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 -海岩 著-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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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旁证材料，根本用不着报到市局法制办去“膛平地”，在凌队长这儿就翻了车。徐五四一进队长办公室的门，一看见于英雄那副哭丧的脸孔，就猜出了大概。
看见他进来，凌队长从椅子上站起，拿起那几页审讯记录，朝他抖了一下，又扔在桌子上，口气十分不快：
“瞧你们审的这叫什么案子，材料太不硬了，太不硬了！你们懂不懂，审讯记录是正式的法律性文书，怎么能搞得这么模棱两可呢？这辆摩托车的来历，马有利是怎么告诉葛建元的，为什么不写上？这是很重要的情节，材料上怎么能毫无反映？”
于英雄一脸尴尬，畏畏缩缩地答不上话来。
徐五四也并不急着去辩白，他有意留出一点时间让自己镇定了一下，然后才从从容容地把准备好的话往出端。
“队长，这可不是材料写得不硬，是事实本身木硬。”
“事实怎么不硬？还有什么案子比这个更简单，更明白的？马有利自己家里没有条件存放这么大的赃物，在销赃之前，难道不是窝在葛建元家的吗？从盗窃到实现盗窃价值的整个犯罪过程中，葛建元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难道还不明显吗？你还要怎么硬？”
凌队长咄咄逼人，徐五四也不含糊，这事他有理，有理走遍天下！“对了，葛建元客观上是帮助了犯罪，可是根据法律的要求，认定犯罪还得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条件呢。过去派出所几次找葛建元谈这件事，他都没承认自己知道这摩托车是偷来的，这次马有利也说他没有把真相告诉葛建元。他替他存放摩托车，就好比是替熟人保管一件东西罢了，并不意识到是在窝赃，我们不能说他主观上一定具有窝赃的犯罪故意，不然，岂不成了‘客观归罪’了吗？”
徐五四自从到刑警队来以后，还是头一次这么高腔大嗓，象吵架似地同凌队长直辩。于英雄真狗熊，站在那儿连当个三花脸帮着敲敲锣边的胆儿都没有，废物到家了！
凌队长压下眉毛，用意外的、略带吃惊的眼光看着他，就象看一个陌生人似的，最后还是坐下来，放慢了语气。
“你怎么了，唆？你又不是新同志了，还不懂吗？葛建元知道不知道摩托车的来历，怎么能只听他自己的表白呢，这种事他当然是不会认帐的。可我们只要稍稍分析一下就能看出来嘛，凭他和马有利摔打不散的关系，这车是不是好来的，他能不知道吗？我吃刑侦这碗饭三十多年了，这帮人怎么回事，闭着眼都能想得出来，何况我过去不是没和葛建元打过交道。前年房修公司的盗窃案，要不是那个保卫干部误了事，葛建元早就在监狱蹲着了。他这种人，真是闭着眼也能想到他的骨子里去。”
徐五四一把抓住凌队长的机漏，有点得理不让人了：“给一个人定罪，能光凭着闭眼一想吗？
“怎么不可能，我要是偷了东西，连亲娘老子都可以不告诉！”徐五四简直有点抬杠了。
“好好好！”凌队长烦躁地挥了一下手，粗暴地打断他，“今天不谈了，等以后叫上你们组长，叫上派出所的同志，都来，大家一块儿说！”
这几句话，本来没什么错处，可凌队长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那种不屑与论的神情，却叫五四有股说不出来的恼火，他甩手要走，凌队长又把他叫住了。
“审讯材料拿回去！”
这份他早就认定无用的审讯记录，在凌队长那儿也是个不合格的废品，可两人的出发点却是那样南辕北辙。徐五四拿起记录稿，目光很放肆地同凌队长碰了碰，心里摹地跳出一句话来，他的脑袋禁不住有点发热了。
“队长，知道不知道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的一句名言？‘罚一无辜，不如赦一有罪’，我们怎么样，总不至‘宁可惜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吧？”
凌队长脸色铁青，好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沉沉地挥了一下手，让他们出去。
徐五四话说出口，又有点后悔，也许他不该赶这种时候说这句过分赌气的话，不要说这话本身的含义太过尖锐、偏激，就是他那种说教和质问的口气，也肯定会让凌队长反感。三十岁的人了，怎么就没有点涵养呢？不好。
果然，他刚刚转身要走，凌队长突然在背后开了口。
“你听着，我也有句话，‘赦一有罪，等于杀一无辜！’不是名言，可你要还是个警察，就记着这句话吧。”
从队长办公室出来，他的心情异常败坏，于英雄免不了在他耳边说了些“何苦来”之类的话，可他听不进去，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强烈的怀疑来！
——凌队长，为什么非要整葛建元呢？一个干了三十多年刑事侦查工作的老刑警，对证据上这种非常明显的缺陷，竟会如此没有辨别力吗？显然不会！
虽说，徐五四也是个有十年警龄的老民警了，可在刑警队还算是个新同志。对凌队长其人，只识皮毛，未识筋骨。但总的来说，对这位严厉有余温和不足的头头儿，他一向是敬畏的。对刑事侦查这套活儿，凌队长的经验之丰富，常会给你一种深不见底、没有穷尽的神秘感。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承认权威的话，那其实只是不喜欢那种官封的权威和老掉牙的权威，而凌队长在人们心中目中的权威之所以显着那么自然和牢固，大概就是因为它并不仅仅出于“行政成份”的缘故吧，于英雄讲话，“凌队长搞刑侦，整个儿一个‘老油子’！”
可油也不能油得没边儿啊，还讲不讲法律的严肃性了？
这大概是他头一次动摇了对这位权威的迷信，他觉得凌队长的“油”，似乎也不是什么令人崇拜的本事了。邪门歪道！
回到组里的办公室，徐五四坐在桌前一语不发，心里憋得象烧了火一样难受，连组长过来同他打招呼都没注意。
“啊？”于英雄咧咧嘴，“也得让我们喘口气啊，到现在连午饭还没捞上吃呢。”
组长还是呼呼叨叨，一点也不可怜他，“那有什么，干咱们这行，就得打着饿饭的谱儿，要不然别干。”
于英雄翻翻白眼儿，依旧吭吭卿卿不痛快。徐五四闷声说了一句：“我去吧。”
组长愣了一下，不知怎么忽又改了主意，“嗅嗅，你们还是先吃饭，先吃饭，我另找人去吧。”见五四怀疑地看他，便笑笑，“不是让你专门搞葛建元的案子吗？”停一下，用轻了一倍的声音又说：“要不，你再找凌头儿说说去，郑媛这案子倒是真缺人，你看，郑媛的班主任大前天就从上海参观回来了，到现在还没顾得上找她谈呢。”
这还用得着再往下问吗？徐五四当然领会了。就因为他在郑媛案的现场上骂了受害人家属——郑媛的父母，到现在他想为郑媛出点力，尽点责任，人家还不让呢！
组长是知道他的脾气的，吃苦受累不含糊，就是不能受委屈。心里越不是滋味儿，索性把话题扯开了。
“怎么着，现在到底有没有线索啊？”
“咳，难啊。”组长认真地坐下来，一副从头说起的架式，“其实凶手并不是老手．巧就巧在，犯罪的现场恰好是一片硬焦渣子地，指纹、鞋印都取不到；遗留物也没有；孩子的裤带子是扯开了，可实际上并没有造成的事实，所以连精斑什么的也找不到。法医的鉴定结论很简单——机械性窒息死亡，犯罪工具也是就地取材的，就用小孩儿脖子上的红领巾那么勒的；尸体解剖也没发现什么异常，胃里光是有点饼干，还没消化呢，估计凶手就是用饼干把孩子从屋里引出来的。没办法，侦查方向定不下来，就得铺开来查，一铺开，人手又不够，现在连作案的时间范围都缩小不了。你去清河农场那天，我们又分析了一下尸体现象，尸斑是到那天下午四点钟才有渗血、指压才不褪色的，你算算，遇害的时间只能是在头天晚上八点以前，所以现在关键是要查清孩于那天是什么时候离开半夜时。有人者见那天傍晚六点钟’左右有个男的把孩子从学校领走了，可至今查不到这个人的一点线索。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绘制了这个可疑男人的刑事画像，别说，长得还有点象你呢。现在也只好这么大估摸，作案时间差不多在晚上六点至八点之间。”
“不，”徐五四面色沉沉地站起来，“应该定在七点至八点之间。”
组长摆摆手，“也不能把时间范围估得太没余地”
“七点钟我还在郑媛的家里呢，是我给她吃的饼干。”
“你？”
“我就是领走她的那个男人！”
徐五四从分局走出来，正是晚上下班的时候，街上人多得打成团儿。他随着黑压压的自行车的潮流，沿着狭窄的马路，昏昏噩噩地往前拥。
壮丽明既然已经回来三天，媛媛的事她准知道了。一个心爱的学生，竟然是这么个死法，她心里是什么滋味，那是不用问也能想得到的。杜丽明和他一样，也是个多血质的性格，顺劲儿就大喜，拧劲儿就大怒，逢上什么悲丧事，大概也比别人难过得更厉害些。好在她并没有看见媛媛的尸体，不然她会一辈子忘不掉那种刺激。
那种刺激，他自己也忘不掉。媛媛的尸体显得那么纤小、细弱，在她家门前那片硬焦渣子铺成的斜坡地上，可怜巴巴地躺着，脸白白的，小鼻子依然天真无邪地朝天翘着，眼睛平静地闭着，象甜甜入梦一样，看不出一丝暴虐的痕迹，甚至使你总觉得她还会醒来。可爱的孩子，连死神也不忍把血光和狰狞留在她的故。
媛媛，你梦见了什么？梦见了蓝天？太阳？梦见了想要“嫁给你”的牛牛？还是梦见了叔叔的大盖帽？你看，叔叔今天把大盖帽带来了！
对了，叔叔是抓流氓的，是保护你们平安长大的。想到这儿徐五四的鼻子都发酸，他算个什么好警察！那天晚上居然放心大胆地把媛媛一个人仍在周围都是荒地的屋里走了，起码的警惕性，起码的责任心，哪儿去了？
在那个阳光刺眼的杀人现场上，闪着寒光的钢卷尺在媛媛的前后左右拉来拉去，照相机喀喳喀喳响个没完。大家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一个个活象外国蜡像馆里的人模子。担任现场勘查总指挥的凌队长声色冷淡，慢腾腾的语气就像在张罗着一件很普通很家常的事情，“左边，看着点左边，注意焦渣子上有没有外来物等产目尸体条A部部颔一” 延。目远望；看热闹的人家凝固不动的一面墙，连工地上那个大吊车的吊臂上都趴着人。徐五四的泪珠子在眼眶里哆咦，心在心窝里打颤，那些人围在这儿，不过是看个新鲜，看个好奇，如此而已。谁肯为这孩子哭一声？她原来也是个活鲜活跳的生灵啊！不要说这些围观的路人，就是他们这些人民警察们，不也都象机器人一样，心早就麻木了吗？也许警察本来就不需要什么激情热血，只要有躯干四肢，能机械动作就够了。那些个被杀的、被打的、被抢的、被侮辱的，见得太多了，要是天天都象他现在这样伤心难过，受得了吗？就说他自己，如果死的不是媛媛，能有这种痛心疾首的失职感吗？说到底，他自己也不是个好警察！
他那天的任务是作现场访问，而他的脑袋却乱得象一盆浆糊，总也不能专注。
面对被采访的证人，他几乎是机械地问着例常要问的问题：“是您报的案吗？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尸体的？”“早上发现的，早上六点半，我来接工地上的早班，我每天上班都从这斜坡过去，这儿抄近”“您呢，您是新新小学的负责人？”“是的，我是新新小学的副校长兼总务组主任，食堂、财会那摊事也归我管。我平常都是住在学校的，因为我家远，我家就住在”“对不起，清简单点，我想问的只是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只有传达室的电话有人接了，传达室那电话其实也是电话局才安上的，而且还是走了个后门儿才安上的。呢，这事不详细说了，还是重点说咱们的问题吧，昨天晚上传达室是老陈头儿值班，老陈头儿这人有点耳背”“请再简单点，昨天晚上几点钟接的电话？”“晤——挺晚的了，怎么着也能有八九点钟了吧。你想想，我都洗完脚了嘛，我每天八点半准时洗脚，天天如此，不洗睡不着，咂，我又扯远了。电话是孩子的父亲打来的，问孩子是不是还在学校，我说不在了。孩子每天是由班上的杜老师接送的。杜老师最近到上海学习去了，不过这事她一定会安排好的。社老师这个人脾气虽然冲一点，可对工作还是满负责的，对孩子也好，有一次”“好，谢谢您了。哦，您是工地上的值班员吗？您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没有。”“有没有所补什么声响’“真没有。”“您是”一连串的询问，一连串的贡巴言．；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