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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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不愧是明代少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陵区的选择和驻军的守卫，再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其苦心远见，在他死后不久便可得到证实。无论是北方的俺答、瓦刺大军，还是努尔哈赤的铁骑，都把十三陵视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畏途，从而费尽心机、不惜余力进行攻打。即是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闯王，也是从柳沟先入德胜口，再下十三陵，只因居庸关守将投降，才使十三陵变得唇亡齿寒，导致北京陷落。
自永乐皇帝圈地筑陵的圣旨传下，黄土山四周百余里便成为禁地，凡在此住居的百姓，十日之内必须迁往外乡。于是，一幅悲惨的帷幕随之拉开。官兵们披挂整齐，手持棍棒，残忍地殴打和驱赶着迟迟不肯离去的百姓。男人推车挑担，女人抱着婴儿，面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倾刻间变为废墟， 不禁声泪俱下，孩童的啼哭和老人的呼喊，在凄冷的旷野里回荡。其悲苦之状，撼天地、泣鬼神。
有一叫李焕的白发老者，面对烈焰升腾的两间茅屋，扑卧在地，抓起一把黄土放在怀里，死死不愿离去。撕裂肺腑的哀嚎和头上溅出的热血，使执棒的官兵都为之动情，泪湿衣襟。最后，李焕老人口吐鲜血，一命呜呼。永乐皇帝得知此情，感其对家园的依恋，特传旨将他葬在天寿山旁侧。至今，这座荒冢还和十三陵一样默默地守在天寿山麓。
永乐七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黄土山下正式动工，所用军工、民夫四十余万。据《太宗永乐实录》等书记载，当年朱棣生日，在黄土山上饮酒作歌，百官上寿时为讨他欢喜，称此山为天寿山。朱棣听罢大喜，即传旨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长陵的营建，先后用18年时间方完成。朱棣的皇后徐氏，于永乐五年去世后，在南京停尸6年，直到永乐十一年，长陵的地宫建成后，才由南京移来入葬，成为十三陵第一个入葬者。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率大军出征漠北，病死于归途中。这位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活动了23年的一代君王，终于走进了长陵的地下玄宫，寻找他的生前伴侣去了。
从成祖朱棣在天寿山下建造长陵起，到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止，除景帝朱祁钰因故别葬外，其他诸帝都在天寿山附近营葬，共十三处，成为明代中后期皇帝陵墓的集中区。陵区周围因山势筑有围墙，长达12公里，围墙设垛口、城关、敌楼，驻军守护。十三陵各陵建筑自成整体，布局、形制与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脉相承。祭殿在前，寝宫在后，门廊、殿堂、明楼、宝城排列得层次分明，严肃整齐，从宫前庄严的神道、石桥、无字碑，直达宝城，一线相贯，地势逐步升高，有曲有直，有高有低，远山近水，连成一个气势宏伟壮丽的建筑整体。十三陵的地上或地下建筑，无疑是封建剥削阶级的产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中国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与才华的结晶，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创造。
遗憾的是，这笔财富大都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来自北方的瓦刺大军在十三陵燃起焚烧殿宇的大火之后，这文明便开始了它悲剧性的毁灭。最能象征十三陵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的祾恩殿，经过数次战火之后，也只剩长陵的一座孤影自怜了。这座建成于宣德二年的辉煌建筑，历经五百余年沧桑而无恙。祾恩殿以六十根金丝楠木大柱形成构架，其中，中间四根高为14．3米，直径1．17米。这样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即使故宫的太和殿也不能与之匹敌。祾恩殿无论是形体结构、建筑风格，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它的出现同样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富庶与强盛。
……风雪早已停歇，夕阳西下，余辉洒在起伏的山峦上，翻起银色的光芒。苍凉的北国之冬，一片肃静。赵其昌、赵同海两人经过对长陵三天的勘察，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倒是给他们以新的启示：这个陵墓规模太大了，能否找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了经验再掘长陵？
三天之后的夜晚，吴晗家中不大宽敞的书房中灯烛明亮，长陵的照片、草图、各种数据资料和几块填土标本摆满了地板。吴晗和夏鼐静静地听着赵其昌的调查汇报：
“我们在长陵的宝城、宝顶上上下下来回跑了两天，找不到半点可供考虑的线索。在明楼后的宝城内打了两个探眼。全是填土，没有生土比较，打铲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没有线索，仅靠臆测，会使我们走向失败……”
吴晗低着头，拿铅笔轻轻地敲打着桌子。夏鼐用放大镜不停地检查填土标本。书房中悄然无声。一位小姑娘送来一大盘水果，几碟小点心。她走后，屋子里仍然一片寂静。
赵其昌又提出一个建议，打破寂寞的氛围：
“现在天寒地冻，调查中动土又很困难，能不能给我两个月时间，查查文献。十三陵的皇帝、皇后，无论生前建陵或死后建陵，总不会同时死去，如果不能同时入葬，就有个再次挖开二次入葬问题。类似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带着一些问题，再着重调查一下，多住些天。”
夏鼐一向重视调查，尤其注重结合文献的调查，所以非常同意。他说：“十三陵的建造，前后延续二百多年，无论建筑布局和形制，早、中、晚期总是有些变化的，应该普遍调查，再归纳一下，比较异同，总会提出些问题来，结合丧葬制度，相互参照、印证，可能会有些收获。然后动工，才有把握，我看这样好。”
吴晗也表示同意，对赵其昌说：“查文献，好！我这里讲明代的书不少，你随便拿去看，今天就可以带走些。”他指了指书架，“再去调查，你打算住多久？”他转向夏鼐，“作铭（夏鼐字），多长时间合适？”
赵其昌伸出两个手指。夏鼐接下来：“两个月可以，一个陵总要几天，两个月不算多。”
也许吴晗原以为两个手指是指两周，既然是两个月，也不再说什么了。他端起水果、点心：“来，尝尝，尝尝！”下一个步骤、时间大体有了眉目，紧张的气氛松弛下来，话题又转入闲谈。
正吃着水果，也许是赵其昌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顺口冒出一句：“吴副市长，长陵太大了，能不能找个小的，试掘一个？”吴晗一怔，转身问夏鼐：“什么叫试掘，哪个‘试’？”夏鼐笑笑：“辰伯（吴晗字），考试的‘试’！你考试得不及格的‘试’。”吴晗也笑了：“那试掘与发掘又有什么不同？”
夏鼐道：“试掘与发掘，其实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样，完工后整理材料没什么不同，照样印出报告，只是没有很大把握时叫法谦虚一些而已。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
在试掘问题上，二人意见完全一致。至于是否试掘，要等调查后的结果再定，而且还要上报批准。
汇报结束，夜已经很深了，吴晗送到大门口，对赵其昌笑了笑说：“这次长陵之行很辛苦吧，天怪冷，住哪儿？”赵其昌如实回答：“十三陵没有客店，我们是在山下一个农民小茶馆里，两个人双腿交插睡在一条宽板凳上，过了两夜。睡得晚，起的早，还不感到怎么冷。”吴晗转脸对夏鼐说：“目前昌平县还不属北京市，属河北省，以后可能要划归北京市，开工后我去看看，打个招呼，对工作方便些。”夏鼐也笑了：“田野工作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是经常的事，我们考古所也是这样，这不算什么，年轻人都经得住……”
春天转眼就要到来 十三陵的积雪开始融化。再次北上十三陵，他们将有什么收获呢？
第二章 穿过历史的迷雾
赵其昌率队踏遍十三陵。初次寻访，便遭公安人员盘查。一场误会之后，引出新的线索。监狱犯人的供词，当地百姓的几句闲话，定陵玄宫重见天日在所难免——
痛苦的历程
1901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的事业，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要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罗布泊的地理位置曾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然而，这个记载在19世纪末却被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推翻，从而引起世界学术界对这个神秘之湖的热烈争论。
普尔热瓦尔斯基曾两次去新疆塔里木河下游进行考察后，宣称中国史书上的记载是完全错误的，而他所发现的台特马湖才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
他的一家之言使世界地理考古学界为之哗然，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也撰文大力吹捧。英国的卡莱、达格里、木瓦罗特和爱尔兰的亨利亲王，还有俄国的普热尔佐夫、科兹洛夫等人相继前赴罗布泊考察后，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观点表示认可和称赞。为此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位普通的俄国军官名噪一时，连连加官晋职。
正当普尔热瓦尔斯基大走红运、得意忘形之时，斯文·赫定的导师、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却对这个“划时代的发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找到的新湖泊为淡水湖，而罗布泊实为咸水湖，历史上的罗布泊该在塔里木河东流的尽头，并不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勘定的位置。从此，新旧罗布泊的学术大争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将青年时代的斯文·赫定的兴趣引向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也正是导师李希霍芬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使他踏上了通往罗布泊的征途。
1900年3月，斯文·赫定胜利地跨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英库勒北行，穿过孔雀河，沿库鲁克干河床，在楼兰遗址的东南一带发现了一块大洼地，他惊喜地探测到此地是一个干涸的湖泊。
经过仔细地勘察和鉴定，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二十八年之后得到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历史遗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迹。第二年，他又来到此地，组织人力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事实再次证实了他的论断，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终于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也就在此时，一棵近代考古学的幼芽，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国土上埋下了。
可惜在中国，这以地质学为基础发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学，这刚刚破土而出的稚嫩幼芽，并没有引起东方人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奉行和沿用的依然是清代顾炎武、阮元、王国维等从宋代沿袭发展而来的以研究古文字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真正知道这棵幼芽的价值并为之培土，从而在中国诞生田野考古这门学科，是在斯文·赫定离开的二十年之后。那时，西方的田野考古学已经盛行，东方的版图自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试验基地和掠夺目标。从英国的斯坦因于1906年第二次在中国西部地域的古楼兰、阳关、敦煌等城堡和洞窟掠夺大批珍贵文物之后，中国的古代文化便开始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的壁画、石雕像等古代艺术品，被盗凿得伤痕累累、百孔千疮；西安、洛阳的古墓被掘，随葬品被西方人洗劫一空；大批古建筑被毁，许多古遗址和文物古迹被掘得破烂不堪，一片荒凉……
残酷的事实使中国人猛醒，不能再沉默了。中华民族有自己丰厚的文化积累，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事业，更应当有一支研究、考察、发掘和保护自己古代文化的队伍。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便兴盛起来，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从1921年开始，陆续派人到各地勘察，发现和发掘了一系列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指导发掘的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北京地区周口店的古人类遗址，在1921年由裴文中博士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第一个著名的“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并首次通过研究，确认石器、烧骨和用火后灰烬的存在，从而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将它纳入了考古学范围。稍后，他和贾兰坡教授主持发掘的山顶洞遗址，又获得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尽管这些遗址的早期发掘是国际合作性质的，但它却是中国考古事业崛起的先声。1935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由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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