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佩卡伦_英华_译] 飞进核污染-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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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第3期 … 纪实之页
约翰·佩卡伦 英华 译
1986年5月10日。电话铃声紧，把阿纳多利·格里什琴科从沉睡中唤醒。他拿起电话筒，听见空军小队长歉然又焦急地说，要中断阿纳多利的休假，命令他马上去乌克兰共和国首都基辅市报到，然后去距那儿10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参加抢险。
阿纳多利身材高大，体格强健，长着两只清澈的蓝眼睛，器宇轩昂，颇有风度。他知道两周前，由于计算和技术上的一系列错误，导致设计质量很差的4号反应堆发生了一场原子灾难——核熔化。
失去控制的核反应犹如脱缰野马，造成接二连三的剧烈爆炸，炸开了4000吨重的钢筋混疑土盖板，在反应堆芯里产生的高温超过2000℃。这个反应堆没有西方国家的核设施里常用的遏制结构，于是，核燃料和具有放射活性的残渣泄漏到空中，就象霰弹炮一样射向周围地区。
放射性物质喷泻而出，如火山爆发，升起团团烟云。紧接着，反应堆芯里熔化的核物质又释放出各种气体。不到一星期，致命的放射性残渣和气体已散布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核事故。
阿纳多利在“飞行研究院”第一次听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可怕细节，他是研究院里一名杰出的民用直升机试飞员。
电话声吵醒了加利娜。听到消息可把她吓坏了，忙问：“怎么回事，亲爱的？”
阿纳多利从不跟她谈起自己飞行上的事，但这次无论如何也得告诉她：“我必须到切尔诺贝利去。”
她产生了一种恐怖感，央告道：“亲爱的，求求你别去。”
阿纳多利意识到到了切尔诺贝利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他握住加利娜的手说：“总得有人去呀。”
那天上午10点种左右，阿纳多利离开了在朱可夫斯基市的家，登上了去基辅的班机。他的好友古尔根·卡拉佩田也是深夜接到紧急电话赶到的。
看不见的危险
天高气爽，晴空一碧如洗。阿纳多利和古尔根驾驶直升机，在侧面吹来的风中缓缓地偏向航行，一面俯瞰着乌克兰乡野的一派春色。
五月初的田野，冬麦返青，绿浪滚滚。麦田的沟渠旁干草堆堆，果园里的苹果树已经在开花了。小片的红松林和白桦林长出了新叶，林子里隐藏着驰名遐迩的本地特产蘑菇和草莓。
阿纳多利很快就看到了距离事故发生地大约60公里的巴扎村，那是他的故乡。两位飞行员看到，村子的街道上看不见行人，地里也没有人干活。由于来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魔王，成千上万的村民已经逃离或被疏散走了。
目睹惨景，阿纳多利驾机降至500米，只见反应堆那儿浓烟滚滚，一根根钢梁因受热和爆破力影响变得弯弯曲曲，地上和附近建筑物的屋顶上到处散布着具有放射活性的石墨块。
附近的树林里有一个椭圆形的大片毁坏区，一棵棵杉树被热辐射和放射性尘埃熏得漆黑。这些树将全部死去。这个报废的反应堆仍在放出大量致命的射线，每天达数千居里①。
在切尔诺贝利及周围地区抢险的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种危险。一些年轻士兵在用赤裸裸的双手捡那些放射性石墨块，还有些人几乎没戴防护用具就在那儿干着。在距离燃烧的核反应堆不过500米远的一辆坦克上，有几个士兵正在晒太阳。
二人深知自身存在危险，却无法估量这种危险的大小。他们感到在基辅的基地很安全，殊不知那地方也已遭到严重的放射性污染。
主管现场的军官曾向他俩保证，在飞近反应堆的时候，安装在每架直升机驾驶室地板上的铅板可以挡住射线。他俩没戴面罩，而发给他们的棉大衣也没有防护作用。没有采取监测血球变化的医护措施，这种措施是检测人有没有放射反应的一个方法。阿纳多利认为戴在手上的袖珍射线检测仪很有用，仪器显示，他所接受的射线是比较少的，那指针几乎每天都对着零。
他还相信他有护身符。25年来，他一直戴着拴在银链子上的一颗黄色小石头，那是婚前加利娜送给他的护身符。这石头已保佑他度过了许多危难时刻，但愿这次也能保佑自己吧。
第一天傍晚，向基辅附近的基地返回时，古尔根用手肘碰了碰阿纳多利，手指身后说道：“你瞧瞧。”阿纳多利回头看反应堆，只见一根高高的蓝色荧光柱直插云天。
阿纳多利和古尔根后来才知道，那种奇异的光是大气中的放射性气体发出的，而他们整天都在那样的气体中飞行。
艰巨任务
发生核事故之后，马上有军用飞机多次飞到反应堆上空，倾倒下大量泥沙等物，掩埋发生熔化的核物质。但仍有核辐射从4号反应堆发出，于是设计出一个新的方案，用混凝土密封这个反应堆。
两名飞行员奉命对这个反应堆进行彻底的检查和测量，二人深知对每一次勘测飞行都必须作出周密的安排，否则在“强放射性区域”逗留的时间就会长得多。在一次实地飞行中，他们距离反应堆仅几百米。他们使用特制的光学仪器仔细观察核电厂的残骸，并进行测量。
观测数据必须绝对精确，在第二次飞往核电站时，他们直接飞到反应堆上空，别无选择。越飞得近烟越浓，强大的上升气流冲击着巨大的直升机。在离反应堆仅20米时，水平旋翼的叶片尖差一点就要碰到一根通气烟筒。当阿纳多利找到一个放射性剂量仪，在驾驶舱里测得的射线量使他大惊失色：每小时300伦琴②，超过正常剂量30万倍！返回时，另一个飞行员告诉他，飞机外面的射线量也就是这么多。
阿纳多利浑身发抖，他这才明白直升机上装的铅板几乎起不到保护作用。自己一定受到大量射线照射，非常危险。但他还是继续干了下去，他俩几乎每隔一天就要进入那个29公里范围的强辐射区。月底，他俩被调回莫斯科，任务完成了。
出现放射反应
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古尔根感到身体很不舒服，阿纳多利没有异常感觉，但他俩都没有认真进行医疗检查。
8月中旬阿纳多利又从小队长那儿听到一个坏消息：他还得到切尔诺贝利去。他知道这次自己对放射性的耐受极限会被突破，但他服从了命令。
古尔根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和阿纳多利结伴同行的是另一个老朋友阿卡迪·马卡罗夫。他们的任务是把一个巨型通气系统15吨重的部件运到反应堆附近。在米…26直升机下面悬着80米长的吊链，往危害性仍然很大的反应堆附近跑了好几趟，把摇摆不定的货物运到目的地。阿纳多利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他留在切尔诺贝利地区整整一月，又至少有3次飞到反应堆的上空。
9月中旬，掩埋切尔诺贝利反应堆的拼搏已近尾声，阿纳多利不知自己身上的切尔诺贝利之战就要开始了。
不久，保健医生给他作了几项检查，又抽了血去进行化验。
星期一又叫他去复查
复查结果比上周的化验结果还要严重，他的白血球数量太低了。白血球由骨髓产生，在人体免疫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疾病或放射线一类的外部因素都可能损害骨髓的功能，这种变化往往是暂时性的，有时候也可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夺走人的生命。
不久，他便开始恶心、腹泻和咳嗽。当他两眼发红，说不出话来时，加利娜着急了。第三次查血结果，他的白血球已降至2800以下，而正常人应在5000以上。
阿纳多利被送进朱可夫斯基市的航空医院，不久白血球降到2000，于是被转送到较大的莫斯科地区第6医院。诊断是白细胞减少症，医生在他的病历上写道：病因“未明”。
阿纳多利反复对医生说：“在去切尔诺贝利之前我从没得过病，我的病一定是从那来的。”
一名专家经过考虑之后，向他保证这个病跟切尔诺贝利没有关系，说：“是你的身体本身起的病，在去切尔诺贝利之前就有了的。”
那年秋天他的身体时好时坏。医生们还在给他查血，不断治疗他的感冒和咳嗽，但谁也不承认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使他患的病。这个病成了一张无法撩开的黑幕。
古尔根、阿卡迪等飞行员常来探望，他母亲和妹妹也常来。阿纳多利告诉家里人说：“我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大儿子鲍里斯已经结婚，现住在附近的朱可夫斯基。儿媳妇刚生了个女儿，阿纳多利因有了个孙女高兴得不得了。
小儿子伊尔看到父亲的健康一天天恶化，内心非常焦急、担心。
莫期科的冬天寒冷、漫长，大地上盖着厚厚的雪。阿纳多利更消沉了，大部分时间是穿着厚厚的衣服在家里过的。他买了一条小狗，给它取名叫阿尔玛，这只长卷毛小狗给他带来了一点欢乐。
一天夜里他对加利娜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好起来，永远是这副模样了。”
见他不仅受病痛折磨，而且也受谎言和无礼待遇造成的精神创伤，加利娜义愤填膺。1987年1月，她致信戈尔巴乔夫，说明阿纳多利在切尔诺贝利作出了无私的奉献，而上边的诊断却不肯把他的病与接触放射线联系起来。
那些高级医生说话终于坦白一点了。政府多拨了些资金用于治疗核事故的受害者，默认了参加抢险的那几十个人的遭遇与核事故有关。
一线希望
在1989“巴黎航空展览会”上，现任苏联米尔设计院米…28式直升机主驾驶的古尔根，认识了卡普·帕利埃。
卡普的全名叫查尔斯·阿伦·帕利埃，前来交易会展出麦道直升机公司制造的一架直升机。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美萨市，他负责轻型直升机试验和评估处的工作。
古尔根邀请卡普到他们公司的展销车上看看，于是，他俩拉起了家常话。谈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直升机抢险，卡普问道：“怎样对付放射性危害呢？你们就在射线中飞行呀。”
古尔根沉重地说：“去过的驾驶员每一个都生了病，现在看来全都恢复了，只有我的朋友阿纳多利·格里什琴科没好转。”他取出一张阿纳多利的照片。展览会闭幕，两个朋友分手了。
之后不久，在1989年夏天，阿纳多利的病日趋严重，幼稚细胞数量增多，病情已进入白血病前期。幼稚细胞会破坏骨髓里的全部细胞，一般的化疗治不好这种越来越严重的恶性疾病。
阿纳多利的朋友在为他寻求希望。9月，在伦敦郊外举行的一次国际航空展览会上，有个美国女翻译跑到卡普·帕利埃面前说：“米尔设计院的设计主任亚历克赛·伊万诺夫想见你。”
卡普感到莫名其妙。见面后，伊万诺夫谈起古尔根、切尔诺贝利事故和阿纳多利来。
当伊万诺夫告诉他，“阿纳多利病情很重，需要到美国治疗。”
卡普问：“我能做些什么呢？”
“请你帮忙联系一下，只有这条路才能救他。”
卡普心想为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同行，我该试试了。如果美国需要我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我也可能同一命运。最后他说道：“我保证尽力而为。”
“我们只能抱这点希望，太感谢了。”
几天后卡普离了伦敦回国。到家后的第二天卡普就打电话找亚利桑那州的两名参议员，又打电话给医疗部门，他们建议让阿纳多利作骨髓移植，可以和国家健康研究院联系。作骨髓移植大约要花20万美元，他又开始找人捐助。
卡普终于有了第一个大突破，找到了美国国防部女外交官卡罗尔·埃伯特。她是搞科学策略分析的，参加美苏联合进行的一个核安全项目，刚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她亲眼看见那些绿荫围绕的村庄和人家成了废墟，脑子里不断出现灾难悄悄地造成毁灭的情景，也想借此机会帮助那场灾难的受害者。
卡普告诉她，需要阿纳多利病情的详尽资料，以便交给美国的医生。卡罗尔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拍去电报，任务交给了一个年轻的女研究员。她也很关心这件事，马上找到古尔根说明原委。
10月30日，卡普收到一份详细介绍阿纳多利病情的电报。电报还说阿纳多利现在患了肺炎和喉部感染，不用说这是他的免疫系统受损造成的。
巧遇名医
在电话联系过程中，卡普听说有家“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位于西雅图市，是世界第一流的骨髓移植中心。临床研究部约翰·汉森博士告诉他，只有找到配型的骨髓提供者后才能进行移植。可以在亲属中去找，也可以通过国际骨髓供者电脑网。但刚刚建网不久，找到配型供者的机会甚微。
卡普打电报到苏联告诉阿纳多利的朋友们，说是可能去哈钦森中心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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