眉头问我,“既然中国人最讲面子,为什么唐人街是纽约各个少数民族社区中比较脏乱的呢?”

我一时语塞。

我的先生曾经有一位三十出头的美国秘书,她崇尚中国功夫,刻苦修研,如今已有了相当的功力,并担任纽约地区女子防身协会的秘书长。别看她表面温文尔雅,练起拳脚来却是英武逼人。前不久她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乘国内航班从上海飞往北京。下飞机时,身后一位中国男子反复用手推她,催她快走,她从未遭此礼遇,不知如何是好,忙问我的先生是否碰上了坏人,需要还击?事后她不解地问:”下飞机为什么要推人呢?他不懂得尊重妇女吗?要是在美国,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如果说男人行为鲁莽无礼让人愤怒的话,女人的失态就多少可悲了。我不明白,不少女人在年轻时非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为什么一旦生儿育女步入中年以后,不但对自己的外表漫不经心,连举止也“男性化”起来了?为一点儿口舌之利就搬出最难听的脏话,连男人恐怕都要脸红,她们却一派气宇轩昂,自以为泼辣豪爽,在众人眼里,其实已经粗俗不堪了。

如今,国内的考察团一批批地前往国外访问,一些有失水准的行为也跟着出口到国外”发扬光大”起来。我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旅游点,遇上来自国内的一个代表团。当时正值暑天,旅游旺季,公共厕所外排起了长队。三位国内来的女同胞竟如人无人之境,冲到队前,心安理得地等在最前面,全不顾后面的人高声抗议,只当听不懂英语。充耳不闻。我不相信她们连“sorry”也不会说。她们说说笑笑地往外走时,人群中发出了嘘声,我听见有人说:“chinese(中国人)。”更要命的是,她们认出了队中的我,一时非常兴奋亲热:“你是杨澜吧?肯定是!我们是你的热心观众。从你的节目里了解了很多世界知识。”周围的人异样地看着我,我的脸腾地红了。我当时的态度,在这几位“热心观众”看来,肯定太冷淡了一些。怎么能不冷淡呢——排队的礼貌是不必特别介绍的“世界知识”吧。

曾有一个国内的代表团到德国考察,成员大多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有一次坐渡船,当地陪同给每一个人买了一张船票。这张船票是一种硬币,把它投入自动收款机后,就可以转动挡杆上船。代表团中有一位老兄,在挡杆前突然叫了起来,说自己投了硬币,为什么挡杆不转动呢?售票员闻声赶来,开始检修收款机。试了几次,见并无故障,便向这人道歉说:“大概是刚才机器一下子卡壳了,请您上船吧,对不起。”等大家上船之后,这个人突然大笑起来,与同伴们说:“都说外国人笨,果真不假。其实我根本没投硬币,我是想留下来拿回去给儿子做纪念品的。你们看那个傻老外还居然相信,还说对不起!哈哈哈。。”多么由衷的快乐啊!我真想对这位说一句:“瞧您聪明类似的“趣闻”尚有不少,每次听到,我心中都有别样滋味。真想给这些人深揖一礼:“拜托拜托,别再给中国人丢脸了。”

有人谈十年动乱带来的社会起码规范的混乱,有人谈贫穷带来的精神上的低要求,我认为都有道理,但似乎又不能完全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唐人街的华族该没有直接遭受“文革”的迫害,出国考察的老兄大概也不是买不起一枚硬币。

我不想擅自把这些事与国民性联系起来,也不想站在道德的高度谈社会标准,想来想去,找到一个词:“体面。”

《辞海》中把“体面”解释为“礼貌;规矩;面子”。从字面上看,“体”和“面”不外乎是外表上的东西,这个词在生活中常被用来描绘衣食住行的排场,于是“体面”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带上了虚浮的色彩。在我看来,“体面”其实是自尊自爱的外在表现。有人也许会说:“体面不过是一种包装,一种希望被他人认同的形式而已。”我却认为,人,既然生活在群体中,就需要这样的形式和包装。这不仅是为了赢得他人的赞许,更是自我心理的需要。难以想象,第一次约见女朋友的男士,会把自己故意搞得蓬头垢面;也难以想象,热爱家庭的妻子会为一个乱七八糟的家而自豪。我们虽然不需要为迎合他人而一味地矫饰自己,但是渴望得到尊重,按社会公认的基本标准检点个人的举止,却是人之常情,是人的起码修养。

况且,体面不仅仅存在于个人整洁的服饰,抬人的态度,得体的言行,更在于磊落的行为和尊严的人格,进而累积成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它直接表现为一种羞耻感,有一种对公众舆论的敏感。这种羞耻感即使在缺乏他人监督的环境下,也会表现为自我的约束。亚当和夏娃以裸体为羞。而人穿上了衣服,并不一定就自然拥有了体面。

我相信不少人与我有同样的经历:过去见到行乞的人,往往怜其不幸,助以小资,但现在,厌恶之情却常常大于怜悯之心。原因就是许多人以行乞为职业,或自残肢体,或无病呻吟,以人格的代价骗取同情,不劳而获,甚至聚敛财富。最难以容忍的就是利用孩子行乞。四五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被逼迫或诱骗着向陌生人伸出小手,极熟练地将几句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行乞词”操练一遍,拿了钱后,一转身交到躲在暗处的成年人手中。那人见是大张钞票,便鼓励几句;如果是一把零钱,便训斥有加。只见孩子起劲地讨着,成年人稳当地收着数着,那场面真是我平生最痛恶的:难道还有比剥夺孩子的自尊与体面更难以容忍的事吗?一个伤残的孩子还可以读书,一个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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