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雯] 科幻是关于世界变化的文学-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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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第3期　　　…　现在进行时
怡雯
　　　　有心的读者一定记得本栏目第一期中，怡雯曾把一篇叫做《达尔丈的收音机）的小说介绍给大家。它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又何以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作者是怎样一个人？就这些问题怡雯与作者格雷格·贝尔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话。
　　　　怡雯：贝尔先生，我很遗憾，至今都没能拜读您的近作《达尔文的收音机》，倒是先看了一些评论。清您给我们的读者简要谈谈小说的故事内容好吗？
　　　　贝尔：这是个涉及新进化机制，进化突变题材的故事。我还希望在情节发展之中呈现科幻观念时断时续的演进过程。小说故事大概是这样：分子生物学家凯耶·兰的丈夫由于忧伤而自杀，兰陷入了感情与财务危机的困扰之中。人类学家米奇·拉弗森因牵涉到美洲土著遗骸失窃案也陷入了糟糕的境地。拉弗森在阿尔卑斯山冰川上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处古尼安德特人家庭遗址，其中的死者，特别是一个死婴多处奇怪的病征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当时，兰正在格鲁吉亚调查有关怀孕妇女被大批屠杀的传闻。疫病监控中心的克里斯朵夫·狄肯也在追踪一种新疾病——SHEVA病毒。这种病毒专门侵害怀孕妇女，使她们或生怪胎或流产。当SHEVA病毒蔓延开来并引发一系列事件后，兰和拉弗森才逐渐明白，格鲁吉亚孕妇的死亡案与该病毒有关，甚至与尼安德特人家族的死亡有关。后来，他们又发现了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流产妇女中有些人没有发生性接触而怀孕。SHEVA病毒的流行引起了社会的不安，政府便想用屠杀的方式平息动荡之源。兰和拉弗森等少数人持反对意见，希望通过科学途径找到解决办法。科学家内部矛盾重重，狄肯由于个人和职业的原因转而投向了传统势力一边。于是，故事构成了悬念。SHEVA是什么？对人类将产生什么影响？兰·拉弗森等少数人面对顽固保守、日益恐慌的现政权的敌意，又将何去何从？新老两种科学准则的冲突日益扩展，超出了对立的科学集团的范围。在作品中，我想试图突破表面的冲突，深入认识人类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怡雯：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您的这部小说注重自然社会与技术社会的道德差异。这让我想起了阿桑尼·伯格斯的《发条橘子》。
　　　　贝尔：你说对了。我和伯格斯都很注重精神领域的健康，只不过是创作题材有所不同。《达尔文的收音机》有一个核心元素——我们基因中的病毒也是人类进化的载体。《血里的音乐》（曾发表在本刊1998年7、8两期——怡雯注）中病毒则同时是一种信息载体，而作品本身也更具诗意。
　　　　怡雯：威廉·巴洛斯认为语言也是一种病毒。但是语言并非只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通过时间与空间，它可以包括许多不同组织信息的方式，比如以电脑字节的方式，或DNA的方式。病毒果真是信息的载体抑或信息本身就是一种病毒？
　　　　贝尔：所有生物的交流都需要代码，我把它们统称做“语言”。当然，这种说法也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和不满。信息并不自语言或代码首先发出——但我们的感觉可以立即将它转化为代码加以接纳或拒绝。如果我们接受了，它便参与我们体内的变化，并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可以用口头或书面语言与其他人交换被“消化”的信息，进而再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知识。DNA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深奥、最基本的代码，人们对遗传语言的研究只能说刚刚开始。
　　　　怡雯：科幻作家是否有义务将未来的科学事实描绘得尽量准确？换句话说，要有很好的预测能力？
　　　　贝尔：如果能推断准确自然最好，而且没有理由不尽力去做。对这类小说来说，真实可靠是十分重要的，缺乏真实性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
　　　　怡雯：我所知道的科幻作家中，只有格利高里·本弗德的作品会像你那样清晰地阐述自己创造的科学理论，详尽地叙述它的实践过程。他是个物理学家，这样做显得理所当然，而你不是。
　　　　贝尔：唔——其实，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科学家交谈。要知道，科学家都是些有趣的人。他们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起着推动作用，他们的工作正使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一句话，他们了不起。科学的方法是人类史上继逻辑方法创立后威力最大的概念性工具，如果不能借助纸笔将它记录下来，我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遗憾。
　　　　怡雯：贝尔先生，您的作品大多被视为“硬科幻”。您对“硬科幻”是如何理解的呢？
　　　　贝尔：我喜欢来自读者的挑战——对我作品中的科学性提出质疑，然后我再去寻求合理的解释。写“硬科幻”有点像玩灵活性很大的游戏。我可以描述并不存在的事物，创立并不存在的假说，但我必须以理服人，而不是玩弄巫术。
　　　　怡雯：您前面提到了科幻作品中的“真实性”。
　　　　贝尔：是呵，真实性太重要了，不只对科幻作家，对任何作家都是一个有分量的词。它会打消读者的疑虑，使他们自愿接受那个并不存在的悬念。当一个读者感到自己真实地生活在故事中，其感受会比从影视中获得的更为生动和真切。
　　　　怡雯：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您和普通意义上的作家对世界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贝尔：科幻小说是关于世界变化的小说。从广义上讲，任何关于变化的文学都立足于走向未来的某一点。即便是谈论某个时代某一点的文学也会唤起人的动感——历史不能停留，谁也不能说“它就这样，一直下去”或者说“世界本该像这样”。人类的发展不会凝固在某一点上。我们必须向前看。
　　　　怡雯：从总体上讲，人们对科幻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令人遗憾。
　　　　贝尔：这的确是件令人不安的事。科幻作家、科幻读者长期以来受到“文学精英”的轻视，以至伤口上的痂厚得足以抵御再被伤害。但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亚文化。现在，伤口上的痂再无存在的必要了——科幻亚文化最终使人们飞上了别的星体！想想互联网络，想想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事，科幻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语言系统和词汇系统，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承认科幻的地位？
　　　　怡雯：《血里的音乐》也是一部了不起的科幻作品。据说这也是第一部关于纳米技术与人造智能的小说。很难想像五十年、一百年后的人类会是什么样。
　　　　贝尔：感谢你们把我的这部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我曾参加过一次有多位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共同出席的讨论会，议题也是“未来的人类”。专家们的见解新鲜极了，许多人认为人类利用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完全把握自身身体的日子指日可待。一旦实现这一飞跃，未来人类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无限多样的亚人类、亚文化将随之产生。那时，“人类”这一定义必将需要重新界定。
　　　　怡雯：太有意思了，贝尔先生。不过，我也有担心。未来亚人类的诞生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发现人类并非如我们已经认识的那样，那我们会是谁？会做出什么反应？
　　　　贝尔：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单独就这个问题作一次探讨，我相信这将更有意思。现在，针对这个问题，我推荐你们的读者看一篇叫《天使女王》的作品。
　　　　怡雯：哪些作家对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贝尔：我八岁时就梦想当一名作家，那时，我读的科幻书还很少。对我创作生涯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家太多了，可列出一个好几页长的名单，但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布雷德伯里、亚瑟·克拉克、阿西莫夫和海因莱因——我十几岁时迷上了奥拉夫·斯塔普勒登的作品，还有乔伊斯……
　　　怡雯：　除了写作，您还有什么爱好？
　　　　贝尔：我喜欢绘画。我基本上算是一个专业作家了，还想达到专业画家的水平。
　　　　怡雯：科幻文学似乎越来越靠近主流文学，而主流文学也在向科幻文学靠近。科幻文学，这种关于未来的文学应当有充满希望的未来。
　　　　贝尔：科幻对我们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应该说，当今的时代最有利于科幻的发展。科幻读者首先应当把自己视为主流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有理由骄傲地说：“幻想和科幻文学已赢得了胜利。”
　　　　怡雯：贝尔先生，您有什么勉励之词献给中国的科幻读者和作家吗？
　　　　贝尔：写！坚持不懈地写！读！坚持不懈地读！让科幻从一种爱好，转化为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