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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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光明》，描写一个青年作家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因无法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感到苦恼。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
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小说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了几种丛书，这以后读者的来信又多起来了。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做了答复。有几位读者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成为我的老友。我的爱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读者。她读了我的小说对我发生了兴趣，我同她见面多了对她有了感情。我们认识好几年才结婚，一生不曾争吵过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间写过不少答复读者的公开信，有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这些信后来给编成了一本叫做《短简》的小书。
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个，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后来，特别是解放以后，我的事情多起来，而且经常外出，只好委托萧珊代为处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我虽然深感抱歉，但也无可奈何。
我说抱歉，也并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年年尾，我从重庆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曹禺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江安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外面有什么人来，住在哪里，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刚刚住了两天，就接到中学校一部分学生送来的信，请我去讲话。我写了一封回信寄去，说我不善于讲话，而且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因此我不到学校去了。不过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曾经常想到他们，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小说家算得了什么，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给他们带来温暖，不能支持他们前进。我说，我没有资格做他们的老师，我却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在他们面前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当他们在旧社会的荆棘丛中，泥泞路上步履艰难的时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够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那我就很满意了。信的原文我记不准确了，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信送了出去，听说学生们把信张贴了出来。不到两三天，省里的督学下来视察，在那个学校里看到我的信，他说：“什么‘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什么‘你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什么‘在你们面前我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这是瞎捧，是诱惑青年，把它给我撕掉！”信给撕掉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还打过小报告，但是并没有制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来，多写了二十多年的文章，当然已经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写作的十年。①
话又说回来，我在信里表达的是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做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所以我想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说，读者的信就是我的养料。当然我指的不是个别的读者，是读者的大多数。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听从读者的每一句话，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说，我常常根据读者的来信检查自己写作的效果，检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这样地检查，也常常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去的写作生活常常是充满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战以前，读者来信谈的总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人的苦闷以及为这个前途献身的愿望或决心。没有能给他们具体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这样地鼓励他们：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在回信里我并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说不同，在信里我至少指出了方向，并不含糊的方向。对读者我是不会使用花言巧语的。我写给江安中学学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忆中出现。我至今还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会见的那些年轻读者的面貌，那么善良的表情，那么激动的声音，那么恳切的言辞！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读者，我同他们交谈起来，就好像看到了他们的火热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说《春》的序言里说：“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当时是流着眼泪写这句话的。序言里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这说明我多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啊！我后来在江安给中学生写回信时，在我心中激荡的也是这种感情。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
把心交给读者（2）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写信问我什么是写作的秘诀。从五十年代起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就多起来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的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在巴黎写小说，我住在拉丁区，我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先贤祠旁边那一段路非常清静。我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骚（梭）和伏尔泰。在这两个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伟大的作家中，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还有两位伟大的作家葬在先贤祠内，他们是雨果和左拉。左拉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这是我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虽然我“学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没有出卖灵魂，还是靠着我过去受到的教育，这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朋友，来自书本，也来自老师，还有来自读者。至于法国作家给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预生活”呢？“作家干预生活”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但是我给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的。
左拉死后改葬在先贤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平反德莱斐斯冤狱的贡献，人们说他“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至今不见有人把他从先贤祠里搬出来。那么法国读者也是赞成作家“干预生活”的了。
最后我还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否则我就成了“两面派”了。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四五个月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好像从各条渠道流进一个蓄水池，在我手边汇总。对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来不及看。我要搞翻译，要写文章，要写长篇，又要整理旧作，还要为一些人办一些事情，还有社会活动，还有外事工作，还要读书看报。总之，杂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单干户”，无法找人帮忙，反正只有几年时间，对付过去就行了。何况记忆力衰退，读者来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时找起来就很困难。因此对来信能回答的不多。并非我对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人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况能有好转，我也愿意多为读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读者们表示歉意。不过有一点读者们可以相信，你们永远在我的想念中。我无时无刻不祝愿我的广大读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前途，我要为这个前途献出我最后的力量。
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二月三日
一颗桃核的喜剧
《家》的法译本序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后，有个朋友写信问我，在按语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继承人吃剩的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来谈一下。
首先让我从《往事与随想》中摘录三段话来说明这件事情：
在一个小城里还举行了招待会，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个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官员中间有一个喝饱了酒的高个子马上走出来，这是县陪审官，一个出名的浪子。他从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进衣袋里去。
招待会之后，陪审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面前，把殿下亲口咬过的桃核送给她，太太很高兴地收下了。然后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里，又到第三位太太那里——她们都十分欢喜。
陪审官买了五个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满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为她那颗桃核是皇位继承人留下来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种“喜剧”是经常上演的。不过“皇位继承人”给换上了“中央首长”，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别人，桃核给换上了别的水果，或者其他的东西如草帽之类。当时的确有许多人把肉麻当有趣，甚至举行仪式表示庆祝和效忠。这种丑态已经超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们的表演了。我们在某一两部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它的遗迹。除了这种“恩赐”之外，十多年来流行过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来，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五四时期这个旧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蒋介石后来又把它当做宝库。林彪和“四人帮”更把它看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在贩卖旧货。无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变经”，江青整夜做吕后和武则天的梦。“四人帮”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厉害，在国际上混到了个“激进派”的称号。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来既可悲又痛心。
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呢？
在抗战的八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几乎在每次批斗之后，都有人来找我，或者谈话或者要我写思想汇报，总之他们要我认罪，承认批斗我就是挽救我。我当然照办，因为头一两次我的确相信别人所说，后来我看出批斗我的人是在演戏，我也照样对付他们。在那种场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时期的见闻。我六七岁时候，我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我常常“参观”他审案。我一听见有人叫喊“大老爷坐堂！”我就找个机会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讲就挨打。“打小板子”是用细的竹板打光屁股。两个差役拿着小板子左右两边打，“一五一十”地数着。打完了，还要把挨打的人拖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说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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