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_鲁迅-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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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和资本主义》那样的书，现在是万不可少了！　

　　　　一九三○，一，十六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l。　

　　　　②岩崎·昶日本电影评论家。一九二九年曾组织过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日本映画社制片局长，东宝电影公司制片人等。著有《电影艺术史》、《电影与资本主义》等。　

　　　　③《新兴艺术》日本文艺期刊，田中房次郎编辑，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创刊，东京艺文书院出版。　

　　　　④《三剑客》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小说《三个火枪手》（又译《侠隐记》）改编的一部美国电影。　

　　　　⑤“过屠门而大嚼”等语，见《文选》曹植的《与吴季重书》。　

　　　　⑥thethiefofbagdad即《巴格达的窃贼》。　

　　　　⑦《一千一夜》即《一千零一夜》，旧译《天方夜谈》，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　

　　　　⑧花旗国美国国旗以星星和条纹的图案组成，旧时上海等地以“花旗”代称美国。



　新的“女将”

　　　　在上海制图版，比别处便当，也似乎好些，所以日报的星期附录画报呀，书店的什么什么月刊画报呀，也出得比别处起劲。这些画报上，除了一排一排的坐着大人先生们的什么什么会开会或闭会的纪念照片而外，还一定要有“女士”。　

　　　　“女士”的尊容，为什么要绍介于社会的呢？我们只要看那说明，就可以明白了。例如：　

　　　　“a女士，b女校皇后，性喜音乐。”　

　　　　“c女士，d女校高材生，爱养叭儿狗。”　

　　　　“e女士，f大学肄业，为g先生之第五女公子。”　

　　　　再看装束：春天都是时装，紧身窄袖；到夏天，将裤脚和袖子都撒掉了，坐在海边，叫作“海水浴”，天气正热，那原是应该的；入秋，天气凉了，不料日本兵恰恰侵入了东三省，于是画报上就出现了白长衫的看护服，或托枪的戎装的女士们。　

　　　　这是可以使读者喜欢的，因为富于戏剧性。中国本来喜欢玩把戏，乡下的戏台上，往往挂着一副对子，一面是“戏场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戏场”。做起戏来，因为是乡下，还没有《乾隆帝下江南》之类，所以往往是《双阳公主追狄》，《薛仁贵招亲》，其中的女战士，看客称之为“女将”。她头插雉尾，手执双刀（或两端都有枪尖的长枪），一出台，看客就看得更起劲。明知不过是做做戏的，然而看得更起劲了。　

　　　　练了多年的军人，一声鼓响，突然都变了无抵抗主义者。于是远路的文人学士，便大谈什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增光”。而同时，画报上也就出现了这些传奇的插画。但还没有提起剑仙的一道白光，总算还是切实的。　

　　　　但愿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女士”们都得在绣房里关起来；我不过说，雄兵解甲而密斯②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而已。　

　　　　还有事实可以证明。一，谁也没有看见过日本的“惩膺中国军”的看护队的照片；二，日本军里是没有女将的。然而确已动手了。这是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冬华。　

　　　　②密斯英语miss的音译，意思是小姐。



　宣传与做戏

　　　　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②，而是“对外说谎”的意思。　

　　　　这宗话，影子是有一点的。譬如罢，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装门面；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位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维持着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还有，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　

　　　　不过，这些究竟还有一点影子；究竟还有几个学堂，几个博士，几个模范监狱，几个通电，几套军装。所以说是“说谎”，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之所谓“做戏”。　

　　　　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③，梅兰芳做《黛玉葬花》④，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　

　　　　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例如杨缦华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国比利时女人的“中国女人缠足说”，为面子起见，用权术来解围，这还可以说是很该原谅的。但我以为应该这样就拉倒。现在回到寓里，做成文章，这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而且又将那文章送到中国的《申报》上来发表，则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难道作者真已忘记了中国女人曾经缠脚，至今也还有正在缠脚的么？还是以为中国人都已经自己催眠，觉得全国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相像的还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冬华。　

　　　　②“propaganda”英语：宣传。③杨小楼（1877～1937）安徽石台人，京剧演员。《单刀赴会》，京剧剧目，内容是三国时蜀将关羽（云长）到吴国赴宴的故事。④梅兰芳（1894～1961）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黛玉葬花》，梅兰芳根据《红楼梦》中的情节编演的京剧。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现在有自以为大有见识的人，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然而这样的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看罢，这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现在的艺术，总要一面得到蔑视，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　

　　　　一八艺社②也将逃不出这例子。因为它在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　

　　　　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我的话，也就是只对这一面说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新闻》第十四期。　

　　　　②一八艺社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一个木刻艺术团体。该社部分成员在上海从事艺术活动时，曾得到鲁迅的指导和帮助。



　以脚报国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许多女人争着来看我的脚。我伸起脚来给伊们看。才平服伊们好奇的疑窦。一位女人说。‘我们也向来不曾见过中国人。　

　　　　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即辫发）。都要讨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请原谅我们的错念。’还有一人自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带着讥笑的态度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闹的是兵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我说‘此种传说。全无根据。’同行的某君。也报以很滑稽的话。‘我看你们那里会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简直要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们的杨女士虽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时女人，为国增光，但也有两点“错念”。其一，是我们中国人的确有过尾巴（即辫发）的，缠过小脚的，讨过姨太太的，虽现在也在讨。其二，是杨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女人的脚，正如留学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留学生大多数是家里有钱，或由政府派遣，为的是将来给家族或国家增光，贫穷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语。所以，虽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谈，只要看同一的《申报》上，记载着多少“呼吁和平”的文电，多少募集急赈的广告，多少兵变和绑票的记事，留学外国的少爷小姐们虽然相隔太远，可以说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显微镜，难道就不能想到用望远镜吗？况且又何必用望远镜呢，同一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里就又说：　

　　　　“……据说使领馆的穷困。不自今日始。不过近几年来。有每况愈下之势。譬如逢到我国国庆或是重大纪念日。照例须招待外宾。举行盛典。意思是庆祝国运方兴。　

　　　　兼之联络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领馆必备盛宴。款待上宾。到了去年。为馆费支绌。改行茶会。以目前的形势推测。将后恐怕连茶会都开不成呢。在国际上最讲究体面的。要算日本国。他们政府行政费的预算。宁可特别节省。惟独于驻外使领馆的经费。十分充足。单就这一点来比较。我们已相形见拙了。”　

　　　　使馆和领事馆是代表本国，如杨女士所说，要“庆祝国运方兴”的，而竟有“每况愈下之势”，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②则人民的过着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国比利时的女人们究竟是单纯的，终于请求了原谅，假使她们真“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假如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想，也还是“就此一笑而散”罢。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冬华。　

　　　　②“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语见《论语·颜渊》，是孔丘弟子有若的话，文中作“孟子曰”，系误记。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②里的，在头号字的《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③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④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⑤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　

　　　　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