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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彭德怀自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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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而不是什么不断高涨;对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十大纲领〔41〕等有了比较深刻些的认识。前委对反对盲动主义解释得很详细,平江起义后,我对于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很有反感,觉得把房子烧了,人民住到哪里去?红军也没有房子住。反革命是人而不是房子。占领修水时,渣津、马坳一带群众已有初步发动,我军转移后,被平江游击队狗队长(老百姓这样称呼)把那块地方烧光。半个月后红军再去,农民挂白带子,对我们打土炮,封锁消息。当时盲动主义者叫这些群众为反水,对反水群众不是争取而是镇压。完全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错误当做真理,把执行错误政策的说成是坚决革命,把反对错误政策的同志,说成是对革命不坚决,军阀出身靠不住。“六大”解决了这些问题,是使人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讲了烧房子脱离群众。他讲了在遂川(井冈山南)的故事,说开始农民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站在旁边看了。你再去接近他一点,他又跑远一点。他又讲到红四军对宁冈反水的群众,是采取一系列办法去争取群众回家。我当时听了这些,印象是特别深刻的。这次直接接触了毛泽东同志,使我对他更加敬仰。
  这次会议正是我三十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这次会议有王佐、袁文才两人参加。他们曾是当地两个绿林部队的首领,已加入了共产党。前委照顾他们的政治情况,把“六大”决议上关于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大意是争取其群众,孤立其头子这一段删去未传达。这件事以后被袁文才发现了,出了乱子。
  在会议期间,湘赣两省反动军队,正在调整部署,准备“围剿”井冈山。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可是伤病残人员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似此,势必派队留守。当时,四军全部也不过五六千人,如分散,力量会更加单薄。为这些问题,四军前委开会讨论了多次,我也参加了这些会议。最后决定由红五军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留守井冈山,并让我任四军副军长,保护井冈山伤病员及一些家属小孩。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我回去同代远谈了,他当时是五军党委书记,由他召集了五军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邓萍、李灿、贺国中,可能还有李光。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如果我们长期留在井冈山,就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如果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四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也可能受到损失,甚至搞垮。故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第一种意见是大多数,第二种意见是我和代远。我们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计划转移到敌后,也就是敌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夹击敌军,以打败敌军的“围剿”。他们从小行洲向遂川及以南前进时,江西敌军之谢文彬旅即尾随红四军之后。如果部署得好,是可能歼灭或击溃该敌的。我四军进至大余、南康,遭受谢文彬旅袭击,经赣南安远、寻邬向闽西南转进了,这就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五军,五个连分守五条路,成为孤军奋战了。


          井冈山突围


  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白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围剿”井冈山之敌,湘赣两省各为四个旅八个团。进攻时,湘敌只发现七个团;赣敌除谢文彬旅尾随我四军外,还有三个旅六个团,进攻时只发现五个团。似此,进攻井冈山之敌,全部兵力大约是十二至十四个团。每团平均以二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四十倍之比。重层围攻三昼夜,我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我守黄洋界的李灿大队(连),八面山之彭、李大队(连)均被敌隔断。
  我和贺国中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及后方勤杂人员等五百多人,在敌重层包围中突围,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灭。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重层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算是突出了敌军第一层包围。
  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在烂草田击破敌军阻击小部队,算是突破了第二层包围。
  突围的第三天,刚到大汾,又遭敌军三面伏击,在敌人三面火力交叉射击下,我们有全部被歼危险。只有集中三个大队突击一点。我军奋勇从中突破敌人伏击阵地,继续南进,算是冲出了敌人最后一层包围。可是敌方兵力大,我军人数少,突破口被敌封锁,后面伤病残人员又被包围,伤员亦无法救出。我红军被三四十倍优势之敌重层包围攻击,突围后又遇伏击,这样险恶的战斗环境,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外,其他任何军队都会被消灭。敌军攻占井冈山后,一时反动气焰嚣张,追击、侧击、堵击、伏击,他们满以为捞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什么也没有捞到,被英雄的红军打碎了他们的幻想。
  可是这件事,在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我《人民日报》通讯员说成是彭德怀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我看这种人对根据地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伟大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位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去胡说八道吧,谨慎点吧,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
  从大汾突围出来,这时只有五百余人。越过上犹、崇义大山,从南康上游渡过章水。时值腊月三十日过大年时节,离河岸不到三里即一大村庄,有数百户,大地主家大摆筵席,庆祝年三十晚。红军一到,他们当然跑了。从井冈山突围以来,已有二十日,在敌不断追击、侧击下,饥疲交困已达极点,遇此机会,大家是喜笑颜开,饱食饱饮自不待说。在吃饭时,我说要快走,离开这村五里也好。其他同志都不同意立即走,主张明天拂晓走。我说:“此地离粤赣公路线敌军据点,远者四十里,近者才三十里,渡河地某镇有电话,恐已通知敌军。我军渡河近三小时,敌军可能已经出动,晚上十二点,敌军可能达到此地将我们包围住,明早拂晓攻击。过去敌军不敢轻率,现在是打破井冈山的时候,反动派气焰嚣张,敌军劲头很大。”他们都说,拂晓前出发没有问题。事实是,大家都很疲劳,把紧急情况看成了一般情况。平日滕代远同志对军事行动从不干预,这次他也不同意,把我气得难以形容。
  这天晚上我没有睡,也不能睡,到各连去看,都睡得很死,甚至守卫的也睡着了。我在外面走来走去,大概一点了,爆竹声中飞来子弹声,我即叫号兵吹紧急集合。在村外刚集合,敌军赶到,枪声一响就有些乱,我令向信丰方向前进,贺国中说,你带队走前面,我走最后掩护。走了约十里,贺赶来说,就是不见李光来,他可能带走了一些部队。天亮了,集合队伍检查,仅剩二百八十三人枪。其余半数李光带了不知走向何方。他们说,等一会儿,或者派人去找吧。我说:都不是办法,只有走出危险界。
  走了约十里,有些小部队在前面山上一字排开,望远镜中看到,很不整齐,知是民团,一冲就逃跑了,敌人也疲劳了未追。我们占领了有利阵地,隐蔽休息,赶快煮饭吃。一个半小时出发,走信丰东南之小河镇(信河之渡河点),向东走,经重石镇,向会昌方向走,然后向兴国去找地方党。这是一个大方向,使每个同志都知道。后来知道李光带了与我们相等的人枪,向广东南雄地区去了,群龙无首,不到一个月全部被消灭,李光下落不明。那天如果预先告诉了大方向,可能不致如此,这是领导者不周密所致。
  二月上中旬之间,我们到了鄠都之桥头。该地有党的秘密支部,有小游击队,对周围情况熟悉。他们替我们侦察敌情,准备向导,以便一旦发现敌情,随时可以行动。并替我们收买了近千发子弹。
  休息了两三天,敌人又来了,我们转移到兴国县的莲塘和东山,该地也有地下党支部,并与赣南红二、四团(小部队)取得联系。在白区有无地下党组织显然是不同的。在这里休息了大约五天,白军刘士毅旅来进攻。当地党通知我们,该旅只来五个营,有一个营和民团留守鄠都城。这时我们还保存三百人,二百八十三支步枪。我们决定当即出发,绕过刘旅主力,奔袭鄠都城。十八小时走了一百四十里,夜半到达,出敌不意,突然爬城袭击,立予猛攻,消灭该旅一个营、靖卫团和县警备队全部一共六七百人,缴获三四百支步枪,还缴了两挺轻机枪。县长逃脱。我被敌数旅之众,穷追堵击一个月有余,刚一落下脚来,即进行一百四十余里之奔袭,而且是攻城,这是完全出乎敌意料之外的。可见没有准备的优势并不等于真优势,有准备而加勇敢的军队,可以打败无准备的优势之兵。
  此役之后,鄠都一带群众,对这支红军称为天兵。红军对敌军伤兵,给他们上药,每人还发了两元零用钱。发了传单,向他们作了口头宣传。又将死者收集到一处,等刘士毅旅回城处理。俘虏兵三百余人,看了无不感动,其中半数以上当了红军。
  在井冈山突围以后,连遭败仗,力争打了这样一个胜仗,意义很大;但必须谨慎,不轻敌,才能保住这个胜利。估计敌主力一定回城救援,在下午约三时至五时之间可到鄠都城。我军须在午后三时以前渡过鄠都河,进到小密宿营。这时,已是午后二时余,一切准备就绪,就是找不到党代表滕代远同志。时间紧迫,最后在邮局收发处找到了他——因收集文件报纸时不慎,驳壳枪走火,从胸前洞穿,负重伤,倒在房内。
  我渡最后一船,渡河完毕已近三时。刘旅先头部队四时返城,隔河相望,甚有意思。刘旅只射击,未敢渡河追击。
  我们主力到城南三四十里的小密,已近黄昏,小部留河岸警戒。此地依山傍溪,群众全无惊慌,见到红军不但不跑,反而喜笑颜开。黄昏后,地下党支部书记来接头,他问我们是哪里来的红军,告以实情。他说:“昨晚听到城内枪声激烈,今早城郊有人过往说,昨晚红军打开了城,我不大相信,还以为是白军自己打仗。”我说:“你们能帮忙吗?”他说:“可以。党支部有二十余同志,还有农民会组织。”我说有二十余重伤员,其中有军党代表滕代远。他说:“有办法安置,群众好,我们会用一切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医药也可设法买到。”我说还有余枪,昨晚缴获三四百支枪,破旧的烧毁了,完全好的枪还有百数十支,交你们保存。他说:“我们有党员和可靠群众,每人保存一支。”他又说:“能不能给几支枪,组织秘密游击队?”我说,可以。他说:“离这里四十里,还有地下党区委。”我说:“就是子弹少。”他说:“子弹不给都行,这里有钱,可收买零散子弹。”他问:“烧毁了多少枪?”我说:“在鄠都烧掉了约两百多支,放走了约五百俘虏,如早知道这里有地下党,就不会烧掉了。”他痛惜极了,说:“我们不知道,实在可惜!今早我为什么不派人或自己进城呢!老彭呀!我们老想搞几支枪,总是没办法搞到手,如早搞到几十支枪,这里就成为苏区了。”这时,贺国中进来了,他说,布置了警戒,同俘虏兵讲了话,大概有小半愿当红军。我介绍了上述情况,他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正在想伤员怎么办!”
  代远同志伤重,但无论如何不肯留下,要随队去,他说:“现在负责人仅你和贺国中两个人怎办?”我说:“你的伤太重,在胸部洞穿,还不知伤了肺没有,随军行动好不了,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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