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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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齐王无兵可使，洛阳的禁军除了从豫州带来的旧部，其余都暗怀异心；洛阳之外那些昔日的盟友，豫州的范阳王与荆州的新野王反应冷淡，都摆出作壁上观的姿态。齐王其实已是坐守孤城，日暮途穷。张方军队抵达洛阳之日，就是齐王授首之时。
齐王要面对的不止外患，洛阳城里还有长沙王这个内忧。齐王心想攘外必先安内，他急忙派遣心腹董艾领兵去抓捕长沙王。
董艾点起麾下人马，直奔骠骑将军府，结果扑了个空。原来长沙王得知关中兵起，料到齐王必定会对自己发难，到时候洛阳虽大却无藏身之处，索性先发制人。长沙王立即率领左右亲随一百余人飞奔出府，驾车径赴宫城，当时董艾已经上路，危机迫在眉睫，长沙王嫌马车太慢，挥剑斩断车上的帷幔以减轻负担。等董艾杀到骠骑将军府，长沙王已经冲入宫城，紧闭大小宫门，据城而守。
长沙王原本无兵无权，处于绝对弱势，可是正确的战略、果断的行动使他由弱变强逆转颓势。齐王没能阻止他入宫，就已经判了自己死刑。
入宫之后的长沙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是此刻齐王内忧外患，朝不保夕，其内部人心惶恐，士气不高；
所谓地利，宫城是洛阳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并且结构坚固易守难攻；
所谓人和，一是指控制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后长沙王攻击齐王那就是“讨逆”，而齐王攻击长沙王就变成了“谋反”，齐王的士兵也跟着成为“附逆分子”，政治上的主动大大提高了长沙王一方的士气，同时又瓦解了齐王一方的斗志；二是指宫城内有两万殿中禁军，这部分军队堪称天下最精锐，长沙王有机会说服他们为其所用；三是洛阳城内那些观望的公卿，一看齐王覆灭指日可待，纷纷转向支持长沙王。
晋代洛阳城大致呈南北放置的长方形，地势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宫城在城内中部偏西北，呈南北放置的长方形，宫城西北处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墉城。
西晋洛阳平面示意图
有一道宽达五十一米的御道东西贯穿宫城。洛阳东西两面城墙各有三道城门，此御道连接其中最北一对，西曰阊阖门，东曰建春门，建春门也称上东门，阮籍《咏怀》诗中说的“步出上东门”，就是指这道门。此御道旁种满了榆槐树，两侧是朝廷的官署，太仆寺、武库署、太仓署、河南尹官署等都在此处，此外在众多王公贵戚的宅邸也在御道旁（此御道并非著名的铜驼街，铜驼街是南北走向，连接宣阳门到宫城南大门）。
齐王的大司马府也在此御道旁，在宫城以西阊阖门以东，二王交战的战场就顺着此御道东西走向展开。
交战的第一阶段冲突并不剧烈，董艾抓捕长沙王未果，回到大司马府前，屯兵宫城之西准备强攻；与此同时，长沙王正在宫中竭尽全力收罗禁军，准备带着惠帝出宫进攻大司马府。此刻长沙王军心未稳处于守势，为了延缓对方的进攻，长沙王派遣部将宋洪射火箭焚烧大司马府，而董艾则派人焚烧宫城西部一些楼观和宫城的西大门，千秋门（也称神武门）。
尽管失了先机，齐王仍想夺回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了监视惠帝，齐王在宫中安插了不少眼线，如今派上了用场。齐王派人潜入宫城联系黄门令王湖，让他将宫中全部驺虞幡都偷出来。齐王打算用驺虞幡对付长沙王，齐王部下举着驺虞幡绕宫城高喊：“长沙王矫诏！”
当年楚王就死在这驺虞幡之下，长沙王自然不会重蹈覆辙。驺虞幡只是惠帝的信物，如今惠帝本人都在长沙王控制之下，驺虞幡就成为一个没用的道具。长沙王让惠帝下旨，对外宣告：“大司马谋反，助者诛五族。”
黄昏时分，交战进入第二阶段，齐王发起进攻，血战开始了。《晋书》上说“是夕，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主战场就是皇宫内院。此时千秋门已经烧毁，大门两旁的楼阁火焰正炽，千秋门之后是皇家园林西游园，著名的凌云台就在这个园内，此时园中的亭台楼榭都有伏兵，宫城内诸殿、诸楼阁上也都布满强弓劲弩。
齐王的军队从缺口处潮水般涌进宫城，顿时箭矢如雨，从四面八方射来，齐王的军队予以还击，持弩仰射，并且杀入西游园与伏兵短兵相接。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尸体相枕一片狼藉，论人数目前还是齐王一方占优势，但是长沙王将皇帝司马衷的乘舆摆在内城南部的南止车门，令齐王投鼠忌器。
在黑暗与混乱之中，战况陷入僵局，对于齐王来讲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原把长沙王当做皮肤之痒，没想到竟演变成心腹大患，真正的敌手河间王、成都王尚未交锋，自己已然损兵折将。齐王下令加强攻势，箭雨比之前更加猛烈了，连惠帝也不再被顾惜，不时有冷箭飞到御前，射死射伤众多朝臣，惠帝奇迹般地毫发无伤。
面对齐王迅猛如潮的攻势，长沙王被迫后退，从宫城西部撤到东部，惠帝也撤至东边的宫城上东门（是宫城上东门，并非洛阳城上东门）。此时已是半夜，战场火光冲天，照亮半个洛阳城，越来越多的朝臣赶来护驾。既然是护驾，那肯定是要簇拥到惠帝周围，因此他们纷纷投向长沙王这一方，长沙王声势复振，由守转攻，从东往西逐渐又将齐王逼出宫城。与此同时，齐王一方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濒临瓦解。
等到东方既白，胜负已分。齐王退守大司马府，这已是洛阳最西端，背后就是阊阖门了，可以说齐王已经失去了洛阳，败局无可挽回。
此役长沙王以寡敌众，凭谋略取胜，说明他确实是良将之才，如果早生十年，肯定是安远绥边的一员大将。长沙王没能有机会在沙场上扬名立功，却在京都同室操戈，可谓天不佑人，天不佑晋室。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齐王一方内部崩溃了，齐王长史赵渊临阵倒戈，他斩杀了中领军何勖，生擒齐王向长沙王献诚，巷战结束。是役禁军死伤过万，此外还有不少朝臣死于乱兵之中，或者葬身于火海之内，侍中嵇绍就差点被冷箭射死。
齐王被押至殿前，惠帝虽然智力有缺陷，却还记得齐王是当初解救他出金墉城的功臣，他想赦免齐王死罪，但长沙王不依。长沙王侥幸得胜，心中没有自信，他此刻在洛阳根基薄弱，留着齐王就好比打蛇不死，是个严重的隐患，所以他不顾皇帝意见，呵叱左右快将齐王拉出去斩首。齐王再三回首望着惠帝，惠帝却始终没有再说话，齐王于是被斩首于阊阖门外。
长沙王将齐王首级传阅六军，所有齐王党羽都被夷三族，被处死的人超过两千；齐王的弟弟北海王司马寔，儿子淮陵王司马超、乐安王司马冰、济阳王司马英都被押入金墉城，齐国王位由东莱王司马蕤的儿子司马炤继承。齐王的尸体被遗弃在宫城以西的西明亭，三天都没有人收敛，最后齐王故吏荀辏А⒗钍觥跋仗嫠朐帷�
齐王的败亡迅如山崩，从执政大臣到阶下囚，再到一具死尸，其中只间隔三天。此时永宁二年（公元302年）只剩下十几天了，但是长沙王与天下更始的心情无比急切。于是就在齐王被斩的当天，惠帝下诏大赦天下，改永宁二年为太安元年。
这个年号一改，齐王执政的痕迹就彻底清除了。西晋历史又翻过了血腥的一页。
齐王被诛，朝廷改元大赦的消息，通过像血管一样遍布全国的驿道，飞快的传遍大江南北。局势的发展如此兔起鹘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中最惊讶的应该就是李含。
长安离洛阳并不远，急行军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但是为了给齐王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杀死长沙王；也为了等成都王出兵，双管齐下夹击洛阳，李含指挥关中军缓慢行军，一天才走二三十里，前锋张方出关之后也止步于司州弘农郡。
齐王死讯传来时，李含甚至还没有出雍州地界，他只到达了长安以东几十里处的阴盘；而张方则屯兵洛阳以东一百二十里处的新安，熟悉秦汉史的朋友对这个地名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五百年前楚霸王项羽在此处坑杀过二十万秦国降卒。
齐王的死使李含措手不及，关中军以讨伐齐王为出兵的借口，齐王一死就变得师出无名。李含只好下令班师，撤回长安，一番辛苦最后竟然是替长沙王做了嫁衣，李含与河间王心中懊恼不已。
齐王死讯传到邺城，成都王也后悔当断不断，坐失了良机。如今除狼得虎，洛阳落入长沙王手中，自己依然一无所得。
两大强藩全都心怀不满，那么新得志的长沙王处境就很危险了。
第八章 长沙王
一、天下未乱蜀先乱
明眼人一望便知，齐王虽死但祸乱未已，河间王劳而无功，肯定不会就此罢休。长沙王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御河间王，即使他歪打正着取得执政地位，终究还是会落入他人之手。
长沙王对于自己的力量与处境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当初齐王有几十万军队作为后盾，他没有；齐王有豫州、荆州两大军事重镇引为奥援，他也没有；他骤得的权势目前就像无源之水，很容易干涸掉。这个客观事实决定了长沙王不可以像齐王那样独断专行，长沙王是“八王”之中行事最谨慎低调，态度最谦和恭谨的一位。
长沙王的谨慎低调主要表现在他对权力欲望的克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他的官职。
齐王执政期间，长沙王由抚军大将军兼领左军将军，后来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官秩越来越高的同时手中的实权却越来越少，这种明升暗降的伎俩是历代当政者都熟稔精通并且屡试不爽的把戏。
齐王既死，朝中大臣的官职任免权就落入长沙王的手里，此前赵王、齐王都趁机替自己加官进爵，但是长沙王没有。
《晋书．惠帝纪》中说齐王死后，惠帝“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个说法有误。“太尉”是三公级别的一品大官，如此重要的任命不可能不载入传记，但是《晋书．长沙王传》里并没有记载这一次升迁；考察《晋书．河间王传》与《晋书．成都王传》，可知当时的“太尉”是河间王，“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是成都王；再细读《晋书．长沙王传》中长沙王与成都王在太安二年十月（即长沙王执政十个月后）的往来书信，二王都用“太尉”这一官职来指称河间王，由此可知整个长沙王执政时期，“太尉”一职始终由河间王充任。而成都王是长沙王极力依靠拉拢，试图结为盟友的对象，长沙王必定不会也不敢与成都王争夺那华而不实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头衔。
因此，所谓“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是子虚乌有，长沙王执政之后并没有给自己升官。此中原因并非无官可升，比如齐王生前担任大司马一职就已经空缺，凭长沙王的身份完全可以胜任，可长沙王没有这么做。
惠帝朝历届执政者全都位极人臣，唯独长沙王只是骠骑将军。骠骑将军是二品官，比起成都王的大将军、河间王的太尉要低上一品。很明显，长沙王刻意保持这点差距，以表示自己的谦逊，不敢与二王并列。
长沙王的官职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不涉及朝政。
晋朝的权力部门是尚书台与中书省，只要染指这两个部门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以往历届执政者为了便于操纵政事，都给自己“录尚书事”。“录”是总领的意思，“录”了“尚书事”，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政事处理与人事任免。比如杨骏先是“录尚书事”，后来觉得不满足就又“录朝政，百官总己”；汝南王也是“录尚书事”；赵王未得志前求“录尚书事”，被拒绝之后才怀恨发动兵变。
从赵王开始，执政者野心膨胀，区区“录尚书事”已经无法令人满足，他们渴望更大权限。于是赵王篡位之前担任“相国”、“依宣文辅魏故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像当年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操纵曹魏小皇帝一样控制晋惠帝；齐王在专权方面也不遑多让，“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长沙王则刻意保持低姿态，避免步齐王后尘，为此他仅仅保留军职，没有“录尚书事”，也没有兼任文职来干预政务。
即使没有兼任文职，也可以通过安插亲信的方式来控制尚书、中书、门下三台，不过长沙王也没有这么做。当时的尚书令先是王戎后是乐广，尚书仆射是东安王司马繇；中书令是卞粹，中书监是东海王司马越。王戎、乐广都是前朝老臣，一向圆滑处世，在历次党争之中始终屹立不倒，乐广还是成都王的岳父，这两人对任何执政者都是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