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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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纳不想争论,只想不要成为其中一员,至少不要永远是其中一员。他可以随时为国捐躯,但搭便车,决不。
阿弗纳填表时之所以犹豫不决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他在花园里对父亲说过——“他们也许会对你这样。但我告诉你,他们绝不会对我这样。”——只不过是口头上的东西而已,虚张声势的成分较多,心里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阿弗纳不知道“他们”会对他做什么。实际上他也不知道他们对他父亲做过什么。
他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他和他后来的妻子回到以色列以后,从来未对阿弗纳做过任何解释。就像他跟阿弗纳开玩笑时说的那样,虽然又娶了一个妻子,但他并没犯重婚罪,因为过去娶他母亲的那个人跟在国外娶威尔玛的那个人并非同一个人。其中一位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是的,他是因为给以色列当间谍坐过牢。至少,指控是这样。事实真相?呃,你以为呢?
阿弗纳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仍然是友好的。他父亲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回到雷霍沃特的那栋旧房子里来,跟母亲在厨房里说好几个小时的话。阿弗纳有一次对他母亲说:“你这些天看见他的时候比你们过去住在一起的时候都多。”她只是耸耸肩。
“你以为你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吗?”她回答道。“我告诉你,不是。”
阿弗纳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他母亲来说,她之所以认了这桩破裂的婚姻,而且无怨无悔,是因为这也是一种爱国。当其他人都在为以色列牺牲生命的时候,她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的婚姻?她永远不会说哪怕是一句父亲的坏话,甚至威尔玛的坏话,尽管她总是避免谈及她。偶尔谈及时,威尔玛干脆变成了一个“你可怜的父亲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就像他被捕和坐牢一样。对于这种态度,阿弗纳表示理解。但在他心里,却控制不住地对她有些轻蔑。在某种程度上,他宁愿她大喊大叫一通。
父亲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不掩饰自己的痛苦,虽然他没明确提及痛苦的原因,“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他说。“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什么都好。你是一个重要人物。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唾弃你。”
他接着说:“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你还可’以待在附近,让他们向你吐唾沫。”
阿弗纳也许会问:“你是什么意思,他们?谁?”
但是父亲不答,沉默了一会之后重复道:“他们对待你就像对待一只橘子,把你榨干之后就扔掉。”
虽然父亲没补充任何细节,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位老人——实际上并不老,才五十五岁而已——回到以色列之后就垮掉了。使他垮掉的不仅仅是对他的讯问和监禁。“从一个角度看,坐两三年牢是一件坏事,”一次他对阿弗纳这样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值一提。我非常轻松地就过来了。”使他垮掉的也不仅仅是他多病的身体,虽然他总是在看医生。也不是担心没钱,虽然他非常拮据。他没有工作,只有一小笔养老金。回到以色列以后,他也试着做过一两笔生意,但都亏了。
真正的问题是深层次的。
“他们让你把红宝石捡起来,”一天他对阿弗纳说。“让你拿在手里玩一玩。他们说如果你干这个干那个,所有这些红宝石都是你的。于是,你干了这个又干那个。”
“接着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来收缴你的红宝石了。他们说,对不起,什么红宝石?你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意思?”阿弗纳记得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但他的父亲只是摇头。
阿弗纳相信父亲说的都是实情,但也许只对他来说是实情,对别人不一定是实情。如果对所有的人永远都是实情的话,那留给这位荷兰小男孩的会是什么呢?一个还没有买卖头脑、不知化学和数学为何物的男孩?他必须永远待在这个魔圈之外吗?一辈子剪鸡指甲吗?永远也看不到法兰克福了?每周和肖莎娜搭一次便车去阿什杜德海边?等他姑妈给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个工作?在农场待过那么多年,在部队里有着那么好的记录,难道还要继续做一个“野客”?仅仅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什么也不干了,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也许不是“他们”的错,或不全是他们的错。也许,是父亲自己莫名其妙地搞错了。
阿弗纳在木凳上填完问卷调查表,递给那个女孩。过了几分钟,她带着他穿过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门,走进另一个房间。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张简易木桌后面。房间里有一个装档案的铁柜子,一把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面垫着海狸皮。那个人看着阿弗纳的眼睛,使劲握了握手之后,示意他坐下。
“你好吗?”
“很好。”阿弗纳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你父亲怎么样?”
“很好,谢谢。”
“好,好。”那个人说。“呃……”他提到了阿弗纳所在部队的那个中校。精锐部队中的军官的名字,比如阿弗纳,并不是公开的。阿弗纳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提到他——也许是想跟他套近乎,也许是想再次确认阿弗纳的身份,也许是想证明自己的身份。不管是什么,他决定实事求是地回答。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很好。”
“让我想想,那是……二月份,是不是?”那个人漫不经心地问道,把桌上一个薄薄的文件夹朝自己跟前拉了拉。
“三月。”阿弗纳回答道。他声音中既没有恼火的成分,也没有对什么留下印象的意思。事实上这二者他此时都有一点。使他恼火的是这个游戏,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的仔细。在面试他之前他们一定再三查过他,然而他们仍然非常谨慎。
那个人递给他一支烟,他谢绝了。他注意到那个人自己也没抽。不抽烟的人通常是不给别人烟抽的。所以这个举动一定是在看阿弗纳是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一个抽烟的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把烟接过来。噢,真是精明!这种诱惑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这就是土匪阿弗纳——他想假装改变主意去要一支烟,看看那个人会如何反应。但是没有。
相反,那个人说话时,他仔细地听着。那个人说如果阿弗纳被接纳的话,这个活还是非常有趣的。在目前这个阶段,他甚至不能说他们欢迎阿弗纳参加录用考试。如果通过的话,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大约一半的人会被淘汰,他也许是其中一员。但如果他顺利过关的话,这个活还是极具诱惑力的。
这个活很诱人,而且对国家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他有了安全保障和一笔养老金,也意味着有了保险和医疗福利,甚至还有一套牙齿护理计划。也许还要去海外进行许多次激动人心的旅行。那个人说,他会发现这个组织就像一个金字塔,很多人都在底层,顶上的人非常非常少。他到底能走多远,要看他,也只能看他。
“就拿我来说,”他兴奋地说。“我开始时在底层,吃了很多苦头之后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噢,你今天到了什么地步?阿弗纳暗自思忖道,一个五十岁的笨蛋,坐在一把木椅上面试新人,房间里闷热难当。很让人激动嘛!
那又怎么样?这套位于波罗晓夫大街上的破旧不堪的公寓很显然是在最底层的。这个组织里最让人激动的也许还是在顶层。这位“约翰·韦恩”向往的顶层也许完全不同。
然而这次面试之后,迷人的牙齿护理计划却没有随之而来。没有电话,没有信件。但阿弗纳也永未下定决心。顺其自然最适合他此时的心情。这是1969年夏天。
“你还没有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那个家伙的消息吗?”在一个周末,肖莎娜这样问他。
“没有。”阿弗纳摇摇头。
“他是不是不着急?”
恰恰是肖莎娜自己不着急,这个问题等于白问。这个夏天,她就拿到教师资格证书了。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谈特谈婚姻。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爱着对方。阿弗纳在部队的四年中,肖莎娜没有跟别人幽会过。如果他们结婚的话,她父母会资助他们的。毕竟,他们不可能老是用一辆借来的破车约会。
“不仅仅是以色列航空公司,”阿弗纳对她说,“我还有一个活。”
“是吗?什么活?”
“噢,政府的活。如果得到的话会非常好。我正在等。”
关于这个活,他跟她就说了这些。肖莎娜也没问。她有一头蜜黄色金发,像公主一般窄窄的五官和像瓷器一样深蓝的眼睛。除此之外,阿弗纳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不多问。但即便如此,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永远无法言表。
一个多月后,他母亲收到了一封电报。
阿弗纳这时差不多把这事都忘了。如果他还惦记着什么的话,他更急切地想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来信。哪怕做一个乘务员,或者事务长,或者任何空勤人员,都行,只要能旅行。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些人,谁知道是些什么人?
这一次,电报上让他去的地方不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虽然这个地方跟那套公寓一样破旧。不同的是那个让他在外面等着的女孩不同了。她不苟言笑,领着他穿过的那扇门也不同,但也没有任何标记。里面也不同,虽然木桌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坐在木桌后面的人却不同。
“我们一直在跟你谈的那个活,”那个人说,“你还有兴趣吗?”
“有兴趣。”
“好。”那个人拿过他面前的日历,在一个日期上画了一个圈,把它递给阿弗纳。然后从桌子对面滑过来一张纸。
“在这天去这个地址报到。记住这个地址后把它还给我好吗?不要别人送,自己搭公共汽车去。你在那里要参加一个短期课程。上课期间会有一些测试,课程结束后会有一个考试。其余的就由我们来定了。”
阿弗纳有些犹豫不决。
“有什么问题吗?”
“嗯——我被雇用了吗?”阿弗纳说。“我有工资吗?”
“你被接受参加训练了,”那个人说:“当然,我们会给付你工资的。你将成为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临时雇员,但我还不知道是哪一家。他们每周会寄给你一张支票。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了,没有了。”阿弗纳站起来。“谢谢。”
“祝你好运。”那个人向他伸出手,但并没起身。那个不苟言笑的女孩已经把门打开。没过多久,这位“穆萨德”新特工已经站在了大街上。
那天晚些时候,他和肖莎娜坐在“雪铁龙”汽车里,在一阵莫名其妙的冲动之下,阿弗纳问她愿不愿意考虑移民。这个问题问得太突然了,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向她提这个问题。
肖莎娜不解地看着他。
“移到哪里?”她问道。
“我不知道。德国,哪里都行。也许美国。”
“你的意思是永远吗?”
“当然是永远。‘移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
肖莎娜大笑起来,心里也许有点不安。
“说说可以,你不能当真。”她说。“我这个夏天就当老师了。我父母……这是……我们的家。”她看着阿弗纳,补充道:“别担心。你迟早会找到工作的。”
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没有告诉肖莎娜他已经有工作了,也许还是个不错的工作呢。尽管他不知道“超时空效应”这个词的意思,他却有一种曾经经历过这个时刻的感觉,他被这种感觉牢牢地控制着。这种感觉很奇特,根本说不清。那天晚上睡觉之前,那个时刻又漂进他记忆里来。当然,这个时刻就是他父亲问他母亲是否愿意待在法兰克福而她的回答是“你一定是疯了”的时候。
虽然离上课的时间还有两个星期,但阿弗纳还是在第二天忍不住把“雪铁龙”借来,开着出去了——当然是一个人——朝着特拉维夫区的海克亚方向。然后取道海法路北行。
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他很熟悉这个地方,但他记不清哪栋是“穆萨德”培训中心。他沿着那条路开了一两个来回,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是三五成群地在有很多孔的水泥台阶上散步,就是一堆一堆地坐在那里。街道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周围是由铁链连接起来的栅栏。在这片开阔地的中央,从地下升起来一个蘑菇形的圆屋顶,看起来就像一个发电厂,也许是一个防空棚。阿弗纳想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测试。很显然,他不能这时候才想起来问问题,他也几乎无法回到坐在木桌后面的那个人面前,告诉他自己找不到那个地方。事实上,也许根本就没人会回去。因为无论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还是另一套公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