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造舰船志-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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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勇士”号的首尖舱：锚链即从此经过，收入下方的锚链舱，照片中的柳条筐是舰上豢养家禽的场所。照片拍摄：海军史研究会方禾。
“勇士”号上的弹药舱提升口，由此也可以想见“海安”舰上类似部位的情形。照片拍摄：海军史研究会 方禾。
离开车间舱室群不远，是舰上的高危场所，两间容量共为27吨的炮弹舱，一间容量超过11吨的火药仓库。底舱甲板中部的位置，是全舰的动力心脏，蒸汽机、锅炉都安装在此，占用了将近20米的甲板长度。依照军舰的设计通例，煤舱位于蒸汽机、锅炉舱的两侧，煤舱里的囤煤上超过水线71厘米，向下伸入水线下76厘米。对一艘无额外装甲防护的军舰来说，这些存煤是重要的保护屏障，“保护严密，虽遇敌炮弹不能中伤也”。紧挨着动力舱室群，是两座可以容纳40吨淡水的硕大水舱，为保证航海时的淡水供应，动力舱内还有一座冷凝水装置，每12小时可以生成1000加仑淡水，这些淡水除保证最低限度的舰员饮用外，最主要的用途是供给锅炉。在水舱向后至舰尾的空间里，剩余还布置有四间容量超过105吨的仓库，以及容量超过48吨的后部火药舱，容量超过39吨的后部炮弹舱和铜料舱。
通过底层甲板里的几架木梯，可以很方便地上到第三层甲板。这层甲板舷侧已部分高出了水面，适宜居住，是全舰的大宿舍，“海安”级军舰外部那些紧贴水线不远的舷窗，就是这层的窗户。宿舍甲板总长度为66。44米，宽12。34米，层高2。2米，除了中部位置还可以看到从底部甲板露出头来的蒸汽机外，其他所有位置都用于布置居住生活舱室。舰首是一间很大的军医院，舰尾则是军官舱室群，剩下的主要是士官居住区以及浴室、餐厅等功能舱室。比较特别的是，在这层甲板中部靠后的位置，设置了一座大型的灭火水泵，水泵向下一直连到底舱底部，既可以抽海水也可以抽底部水舱的淡水。四个人合力摇动水泵，每分钟可以出水100加仑，通过设在各处的出水口，以及用水龙带连接，“散注各处”，甚至“最高桅帆遇火亦可救”。另外，这套消防水泵装置还能反向使用，当舰内渗漏时，向外排水。
“勇士”舰位于露天甲板下的火炮甲板，平时是水兵们用餐和休息的场所，炮位附近的那些桌椅板凳作战时会全部收起。照片拍摄：海军史研究会 方禾。
顺木梯上到第二层甲板，最为抢眼的就是甲板两舷分布的一门门威武的火炮，这层就是“海安”级军舰的主要战斗平台，火炮甲板。火炮甲板总长度71米，宽12米，层高还是2。2米，全舰的24门42磅火炮分列在这层甲板左右，同时这里还是炮手们的起居地。炮甲板的舰首部位，可以看到起锚绞盘以及舰上的厨房，尾部则是管带的住舱，从外部很容易看到，这级军舰密布舷侧的炮门到了舰尾，就变成了古意盎然的宽大舱室木窗。为了提高战斗平台的抢险自救能力，甲板上还设置了和底下的甲板相同的消防水泵，意味着一旦这里起火或进水，可以由两台水泵合力抢救。
顺着炮甲板通往上层甲板的木梯走出舱口，蓝天碧海赫然在目。“海安”舰的露天甲板长78。9米，宽11。73米，甲板上最显眼的建筑是三根巨大的桅杆以及一座烟囱。露天甲板首部布置着两座起锚绞盘，在舰首和舰尾各安装一门90磅主炮，推测使用了换门式炮架，可以分别转向左右舷使用。两门主炮附近各分别是舰上的前后飞桥，此外舰面上显眼的设施还有设在舷侧等处的吊艇架等。（4）
“海安”舰问世后不久，这艘当时中国创制的巨无霸军舰，引起各国关注。就在军舰问世当年，英国驻沪领事陪同海军将领沙德维尔（Shadwell）到江南制造局参观，停泊在黄浦江畔的“海安”舰顺理成章成为英国人着重考察的对象。最后英国人的结论较为公允，“发现了几个技术上的缺点，但大体上认为它应算是修造得很好的船只”（5）。没有大型军舰建造基础的江南制造局，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其成就值得肯定。尽管存在船型落伍、动力滞后等问题，但这或是由选择建造母型时，对世界军舰发展尚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储备，或是由于配套动力时，对进口设备吝省经费，加之系统设计能力欠缺，不懂得改进初始设计所造成。
驭远绥夷
大步迈进的江南制造局，并不满足于单单建造一艘大型军舰，“海安”问世一年后，同型的姊妹舰又在黄埔江畔成功下水。
新军舰再度成为沪上关注的焦点，《申报》丝毫没有错过这一新闻话题，挟成功报道“海安”问世的经验，再度祭起连续报道的法宝。“制造局轮船下水日期钟点：前报列闻制造局六号船定于初三日三点钟放水，日期固属无差，惟时数稍有舛误，恐至诸君往来蜡屐，失一巨观，故特更正轮船下水盖初三日十二点钟云。”
1873年12月23日，江南制造局内前来观看新军舰下水的人士摩肩接踵，“阖城官绅以及士女往观者不下万人”。中午12点，新军舰顺利下水，根据报道，此次军舰下水比“海安”更为妥帖，“附近小舟均无碰撞之势，岸上观者如云，工匠似火，亦未伤损一人”。言下之意，以前江南制造局军舰下水时，曾发生过类似事故。
新造的军舰排名为江南制造局第六号轮船，所有尺寸、武备与第五号轮船“海安”相同，属于“海安”级军舰，经两江总督命名为“驭远”，造价比“海安”略低，为318716。999两。（6）
“海安”级军舰留存的唯一一张照片，推测为二号舰“驭远”。这幅照片最初在日文资料上出现，被标注为“清国军舰扬威”，后世很多学者以其外形与“扬威”舰相去甚远，认为是日方的笔误，实际应是“扬武”舰。但是随着福建船政军舰研究的深入，这张照片中的军舰在外形上与“扬武”舰有明显的不同，舷侧炮门的位置和数量也完全有别。最终经考证确认，是一艘“海安”级军舰。
相继问世的“海安”、“驭远”，在当时原本应当是万分显赫的主力舰，但由于诸多问题，南洋水师无力维持这种大体量的军舰。“海安”级军舰所需的舰员人数众多，计要编入360名官兵，每月薪粮费用5700两，几乎是“操江”等舰的三至四倍，用维持四艘军舰的经费来养一艘舰，令南洋水师感到无力应付。后来尽量压缩战斗人员，编制缩减为297人，每月仍需薪粮费用3614。7两。此外，“海安”级军舰吃水深，无法在长江内河使用，这对于和平时代主要承担长江、海口巡防，以及通信、护送任务的南洋水师而言，就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因为这些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洋水师只是勉力编入了“海安”舰，“驭远”则作为替补队员被排在幕后，暂不编制人员，留存在江南制造局备用。
进入南洋水师的“海安”舰，地位显得稍有尴尬，主要承担起了大员接送等工作。沈葆桢接任两江总督后，为培育人才，决定模仿福建船政对大型军舰“扬武”的处理模式，即也将“海安”用作出海训练的练习舰，周游各国。虽然当时南洋并没有专门的海军学校，不过对于增加南洋水师官弁的海上阅历，此举还是大有益处。1876年，经总理衙门批准，并向日本正式照会通报，“海安”舰鼓轮离开吴淞口，前往日本游历，此行的统带是总理江南轮船操练提督吴安康，“海安”的管带是千总王予照。
日本朝野及海军，对中国来访的这艘大型军舰，显得颇为注意。援引之前接待“扬武”舰的外交规格，对其进行招待，同时不乏对舰上技术状况的密切关注。“海安”先后到达日本的横滨、长崎等港口，熟悉日本沿海航道。对这艘庞然大物，日本海军先是充满神秘感和危惧感，等见到真身之后，才发现原来与自己海军中的“筑波”、“富士山”等老式炮舰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吨位更大、火炮更多而已。不久之后，为了取得对中国的海上优势，英国纽卡斯尔接连问世了“比睿”、“金刚”两艘日本军舰，外形上依然是老式炮舰的模样，但已经跃升成带有装甲的铁甲舰。
首航日本后，“海安”成了上海至日本航路上的熟客。1877年，清政府派翰林院侍讲何如璋出使日本，担任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从京师沿通州运河首先到达天津，拜谒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教外交事宜，而后乘招商局轮船取道江苏省城江宁。两江总督沈葆桢与何如璋会见后，以“‘海安’曾巡历日本，港道稍习”（7）为由，决定派“海安”舰护送使臣前往日本。1877年11月23日傍晚，何如璋一行30余人登上“海安”，踏上赴日旅途。航程中曾一度遭遇大风，站立在“海安”舰的飞桥上，饱览海上壮丽景色，何如璋激动不已，在日记中充满感慨：“风紧帆张，真有破浪如飞之慨”，“北风横卷，波轮相搏，如万马奔腾，殷雷震耳”（8）。
日本海军早期的外购军舰“筑波”，外观上和“海安”有许多神似之处。
11月30日，“海安”顺利到达日本长崎。接近港口时，桅杆上换挂日本国旗，鸣21响礼炮。长崎炮台及在港日本军舰也都升中国龙旗，鸣同数礼炮回礼。旋即，停泊在长崎港的各列强军舰，也都纷纷向“海安”致礼，“泰西各兵舰，均具仪如款宾然，我船亦依次答之”。此后，载着公使一行，“海安”开始了在日本境内的游历，先后途经马关、粟岛、神户等地，在东海道附近海面，还救起了遇难的日本船民。最后，公使在横滨港离舰，当时与“海安”同时停泊在横滨的，还有日本海军的明轮炮舰“春日”，即原来阿思本舰队的“江苏”舰。
礼成之后，“海安”旋返上海。犹如是其生命中仅有的闪光，“海安”在出访日本后不久，就渐渐黯然陨落，不复见于中国的海军史。出访归来仅仅几个月，1878年8、9月间，顶着炎炎烈日，“海安”驶回江南制造局，依据当时的记载，此行是为了大修。但事实上，这是目前所能查到的“海安”最后的记载，至于大修的原因，以及结果，都无从得知，只是从那一年开始，江南制造局的军火发放单上，再也没有了“海安”的名字，南洋水师的编制中也再不见这艘军舰。是否是因为舰体、机器出现了严重问题，修复不成而拆解，或是商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制造局的经费收支报告中，的确有军舰拆解出售收益一项。
“海安”退出海军舞台同时，在江南制造局里默默封存多年的同级姊妹舰“驭远”被起用，原“海安”舰舰员全部配属到“驭远”舰上，各项薪粮编制完全仿照“海安”，由这艘姊妹舰接替“海安”的职能。
石浦惊变
投入现役后，“驭远”扮演的角色和“海安”几乎别无二致，仍然以赴日本航行操练为主要任务。同时，还于1881年，执行了护送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赴日的使命。仿佛这级军舰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李鸿章1882年致船政大臣黎兆棠的一封信中，作为负面例子，提及驻日公使黎庶昌曾来信告知，乘坐“驭远”赴日途中，“该船机器屡坏屡修”。动力系统的问题，显然成了这级军舰的致命伤。
1883年，中法两国在越南主权问题上引发战争。随着法军在越兵力的加强，刘永福黑旗军和在越南的清军，相继遭遇北圻、北宁惨败。在此情况下，1884年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巡洋舰“窝尔达”舰舰长福禄诺谈判，签订中国撤回在越军队，法国不向中国索取任何赔偿的和约，“法国既感中国和商之意，并敬李大臣力顾大局之诚，情愿不向中国索赔偿费”。未料，6月23日，法军在接收清军在越营区的过程中，双方军队在越南观音桥再开战端。认为中国撕毁和约的法国政府恼羞成怒，战火重燃。法方决定占据中国沿海几个优良港口，以此作为逼中国和谈的质物，同时表示，此后和谈中国必须向法国作出赔偿。
作为当时法国规模一度胜过本土舰队的另一支海上力量，孤拔率领的远东地区海军，开始在中国沿海疯狂挑衅。8月23日，中国船政水师在福州马尾遭遇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10月，法军进攻台湾基隆、淡水等港口，封锁海上交通，台湾形势岌岌可危。
10月26日，督办福建军务大臣左宗棠上奏，请求由南北洋各派军舰，南下支援台湾海防。李鸿章随即派出北洋最新锐的巡洋舰“超勇”、“扬威”，由林泰曾、邓世昌分别管带，统一由德国人式百龄率领，开至上海会合南洋水师军舰。两江总督曾国荃经过与水师提督李成谋商量，决定将新近编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