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_杨澜-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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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散落的垃圾，无家可归的人又会卧在人行道的暖气口上呼呼大睡。当然，霓虹灯会一如既往地闪烁，人们还是那样地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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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

　小。说。txt天堂
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纽约大学电影进修班学习。班上的同学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巴西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我——中国人。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见到这么多国家的人并不稀奇，但当这一群人聚在一个教室里，操着五花八门的口音，睁着或大或小的眼睛，讨论同一主题：电影，也就真够热闹的了。

来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奥是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总带着热带海岛般灿烂透明的笑容。他酷爱舞会，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边的小咖啡馆隐约传出的音乐也能让他手舞足蹈起来。班上一宣布周末有聚会，他就会马上问：“跳舞吗？”他的英语不流利，急了会把西班牙语说出来。一旦意识到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图时，他就开始做手势。每个手势都富有节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于大家对这些手势大感兴趣，却依旧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他只好又说英语，每句话都带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确保我们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制片人，任务之一是负责买午饭。他选中了中餐，当我告诉他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时，他大为诧异地说：“这已经够好吃的了，你们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吗？”“比这个好吃多了！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我保证各种大菜小吃让你吃一个月不重样。”我谈起中国菜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张大了嘴巴，先是兴奋地大呼小叫，然后不无沮丧地说：“可惜我现在还没有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班上也有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个不足1。70米的小个子，只有二十一岁，一脸稚气，却时常要把手插在裤兜里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可是他咬起自己手指头来，简直是一副孩子模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在经济上支持他。果然是财大气粗，他租了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间高级公寓，月租金逾两千美元，还说：“这个很便宜，而且我喜欢那个能看海的窗户。”——谁不喜欢啊？！拍电影作业需要不少额外费用。虽说学校免费提供设备，但胶片给得有限。遇到技术不熟练拍废了片子，学生们就要自己掏钱。一般学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个很便宜，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包了。”在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帐，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动为别人掏腰包。

如果别人谢他，他就摇着头，很真诚地安慰人家：“这算什么，很便宜。”大伙儿对他有点看不惯，但觉得他年纪小，又无恶意，也就不去计较了。不过全班一致认为，安德烈如果当制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钱全赔进去才怪呢，谁叫他样样都嫌便宜呢。

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从瑞士来，平日出手也很大方。一次坐地铁，却因不买1。25美元的票，被便衣检查人员发现，当场罚款六十美元。最糟的是在同学面前大丢了面子，连地铁里的乞丐也不忘走过来挖苦一句：“兄弟，连我都是买了票进来的！”

班上女孩子中跟我要好的是美国人克里斯蒂。她是公认的美人：模特的身材，永远带着温柔甜美的笑容，漂亮的眼睛总蒙着一层羞色。在我看来，她有着西方人的外貌，气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什么不跟她说？”

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的，却在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

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眼，气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回答得详详细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的地步。

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非常独断，别人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

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是不是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的纽约市景呢？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里，容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

“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话了。

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事本身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再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大家，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我们也没有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忘了向他请教抽象电影。

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才会这样单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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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先生

小‘说‘t。xt。天。堂
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

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请他（指理查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晚间新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

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

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e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无异于前途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t恤衫，习惯把脚放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