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造舰船志-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前桅之后不远，安设着主炮、前部飞桥与烟囱、机舱棚等装备和建筑，舰型上属于旧式蒸汽巡洋舰的“扬武”还没有装甲司令塔这一设施，前部飞桥就是横跨在两舷舷墙上的一道狭窄平台，上面只是装了罗经等设备。值得注意的是，前部飞桥周围并没有舵轮设施。
“扬武”舰模型尾炮特写。
口径为190mm的主炮位于飞桥前下方，通过甲板上一道道弧形铁轨，水兵们可以将这个七吨半的笨重家伙根据需要推到舷侧的炮位，军官则站立在飞桥上督视下方的操作情况。紧紧挨在飞桥建筑的后方，是烟囱、机舱棚建筑。长方形的机舱棚四个边角上各有一个大风筒，为下方的锅炉舱提供通风。烟囱、风筒、机舱棚建筑邻近的舰舷两侧各有一个木制带有圆形百页窗的小房子。近代军舰上的厕所通常布置在首尾楼里，“扬武”既无首楼也没有尾楼，于是将厕所安顿在这里。厕所向后，直到后桅之间，甲板两舷密集分布着八门160mm口径威斯窝斯副炮，火炮炮门旁的舷墙内壁上除了安放有随炮的工具外，还有一根根映射着寒光的接舷战用长矛。
这排炮位的最后，靠近后桅的位置有一道横跨两舷的尾部飞桥。飞桥下方配有露天舵轮，供驾驶所用。“扬武”靠近舰尾的两舷各有一个炮门，另外在船尾还并排开设了两个炮门，配合四个炮门所用的是两门100mm口径的威斯窝斯火炮，可以根据需要更换炮位，或对向舷侧，或对向舰尾。设置舰尾方向的火力，在船政所造的军舰上属于首创，即使在同时代的西方船旁列炮巡洋舰上也并不多见。
中国现代以来，对于近代军舰的评价有个很不好的作风，即不顾军舰具体的所属种类，将各种军舰混为一谈。为了证明诸如清政府腐败、建造的军舰落后等先入为主的观点，而进行胡乱比较。例如将船政的炮舰去和西方的巡洋舰相比，又如将“扬武”这样的巡洋舰与西方的铁甲舰进行比较。实际横向对比“扬武”诞生时代的西方同类军舰，可以骄傲地称中国此时非但没有落伍，而且所制的“扬武”舰在同时期世界木质蒸汽巡洋舰家族中还属于性能较佳的一型。
1874台湾事件中日本侵台舰队的主力，二等巡洋舰“日进”。
船政旗舰
1872年4月23日，由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主持仪式，为第七号改造军舰向天后、江神祈福，“扬武”舰当日顺利下水，立即成了马江边一道众人瞩目的崭新风景。尽管此刻的“扬武”看起来还有些不够完整，她的锅炉、螺旋桨等设备尚有待于舾装期间来安装，然而夏献纶望着雄伟的舰体已经激动无比了，由他提出的改造巡洋舰方案终于结出了硕果。（11）
二等巡洋舰“扬武”问世后立刻成了船政的至宝，在当时中国也属于掌上明珠式的唯一的一艘巡洋舰，为这样一艘军舰选派舰长，自然需要异常慎重。几经思忖，曾任包括“万年清”在内船政多艘军舰的管驾、在船政管驾群体中资历颇深的舰长贝锦泉被任命为“扬武”舰首任管驾，全舰共编制官兵180人，几乎是“万年清”、“伏波”等150马力军舰的一倍。同样，为了建造“扬武”而花费的工期、工料、财力，也几乎是150马力军舰的一倍。为此，船政上奏清廷，请求对船政五年计划的军舰数量要求进行变更。经清廷允准，同意考核时一艘250马力军舰可以折抵两艘150马力军舰，“扬武”成了以一当二的军舰。因为“扬武”的建成，船政五年计划原定的16艘军舰建造要求于是更改成了15艘。
“扬威”完全竣工后不久，1874年台湾事件爆发，面对日本侵台舰队，守制归来重新复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受命率领船政舰队渡海抗衡，“扬武”则成为船政渡台舰队中最为显赫的一艘战舰。非常巧合的是，当时日本侵台舰队中的主力舰也是一艘二等巡洋舰，中日两国的两艘同类型军舰借此机会一起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1874年侵台事件中的日本巡洋舰“日进”，原是日本佐贺藩在国外定购的军舰，由Gips＆Son，Dordrecht公司在1869年建造，1870年编入明治政府的海军，与“扬武”的舰龄相差无几。“日进”舰的排水量1468吨，舰长61。9米，宽9。7米，吃水4。7米，装备一台卧式蒸汽机，四座方形锅炉，主机功率710马力，航速9节。主尺度与“扬武”略同，动力则相差较大，远远不如“扬武”。“日进”的武备包括178mm口径主炮一门，30磅副炮六门，也是一门换门架火炮配合多门船炮列炮的布置法，但是无论炮位数量还是主炮威力都显然逊色于“扬武”。（12）
上述比较可以看到，“扬武”舰综合性能优于同时代日本海军装备的同类型军舰，而且“扬武”还是中国的自造军舰。比“扬武”晚了12年，直到1884年日本才自行建造出了第一艘千吨级二等巡洋舰“海门”。可以想像，当1874年“扬武”舰挟着浩浩威风突然出现在台湾海峡时，带给日本的是一种何样的震撼。
台湾事件平息后，1875年3月24日，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突然提出要将“扬武”舰改成练习舰的请求，“拟将‘扬武’改为练船，取熟谙西学、堪以出洋之艺童荟萃其中”，并计划委任洋员德勒塞为总教习，带领两名分别精通帆缆、枪炮的洋员在舰负责训练。
将如此一艘颇具战斗力的巡洋舰更改为练习舰，粗看起来似乎非常不合情理，颇有大材小用的感觉，但沈葆桢奏折中随后的话语即解开了这个谜团。根据沈葆桢的设想，船政的舰船除了调拨各处使用的以外，其余的军舰此后均要经常性跟随“扬武”编队合操，“俾号令划一”。所谓的“练习舰”实际上真实用途类似于旗舰，借以解决船政舰队设立以来有舰无队，军舰训练始终处于单舰各自为政状态，缺乏舰队作战训练的缺陷，同时练习舰上直接培训出的熟练水手也可以随时填补入其他军舰，提高整个船政舰队的人员素养。从此，“扬武”成为了一艘特殊的“练习舰”——船政舰队的旗舰。（13）
鉴于“扬武”舰的地位发生改变，船政舰队提督因为需要经常性在岸办公处理日常事务，不可能随舰监督指挥，“扬武”的管带实际上就同时被赋予舰队总督操的使命，因而必须重新挑选一位地位较高而且熟悉近代化海军事务的官员，“惟轮船一日千里，或由内洋而外海，或由腹地而边忂，非有熟悉水务之大员坐镇船中，周历洋面，无以察其勤惰而策其精能”。此时，一位经历特殊的将领被选拔提起。
蔡国祥，字瑞庵，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湘军水师名将，曾在收复被太平军占据的安徽省城安庆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由于籍隶广东，濒近西风，根据一些记载称其可能对西洋事务有所熟悉。也正因为此，早在阿思本舰队事件时，时任巡湖营统带的提督衔记名总兵蔡国祥就被湘军大帅曾国藩选中，预备让其出任中国购买的蒸汽明轮炮舰舰队统领。倘若不是后来英国人从中作梗，导致这支舰队中途夭折，蔡国祥就将是近代中国第一支蒸汽舰队的司令。如同是昙花一现般，阿思本事件时期在官方档案中频繁出现的蔡国祥，此后就归于沉寂。直到1864年安庆内军械所仿制出一条蒸汽明轮小船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驾驶这条国产明轮船试航的正是蔡国祥，此时的身份则是军械所的轮船委员。
之后又沉默了十年多时间，几乎已居于闲置的蔡国祥这时被闽江之畔的船政提起，显得多少有些突兀。之所以蔡国祥被船政起用，答案实际就在申请将其留用船政担任“扬武”管带的奏折末尾。与众不同的是，这份奏折并不是船政大臣沈葆桢单独署名，陕甘总督左宗棠竟然也在之后连署，蔡国祥早年与湘楚军将领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交情显然在这次出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持慎重意见，船政大臣沈葆桢和陕甘总督左宗棠在保举奏折中还是预留了伏笔，称之所以选中蔡国祥是因为看中阿思本舰队时期的前例，“前经大学士曾国藩拟派统带轮船，嗣以李泰国违约轮船发还而止。曾国藩素有知人之明，该提督为所赏识，必非庸庸者比”，一股脑把选人的责任全推在已经故去的曾国藩头上，如此将来如果出现蔡国祥不堪使用的情况，选人不当的责任也是曾国藩的。此后奏折中话锋变换，“但该提督由长江水师出身，外洋情形非试之实境，臣等亦未敢深信其能。现拟令暂充督练之职，俟其周巡海上数月，如果于外洋驾驶窍要娴习精通，能诱掖诸艺童，咸折节以取西人之长，无桀骜以蹈西人之习，再奏恳作为统领，以专责成”，表示出了一种极其谨慎的态度，先只是让蔡国祥临时代理而已，考察合格以后才能正式委任。（14）
纵横四海
1875年11月18日上午7时，一艘维多利亚涂装的三桅蒸汽军舰缓缓驶入日本长崎港，与在港的日本军舰和炮台互鸣21响礼炮致敬，已经改为“练习舰”的“扬武”由管带蔡国祥统率，开始了搭载船政学堂毕业生进行在东洋沿海的远航实习。较为特殊的是，曾在阿思本舰队时期准备委任为蒸汽军舰舰长的蔡国祥胞弟蔡国喜，也随乃兄一起到了船政，此时担任“扬武”的帮带。同舰搭乘的实习生有萨镇冰、林颖启、吴开泰、江懋祉、叶琛、林履中、蓝建枢、戴伯康、许济川、陈英、林森林、韦振声、史建中等，“扬武”上的远航经历，是这些中国最早的海军军官接触海洋的开始，是其个人蓝色事业的起点。（15）
因为根据清政府1874年与日本谈判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的规定，中国军舰在长崎等条约规定的日本口岸享有自由进出权，因而此次访问无须事先通报日方，中国军舰可以直接抵港。“扬武”舰的访日，是为近代中国军舰首次访问日本。18日当天，日方邀请蔡国祥等中方官员上岸参观。作为回礼，19、20两日中方则在“扬武”舰上举行茶话会回请日方官员。停泊至27日，“扬武”舰起锚离开长崎，改道日本横滨游历，继续了解、熟悉日本港口情况。
一年过后，1876年12月13日，星期三，中午时分由上海开往英国的“达梵廓尔”邮船在雨中抵达新加坡。作为船上的特殊乘客，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惊讶地看到新加坡港内居然停泊着一艘黑白黄三色涂装，桅杆上高扬龙旗的中国军舰。听说钦差出使大臣路过，舰长、帮带连同新加坡当地的著名侨领胡璇泽（Mr。Whampo）登船拜访。“廿八日，雨，午过新嘉坡，行七百二十里，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蔡瑞庵（国祥）、月卿（国喜）兄弟管驾‘扬武’兵船，适先数日至，偕黄浦人胡璇泽来见”，郭嵩焘则于次日回访“廿九日，雷，雨……因先至‘扬武’船回拜蔡瑞庵，兵皆升桅开炮。”异乡相遇，别添一番意味深长，“扬武”舰带着船政的练习生巡弋南洋的事件，在郭嵩焘日记中如实地记载了下来。（16）
搭载船政学生南下北上实习，作为船政学堂的“练习舰”，以及阶段性的返厂驻扎、编队合练，充当舰队旗舰，忙忙碌碌中，“扬武”成为当时东南沿海最为活跃的中国军舰。1883年，又一批船政学堂毕业生登上“扬武”舰参加远航实习，这批学生按照年纪来排是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八届。但与众不同的是，这批学生还另外有一个独特的称谓，“留美幼童”。
清政府于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根据中国在西方教会资助下首位留美学生容闳的奔走倡议，加之中兴功臣曾国藩、李鸿章的一力支持，分三批向美国派出了共计120名官派留学生。由于根据留学计划留学生将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都将在美国完成，因而出发的时候年龄普遍很小，史称留美幼童。
正当这些孩子的学业进展到大学程度，即将根据最初的计划分派学习工业、矿业、军事、医学、化学等各个近代科学领域时，留学计划突然遭到挫折。发难者首先是清廷中枢的清流言官，继之思想保守的驻美官员陈兰彬等纷起响应，称留美幼童“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西方）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要求将留美幼童不论是否已届毕业，一律撤回国。虽然李鸿章等竭力辩论，留美幼童在美国也奔走呼号，甚至美国总统格兰特、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文学家马克·吐温等社会名流也纷纷向清政府致信挽回，但最终木已成舟。
留美幼童杨兆楠。后来的马江海战中在“扬武”舰上服役的6名留美幼童共有3人殉国，除了黄季良、薛有福外，还有一名是杨兆楠。
留美幼童邝咏钟
停撤回华的留美幼童，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