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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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纪七》记载了劫掠、吃人；《晋书·惠帝纪》记载了劫掠、人相食；《晋书·张方传》记载了劫掠，没有提到吃人；综上可知关中军劫掠百姓、宰吃活人是个铁案）。
　　　　张方匆忙撤军是个意外，按原计划不该是张方进关，而是河间王出关，与成都王会师洛阳，共襄废立大举。但是长沙王临死前的一个挣扎，不仅将计划搅乱，河间王甚至还险些遭遇不测。
　　　　这个挣扎的举动就是去年年底惠帝下给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的诏书，命令二人起兵攻击河间王。当时皇甫重正陷于重围，自身难保，刘沈则奉诏迅速传檄境内，试图集合雍州州兵以及七郡（七郡：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始平、新平）郡兵，不过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七郡之中，东北部的冯翊郡太守旗帜鲜明的站在河间王一边，其余诸郡也大多狐疑旁观，立场坚定出兵跟随刘沈的只有西北隅的安定、新平两郡，好在刘沈又集合了部分关中豪强的部曲，使总兵力达到一万余人。
　　　　刘沈以安定太守卫博、新平太守张光、安定功曹皇甫澹为先锋，从背后杀向长安。
　　　　当时河间王并不在长安，他带领着关中军后继部队，驻扎在离潼关不远的郑县，正准备出关。听说后院起火，河间王连忙回师布防，他进驻长安东北处的渭城，派遣虞夔率领步兵、骑兵合计万余人，迎击刘沈军。
　　　　虞夔与卫博等人在扶风国的好畴县发生遭遇战，虞夔大败而归。河间王惊恐之下放弃谓城，退守长安，同时召唤张方赶快回来救主。
　　　　刘沈占领渭城，又顺利渡过渭水，在渭水边构筑营垒，河间王数次进攻都无功而返。刘沈分兵五千给皇甫澹、卫博，命令二人进攻长安。仅凭五千士兵就去攻打名都长安是十分冒险的，不过那时刘沈军连胜之余，气势如虹，竟然轻易攻破城门，一直杀到河间王府邸前。长安城内的守军在数量上并不落下风，被逼至死角后激起斗志，拼命反抗。双方激战于河间王府门外，僵持不下。
　　　　按计划这时刘沈应该领着后继部队前来助阵，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沿途受到阻击，后援竟然没有及时赶到，河间王军看到对方是在孤军奋战，士气大增。而就在此时，河间王的援军先到了，冯翊太守张辅领着一支生力军从侧面袭来，皇甫澹与卫博的军队被击溃，五千人星散城内被杀戮殆尽。卫博父子死于战场，皇甫澹被擒获，河间王试图将其收降，但皇甫澹是皇甫重的族人，当然不肯为河间王所用，最后也被杀死。
　　　　经此一役，刘沈大势已去，他退出长安，驻扎在此前渭水边上的营垒中。此时张方率领关中军主力已逼近长安，张方派遣敦伟为前锋，深夜突袭刘沈营垒。刘沈军已成惊弓之鸟，当即崩溃星散，刘沈领着麾下亲信百余人向西南方向逃窜，估计是想逃入汉中。去汉中必经陈仓，陈仓县令在境内严加防范，最终将刘沈擒获，送到长安邀功。
　　　　刘沈自知必死，十分坦然，他对河间王说：“夫知己之顾轻，在三之节重，不可违君父之诏，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荠。”言下之意说我是奉诏来杀你，如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河间王自忖对刘沈不薄，刘沈却几次三番与自己作对，十分恼火。河间王的暴戾不亚于张方，他下令先将刘沈鞭打个半死，然后拖到长安菜市示众腰斩（河间王似乎对腰斩情有独钟，当年夏侯姡б彩茄�斩）。
　　　　新平太守张光也被河间王俘获，不过他的命运要好得多。张光是关中宿将，早在元康年间就先后在梁王、赵王的麾下用事，梁、赵二王屡战屡败，张光却是屡立战功，曾以百余人扼守孤营百余日，堪比东汉初年的名将耿恭。河间王自然听说过张光的威名，想收为己用，于是赦其不死，并且设宴款待，任命张光为右卫司马。张光败得不服气，他对河间王说：“刘雍州不用鄙计，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
　　　　对于功臣张辅，河间王论功行赏，现任秦州刺史皇甫重死后，他表请张辅为秦州刺史；此役金城太守游楷切断皇甫重与刘沈的联系，也有功劳，河间王表请其为梁州刺史。
　　　　河间王没有想到，他的回报反而断送了张辅的性命。当时蜀中绝大部分的领土已经落入流民军之手，梁州刺史的直接管辖区域仅剩下汉中郡，而且还暴露在流民军的攻势之下，因此游楷对梁州并不热衷，甚至都没有去汉中赴任。他试图割据陇上，于是与陇西太守韩稚联合起来驱逐张辅，将张辅斩杀于秦州遮多谷口。这是后话，略表不提。
　　　　回到洛阳。
　　　　刘沈、河间王交战示意图
　　　　河间王在关中出不来，成都王就成为洛阳的唯一掌权者。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元，消除长沙王执政的痕迹。太安三年正月，惠帝下诏改元为永安元年，大赦天下。这个年号又是一个谎言，此前惠帝已经用过“永平”“永康”“永宁”等诸多“永”字开头祷祝和平安宁的年号，结果统统全是战火纷飞的血腥岁月。
　　　　不久，惠帝再次下诏，任命成都王为丞相，封邑增加二十郡；又任命东海王为尚书令，东海王害死了长沙王，心里有愧，同时又觉得洛阳实在凶险不宜久留，正在向惠帝称病打算逊位，回东海国避祸，结果被驳回，被迫继续掌权。
　　　　此时的东海王，野心还没有彰显，对于权力的欲望也不显著，他是被动推上风尖浪口，然后因缘际会获得了此前诸王汲汲以求而未得的权力。永安元年正月的东海王，作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将来会如此大喜大悲，他当时应该与大多数人一样，在迷茫与惶恐中度日，不知道哪天就会有横祸飞来，使自己死于非命；他更不可能预料到，半年之后就有一场大风波将他卷走，从而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成都王加官进爵之后就决定返回邺城，临行前，他又做了一件令洛阳公卿咬牙切齿的事情。此前成都王在禁军手中吃了大亏，因此他打算消除威胁，成都王命令心腹石超率领五万人分别把守洛阳十二道城门，瓮中捉鳖秋后算账，成都王的士兵全城搜捕当初与之作对的禁军将领，逮到之后格杀勿论。随后，成都王又将自己的将领安插入禁军，任命石超为中护军，留在洛阳震慑大局。
　　　　当初是满城拥护长沙王，成都王采取血腥手段搞清算，自然令全城上下陷入恐怖，洛阳公卿纷纷去邺城向成都王谢罪，请求宽恕，侍中嵇绍等人因与长沙王走得太近，都被废黜免为庶人。
　　　　搞清算的同时，成都王与河间王一唱一和，有条不紊实施着改朝换代的计划。
　　　　永安元年二月乙酉，丞相成都王上书废黜赵王所拥立的皇后羊氏，将其免为庶人，囚禁于金墉城；同时废黜齐王所册立的皇太子司马覃，司马覃继承父亲司马遐的爵位，重新成为清河王。
　　　　三月戊申，即司马覃被废二十三天之后，河间王表请立成都王为皇太弟。于是惠帝下诏，称“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立成都王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一如当年魏武帝故事。
　　　　又过了八天，丙辰日，惠帝下诏任命河间王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间王原先的太尉一职由刘寔充任。
　　　　刘寔早在司马昭当政时期就已经辅佐晋氏，是硕果仅存的元老，当时已经八十六岁，长沙王与成都王交战的时候，刘寔家遭受乱军洗劫，老头因此回到平原老家避祸养老去了。成都王特地挖出这个老古董，目的不外乎标榜一下自己尊贤养老，刘寔当然经不起这一番折腾，当即上书推辞不就。刘寔又活了五年，直到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三月，以九十一岁高龄逝世，比成都王、河间王、晋惠帝死得还晚。
　　　　二、御驾亲征
　　　　成都王想当皇帝，这已经路人皆知了。
　　　　储位既定，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不外乎惠帝突然宣布让贤，禅让给皇太弟成都王；或者，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惠帝突然驾崩，皇太弟顺理成章登基继位。
　　　　惠帝暴毙这种情况显得残酷，不过它的可能性比“禅让”来得高。比起“弑君篡位”，“禅让”的难度其实更大，对继位者的要求更高，因为它会留下一个致命的后患：禅位者即前任皇帝是一面旗帜，给所有异己分子提供动乱反复的机会。
　　　　所以只有在根基稳固万无一失的前提之下，继位者才会摆出高姿态，用“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和平更替，成都王显然没有强大到可以实现“禅位”的程度，他要做皇帝只有采取暴力方式。不止是成都王，晋末的乱世中没有一方诸侯能做到唯我独尊，这个背景决定了晋惠帝的结局不会太妙。两年后，独掌大权的东海王想让当时的皇太弟豫章王司马炽提前登基，他也没有采取和平的“禅位”方式，晋惠帝在一夜之间暴毙，据说是被东海王毒死的。
　　　　如果要成都王弑君，大概另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杀兄。不过长沙王一死，杀戒已开，为了帝业巩固，成都王可不惮于再死一个兄长。
　　　　平心而论，成都王做皇帝未必是一件坏事。惠帝御宇天下已有十四年，这十四年是一场大灾难，过多的血泪冲刷掉“天子”身上原本神圣耀眼的光芒，肯定有无数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朝廷的无力、皇帝的无能，而且可以肯定，在痴皇帝治下晋王朝是没有未来的。这时有人提出，换一个年富力强的、有能力有声望的皇太弟来接替这个无能的痴皇帝，领导万民走出困境，有何不可呢？
　　　　只是成都王的时机并不好。三年前他的声誉如日中天，如果当时被立为皇嗣然后做皇帝，无疑是天下归心，可惜那时成都王并没有机会；现在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声誉已大打折扣，如今的成都王是誉毁参半。
　　　　不过民意是外强中干的东西，中国历来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只能表达美好的愿望，历朝历代的实际情况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民意。只要成都王与河间王联盟牢固，凭着关中、邺城两大军事重镇联手形成强大威慑，成都王的帝王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成都王毕竟不是赵王，赵王以皇室旁系族祖的身份抢族孙的皇位，篡位痕迹过于明显，而成都王是先帝之子，当时惠帝的子孙死亡殆尽，幸存于世的弟弟之中成都王居长（吴王晏已被排除），在法理上他确实享有皇位继承权。当初齐王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其用意就是阻挠成都王变为储君。
　　　　因为具有无可非议的合理性，所以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的消息传出，诸强藩如豫州的范阳王、荆州的刘弘、扬州的刘准、徐州的东平王、幽州的王凌、并州的东嬴公，内心其实并不认同，但他们都保持缄默。
　　　　乍一看成都王帝途坦荡，履尊称帝只是时间问题，谁曾想平地起惊雷，竟然从洛阳传来反对的声音。
　　　　洛阳发生异动，完全是因为成都王的疏忽。
　　　　按常规作法，执政者应该坐镇京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都王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将洛阳交给心腹石超，自己回邺城去了。成都王此举的原因，一来据说是母亲程太妃留恋邺城不愿意离开，而成都王是个孝子；二来也许是吸取齐王的教训，不愿意放弃邺城这个大本营，这一策略很难说是对还是错，强大的政治权力确实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当年齐王就是在失去豫州之后才变得不堪一击的。如此想来成都王不算失策，但是有得必有失，远离洛阳的后果就是失去洛阳，这个代价也很大，令成都王承受不起。
　　　　受命留守洛阳的石超，祖父就是开国元勋、晋朝的第一任大司马石苞，叔父就是当年甲富天下的石崇。石超的祖父、叔父都是一时人杰，偏偏父亲石乔是个凡鸟，曾经闯下大祸差点令石家血溅满门。
　　　　那是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的往事，当时石苞以大司马身份出镇淮南，与孙吴对峙。石苞听闻吴军将要进犯，于是在淮南修筑堡垒巩固防御工事，当时监军淮南的王琛与石苞不和，向晋武帝告密诬陷石苞将要以淮南之地投敌，晋武帝吃惊之余，将信将疑，于是派人去召唤当时在洛阳担任尚书郎的石乔。
　　　　按晋朝的惯例，出镇一方军事的统帅，必须留有家人在洛阳充当人质，石乔名义上是尚书郎，实际上是石苞留在洛阳显示其忠诚的人质。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去出游，或者是醉酒，或者是年轻人不知轻重，反正晋武帝在皇宫里等了整整一天，石乔始终没有露面。
　　　　晋武帝认为石乔这是畏罪遁逃，石苞谋反确有其事，赶紧派出义阳王司马望、琅邪王司马伷两路夹击，去逮捕石苞。幸好石苞人缘好，外戚羊祜、武帝叔父司马骏都替他担保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