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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伯恩的身份(电影版:谍影重重)-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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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她无论做什么都是全力以赴。“我肯定你是——很能干,我的意思是——可是那就没剩下多少时间去干别的事情了,是吗?”

“什么别的事情?”

“噢,一般的。丈夫、家庭、围着篱笆的房子。”

“这些总有一天会来到,我不排除它们。”

“可现在还没有。”

“没有。有一两个较接近的人,可是没有铜戒指或者钻石戒指。”

“彼得是谁?”

笑容消失了。“我给忘了。你看过那封电报。”

“对不起。”

“用不着。那事已经过去了……彼得?我崇拜彼得。我们同居了近两年,可是不成功。”

“显然他并不抱怨。”

“他最好别!”她又笑了。“他是部门的负责人,盼望不久能够得到内阁的任命。如果他不老实,我有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可告诉财政委员会,那时他就得回去干他的二等机要秘书了。”

“他说他26日到机场去接你。你最好给他发个电报。”

“是的,我知道。”

她走的事他们从来不谈,好象这是遥远的事。它和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关联,它是将要发生的事。玛丽已经说过她要帮助他,他也已经接受,假定她是出于虚假的感恩才同他在一起逗留一两天——而他对这点是感激的。但是任何其它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他们不谈这题目。娓娓清谈,相对的一瞥,淡淡的笑声,这些都带来精神上的宽慰。偶然也有短暂的热情流露,双方都理解,但都望而却步。其它任何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他们不断回头谈论那离奇的经历,那过去所发生的事物。更多谈论到的是他而不是他们俩,因为他是构成他俩在一起的离奇的原因——一起在瑞士一家小旅店的房间里。离奇。它不是玛丽·圣雅克那种合理的、有秩序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正因为它不是,她的有条理和善于分析的头脑受到了挑战。不合理的事物需要检验、澄清、解释。她在调查中不屈不挠,同杰弗里·沃士伯在诺阿港岛时一样坚忍不不拔,但是没有医生的那种耐心。因为她没有时间。她知道时间不多。她知道时间不多,所以常常逼得他好狠。

“你看报的时候,什么最吸引你的注意?”

“混乱。似乎是全球性的。”

“说正经的。什么是你熟悉的?”

“差不多全都熟悉,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给我举个例子。”

“有一篇报道说东德干涉波恩政府在华沙的联络处。东方集团,西方集团。我也懂。”

“你明白这种关系,是吗?你在政治上——地理政治方面——有接受能力。”

“或者说我对时事有十分正规的业务知识。我从来也不是一名外交家。联合银行那笔钱排除了我受任何政府雇佣的可能性。”

“同意。可是,你对政治敏感。地图怎么样?你叫我给你买地图。你看地图时想到了什么?”

“有些名字会触发形象,就象在苏黎世那样。建筑物、旅馆、街道……有时是人的面孔。可是这些面孔都没有名字。”

“你去过很多地方?”

“我想是吧。”

“你知道你去过?”

“是,我去过。”

“怎样去的?”

“‘怎样’指什么?”

“通常你是乘飞机,还是汽车?不是指出租汽车,而是自己驾车。”

“两种都有,我想。怎么啦?”

“乘飞机表示多数是较长距离的旅行。有人接你吗?有没有在机场、旅馆出现的面孔?”

“街上,”他不由自主地回答。

“街上?为什么是街上?”

“我不知道。面孔在街上同我会面……在僻静的地方、昏暗的地方。”

“餐馆?咖啡馆?”

“是的,还有房间里。”

“旅馆的房间?”

“是。”

“不是办公室?写字间?”

“有时,不太经常。”

“好。人们会见你。面孔。男人?女人?两者都有?”

“多数是男的。有时是女的,可多数还是男的。”

“他们谈些什么?”

“我不知道。”

“好好想想。”

“想不起来。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语言。”

“没有时间观念?同人会晤总要约定时间。他们期待着见你,你期待着见他们。谁来安排这些约会?总要有人来做。”

“电报。电话。”

“谁发来的?从哪里发来的?”

“不知道。它们会到我手里。”

“在旅馆?”

“多数是,我想。”

“你曾对卡里隆那个助理经理说你的确收到过信息。”

“那么他们到过旅馆。”

“什么七十一号?”

“纹石。”

“纹石。那是你的公司,是不是?”

“它没有任何意义。我找不到它。”

“集中思想!”

“正集中着呢。这个名字没有登记。我打电话问过纽约。”

“你似乎认为这种情况很不寻常。其实不然。”

“怎见得?”

“它或许是某个公司的一个部门,或许是一个充单方面的子公司,为母公司出面采购的子公司。如果母公司名气大,讲价钱不利。现在天天都有这样的事。”

“你要说服谁?”

“你。你很可能是美国某家金融机构的流动谈判代表。各方面都很象:随时可以提取的资金,机密文件经公司批准可以启封,可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这些事实,加上你本人对政治气候变化的敏感,表明你是个受委托的收购代理人,十分可能还是家母公司的大股东或者合伙人。”

“你讲得可真快。”

“我讲的都符合逻辑。”

“有一两处漏洞。”

“什么地方?”

“账上没有提款记录。只有存入。我不是卖出,是买进。”

“你不知道,你忘记了。付款可以结余差额存入。”

“我根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懂税收规章的财务人员明白。另一个漏洞是什么?”

“人们不会因为要压低买价而杀人。揭露,可能。杀人,不会。”

“也许完全弄错了。或者,也许把那人错认为另一个人。我要告诉你,你既然不可能是那种人,就不是那种人!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这么相信?”

“我就是这么相信。我同你在一起三天了。我们的谈话我也留心听了。他们弄错了。可怕的错误。或者是什么阴谋。”

“与什么有关?针对什么?”

“那正是你必须搞清楚的。”

“谢谢。”

“跟我说说。在想到钱的时候,什么会在你头脑中出现?”

别说了!不要这样做!你不明白吗?你错了。我一想到钱就想到杀人。

“我不知道,”他说。“我累了,想睡觉。早上去发个电报。告诉彼得你即飞回。”

夜半已过,第四天已开始,可是仍然没有睡意。伯恩望着天花板,望着映着斜对面台灯灯光的黑沉沉的木板。在夜间,灯从来不关。玛丽让灯亮着。谁也不问为什么,谁也不说为什么。

清晨她将离开,他自己的计划将具体化。他要在这家客店再住上几天,请乌伦的医生来拆线,然后去巴黎。钱在巴黎,还有其它东西——他知道,他感觉到。最后的答案在巴黎。

你不会无能为力。你会找到你的路。

他会找到什么?一个名叫卡洛斯的人?谁是卡洛斯?他是伯恩的什么人?

他听见从靠墙壁的长沙发传来一阵衣服沙沙声。他看过去,吃惊地发现玛丽没有睡着。相反地,她正在看着他,真正地凝视着他。

“你错了,你也知道,”她说。

“什么错了?”

“你正在想的。”

“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我知道。我看见了你眼睛里的表情,看见了你对你认为存在的东西并没有把握,可又担心也许是存在的。”

“存在过,”他回答。“请你解释斯德普得克大街的事,‘三家农舍’的那个胖子的事。”

“我不能,可是你也不能。”

“他们在那里。我看见了他们。他们在那里。”

“弄清楚为什么。你不能是你本来不是的人,贾森,去查清楚。”

“巴黎,”他说。

“是的,巴黎。”玛丽从长沙发上站起来。她穿着近似白色的浅黄色睡袍,颈部是珍珠钮扣。她光着脚向床走过来的时候睡袍飘动着。她站在他旁边,垂着眼帘,然后抬起双手解开扣子,让睡袍垂落在地上。她坐在床上向他探过身来,摸他的脸,托着它,温柔地拥抱他,双眸象过去几天目不转睛地频频看着他那样凝视着他。“感谢你救了我的命。”她轻声说。

“也谢谢你救了我,”他回答,感觉到她的渴望,不知道她是否同他一样,渴望中伴随着痛楚。他脑中没有关于任何女人的记忆,也许正因为没有,她是他所能想象的最宝贵的,比最宝贵的还要宝贵得多。她为他驱散了黑暗。她终止了那痛苦。

他一直不敢告诉她,现在她却告诉他了。哪怕只是片刻,只是一个小时。在那一夜的其余时间里,她给他留下了记忆,因为她也渴望从暴力的压迫中解脱出来。紧张暂时停止,换来了个把小时的安慰。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只有上帝知道,他是多么需要她!

她掀起被单,在他身边躺下了。

她躺在他怀里,头靠在他胸前,小心地避开他肩部的伤口。她轻轻地向后挪了一些,用双肘支起身子。他看着她。他们的目光凝聚在一起,微笑着。她抬起左手,用她的食指压在他的嘴唇上,温情地说:

“我有些事情想讲,不许你中途打断。我不打算发电报给彼得。时间还未到。”

“嗯,等一等。”他把她的手从他脸上拿开。

“请别打断我。我说‘时候未到’,那不是说不发了,只是暂时不发。我要同你在一起,同你去巴黎。”

他强迫自己说:“倘若我不要你去呢?”

她探身过去,用嘴唇擦着他的面颊。

“这话站不住脚。刚才电脑把它剔除了。”

“如果我是你,不会这么肯定。”

“可是你不是我。我才是我,而我知道你是怎样拥抱我的,知道你想讲许多你不能讲的东西,那些我想我俩过去几天都想说的东西。我不能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哦,我想总有什么我们闹不清的心理学原理吧。两个相当聪明的人一同给抛进了地狱,又一同爬了出来。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可是既然如此,我就不能逃避。不能从你身边逃走。因为你需要我,而且你救了我的命。”

“是什么让你认为我需要你?”

“我可以为你做你自己不能做的事。这是我过去两小时思考的问题。”她身体又向上抬起一些,赤裸着全身偎在他身旁。“你的事涉及一大笔钱财,可我看你连借方贷方都分不清。可能过去懂得,可是现在不懂。我懂。还有其它理由。我在加拿大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有资格有门路进行各种询问、调查。还有保护。国际金融界尔虞我诈,加拿大遭到欺侮。我们在想法子保护自己,我参加的正是这种工作,所以才来到苏黎世。我是来观察拉帮结派的情况的,不是来讨论什么抽象的理论。”

“你能以你的门路和办法帮我的忙?”

“我想能。还有大使馆的保护。那也许是最重要的。可我告诉你,一看到暴力的迹象我就发电报,就走。姑且不说我怕,我也不愿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你的负担。”

“一看到迹象。”伯恩喃喃说,端详着她。“何时何地由我来判断?”

“如果你愿意。我的经验有限。我不同你争辩。”

他继续盯着她的眼睛,长时间地,由于沉默显得更长。最后他问:“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刚才说过,我们是两个一起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相当聪明的人。也许我们之间不过如此而已。那么,值得吗?”

她坐着一动也不动。“我还说过一些别的话,也许你忘了。四个夜晚前,一个本来可以继续逃命的人为了我回来了,要替我去死。我相信这个人,比他自己更相信,我想。所以我愿意这么做。”

“我接受。”他说,伸手去抚摸她。“我本来不应该接受。可是我接受。我非常需要这种信任。”

“现在可以打断我的话了,”她低声说,拉开被单,身体挨近他。“要我吧……我也有需要。”

又过去了三天三夜,充满温馨、激动的三天。两人都兴奋、紧张,因为都意识到变化将要来临,而且将来得迅雷不及掩耳,所以有些话必须赶紧谈,不能再遮遮掩掩。

香烟的烟云在桌上盘旋,同滚烫的清咖啡的水汽汇合在一起。那门房,一个热情的瑞士人,眼里看到的东西比他嘴里所透露的要多。他几分钟前才走开,送来了早餐和苏黎世的报纸,英文版和法文版两种。贾森和玛丽对面坐着,浏览着新闻。

“你的那份有什么消息吗?”伯恩问。

“那老人,贵山码头上守夜的,前天下葬。警方依然没有具体透露什么。‘调查工作在进行’,报纸上说。”

“这里内容稍微多些,”贾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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