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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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北京人”（１） ［李鸣生 岳南］
故事梗概 １９２９年，北京周口店发掘出来的“中国北京猿人”轰动了当时的世界，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但极其荒唐的是，在岁月烟尘雾土中委屈了５０万年的“北京人”仅仅面世了１２个春秋，便又突然神秘失踪……半个多世纪来，此谜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困扰着人类，人类对“北京人”的苦恋，寻找从未中断；直到今天，几乎全世界的科学情报机构，都开动了搜寻的机器……青年作家李鸣生、岳南近１０年来加入了寻找者的队伍，经过艰难寻访，以长篇纪实文学《寻找“北京人”》纪录下了事件的全过程，以飨读者。
距北京５０公里处的西南郊方向有一座山，叫西山。
在西山的东南山脚下有一个店，叫周口店。
这个叫周口店的小镇在７０年前，除了当地附近的村民外，可以说世上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在１９２９年那个大雪飘飘的下午，当一颗沾满了石灰和泥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从这里被发掘出来后，周口店这个名字很快便像那个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飘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人知道周口店这个名字，恐怕多数人都是从小学课本里读到的；对“北京人”的了解，或许就只限定在了小学课本所设定的范围之内。当然，有一个道理是人人都明白的，即：没有“北京人”，就没有周口店。但多数中国人也许并不了解的是，“北京人”的发现，与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紧密相关，甚至完全可以说，没有安特生便没有“北京人”；正是安特生的出现，才叩响了５０万年前“北京人”的大门。
那是１９１４年的春天。对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安特生教授来说，无疑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季节。因为正是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清晨，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的聘请书，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通往中国的探险考察之旅，同时也踏上了他此后最辉煌的人生之路。
５月１６日，安特生结束了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艰难考察后，顺利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便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地前往中国农商部赴任。
当时的中国，对初来乍到的安特生而言，可以说各方面都是神秘而又美好的。装在他心灵抽屉里的，不光有兴奋、惊喜与冲动，还有希望、梦幻与理想。尤其是首次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考察，使他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了中国西部山川大漠的瑰丽壮美与奇峰异彩，并用自己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古文明的神秘与伟大。正如他后来所记述的那样，“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在中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因此，他雄心勃勃，浮想联翩，决心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展宏图，大干一番！
但随着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安特生通过与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的接触交谈，发现许多问题和他想象的相差甚远。尤其令他费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已经盛行了近一个世纪，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对此却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
安特生当然清楚，田野考古学对古文明的发掘，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早在１８３０年，法国史前史研究的创始人戴乐维特就在索姆河畔开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了人类祖先制造业的遗迹。此后不久，西方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也都纷纷离开书斋，奔向田野，其足迹很快散布世界各地。这一时期，世界最有影响的田野考古学家应首推德国的图利希·谢里曼。
此外，１８７１年德国地质学家卡尔·莫赫在南非马绍兰纳地区的维多利亚堡，通过田野考古手段发现了湮没了几千年的津巴布韦文明遗址，在欧洲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从而验证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着，１８８２年美国学者唐纳利则运用田野考古和语言、人种等综合知识进行考察后，提出了“两种文化联系者就是新旧大陆之间、大西洋上曾存在过一个大洲的”理论……
如果说以上西方学者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范例，因东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信息的闭塞，未能让中国的学者们充分认识到田野考古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令安特生教授不明白的是，差不多在这同一时代里，无数外国学者和盗宝者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寻找与考察———有的简直就是强盗般的所谓田野考古行动，为什么也未能让中国的政府和学者们幡然醒悟呢？
的确，在古老的中国，特别是在古老而又神秘的丝绸古道上，智慧勤劳的各民族祖先，曾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稀世的文化珍宝！这些属于中华民族的国宝，就像我们自己家里一笔丰富的遗产，本来是等着后来的子孙们去寻找、去发现、去挖掘、去整理、去研究，可到了１９世纪下半叶，一批外国考古者们却翻山越岭，飘洋过海，纷纷闻风而来。在这一批又一批的外国考古者中，我们不可否认确有为寻找祖先足迹而来的考古学者和专家；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又确有一批无耻的“文化强盗”！这批“文化强盗”深入西北大漠后，不仅毁坏了许许多多的古迹现场，而且还偷去了大批大批的文化珍宝，为后来中国的学者们对古文明的寻找和考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上述情况若是出现在瑞典本土，安特生恐怕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令安特生深感遗憾的是，以地质学和考古学为先导发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学，已被西方人用来在世界各地反复演示了上百年，而安特生既然不辞千辛万苦，不惧重重风险，志愿并乐意踏上了中国这块土地，当然就想做点实际的事情。他在帮助中国政府寻找铁矿和煤矿以及组建现代矿业的同时，还主动在北京当起先生来了：他给中国的同行介绍西方有关的先进科学知识，讲解西方田野考古的历史和先进技术。当他协助完成了中国最早开发的第一座现代化铁矿———龙烟铁矿的筹备工作后，又开始组织人员，背离书斋，走向田野，为寻找地下埋藏的古生物化石和远古人类遗物，进行了一系列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田野考古发掘。
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２日这天，安特生从北京安定门外乘坐火车，踏上了前去周口店考察的路程。
两天后，安特生离开周口店，回到了北京。他对这次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他终于在北京附近找到了一处可能存有“龙骨”的产地，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幸事。
１９２１年初夏时节，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怀揣着维曼教授的介绍信来到了北京。安特生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后，安排他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师丹斯基二话没说就去了周口店。而且，一去周口店后，他便很快在当年安特生住过的一个破旧的寺庙里，建起了一个很有点声势的田野发掘指挥部。
事情到了１９２６年。
这年的夏天，师丹斯基整理标本时，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中明确地认出了一颗人牙。这颗人牙虽然有些残缺，牙冠却保存完好，没有磨损过，鉴定起来极为方便。经过一番考证，师丹斯基将这颗人牙鉴定为“真人”，并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７日，瑞典皇太子偕夫人从日本来到北京。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２时正，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自然历史学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学术团体，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联合举行了欢迎瑞典皇太子的大会。
作为最后一个压台人物登场的，是安特生。他首先向中外学者表示了真诚的谢意，而后便代表维曼教授郑重宣布了在周口店发现两颗人类牙齿的重大消息。接下来，他又将研究论文《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在会上作了绘声绘色的宣讲：
……周口店动物群可能是上新世的。周口店发现的牙齿中有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它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它的牙冠保存得好，没有磨损。照片上所显示的特征是一个双尖齿。
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也有猿人生活在爪哇，曙人生活在英国的皮尔唐，海德堡人生活在德国的茅厄尔。这些种类实际上是同时代的。它们从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东南和向西迁移了同样远，并到达它们后来居住的地区。中亚高原的某个地方看来非常可能和上述种类的共同分化中心恰好是吻合的。所以，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
安特生的报告几乎让所有的与会者都懵了。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竟然还没有人作出反应———也没人敢轻易作出反应。
的确，这突然而至的消息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力实在太强大了，即便是早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一带有爆炸性的大大出乎意料的消息，一时也很难适应。因为在亚洲大陆上还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可现在偏偏出现了，这怎不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呢！
消息很快在北京和世界范围引起轰动，中外新闻媒介随之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
“北京人”的现身，使安特生终于实现了叩见远古人类老祖宗的梦想，从而把他的事业推上了一个辉煌的顶峰，并使他的名字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以致于多年之后，人们还会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读到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介绍。
１９２８年冬，为了更好地做好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步达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经过频频磋商，决定用一项新的、内容更加广泛的合作计划，来取代即将到期的周口店研究计划。此计划为期三年半，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平协和医学院共同进行，预算出来的１１万美元的发掘经费，则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为避免日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麻烦，步达生、翁文灏和丁文江还决心把刚刚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办成一个“真正的中国机构”，一个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特别部门，使今后所有的发掘计划都由该研究室统一掌管。
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９日，中国政府的农矿部正式批准了这两个具有非凡意义的组织章程。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批资助款项也通过北平协和医学院拨给了新生代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开拓了整个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从而使中国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研究室。而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正是因为具备了它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才导致了一年之后那震惊世界、誉满全球的最伟大的发现。
转眼间，中外古人类学家寻找祖先的脚步不知不觉便跨进了１９２９年。到了这一年，当我们说到中国的周口店，说到周口店的“北京人”时，就不得不谈到另一个叫裴文中的年轻人。
经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步达生商量之后，负责周口店发掘“北京人”遗址的担子，便历史地落在了裴文中的肩上。
１９０４年１月１９日出生的裴文中，当年挑起这副担子时，只有２５岁。正是这一多少有些巧合与无奈的安排，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人类本已写就的历史，使原本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政治家的他，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年，裴文中怀揣家里为他拼凑的几十块银洋，心里铭记着父亲“做人要正，成绩要硬”的教诲，只身来到北京求学，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地质系。１９２７年毕业后，来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１９２９年春，当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无人支撑时，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担子，搁在了裴文中的肩上。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下午４时，落日已经染红西山，发掘场地上，除了北风的呼号，便是荒草的哀鸣，虽然人人都感到寒意彻骨，但为了心中那份难灭的希望，大伙在连脚都站不稳的情况下，仍坚持用最原始的运土办法，用绳子把一筐一筐的土从洞中拉上来，然后再用人工一筐一筐地抬出洞外。
由于天气太冷，已经冻得浑身发抖的裴文中准备下令收工。就在这时，远古祖先的大门“吱”地一声裂开了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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