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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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我就像他的仆人一样。”他向列昂内尔抱怨说。“我想我不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但是总是有那种容易冒犯人的说话方式，而我们的好兄弟比利（安东尼的昵称）有时就习惯用这种方式。”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5）
总体上，纳特的脾气比安东尼要平和得多，但他似乎也对学徒生涯的约束感到苦恼不已。“你必须知道，”他向姐姐夏洛特坦白说，“我在伦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通常与爸爸一起待在账房里，并尽可能地多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但我发现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当他被派往那不勒斯的时候，他更不乐意，他向哥哥列昂内尔抱怨说：
我现在要触及一个不成熟的主题，这就是我自己。我一直写信跟你说我对那不勒斯是如何厌恶，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种厌恶与日俱增；我也可以向你保证，无论我多么试图不要在意那些感觉，但是我害怕在这里做不好事，如果我留在伦敦做事的话，我肯定学习做生意的时间会是这里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要比这里好20倍让最敬爱的拉比给爸爸写信，告诉他让我们回家。
最终，詹姆斯再次接管了这件事，让纳特接受了一整年的训练，“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学徒一样，确保他学到如何做好账目的本领。”詹姆斯向内森保证说，纳特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这点我可以担保，如果他能够听进去，他会成为所有兄弟中技术最好的一个”。实际上，纳特似乎成为了詹姆斯最喜欢的侄子：他很快就谈论“把我知道的一切都教给这个好样的年轻人”。到1833年，詹姆斯感到这个“被保护人”做好了承担国外任务的准备，尽管目的地——君士坦丁堡，在希腊贷款问题的争吵期间——的选择可能并不明智。最终，纳特注定要在詹姆斯的阴影下生活以及工作大半生，他失落的心情也一直没有停息过，在巴黎，他就像是一个被流放的英国绅士，经常被法国的政治###弄得沮丧不已，以及经常要在“让人恶心的账房”里埋头待呆上数小时。
为何内森和他的兄弟们有如此多的儿子——一共有12个，他们却没有按照父亲的做法，至少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在新的金融中心开辟天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在他们的儿子还年轻时，五兄弟似乎考虑过在马德里或圣彼得堡设立新的分行。后来，他们断断续续地还提到了派一个年轻的成员前往美国。但是在大西洋彼岸开设“第六分行”的计划最多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对于这点，最好的解释就是他们认为其中的5个年轻人——安塞尔姆、列昂内尔、迈耶·卡尔、阿道夫和阿方斯——作为他们的继承人，足够让五家分行继续繁荣下去，但其余的几个的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设立新分行的重大职责。因为，如果安东尼和纳特被叔叔们认为缺乏对金融的热情以及奉献精神，但他们相对于内森希望当乡绅的小儿子迈耶以及痴迷正统犹太教的威廉·卡尔来说，至少还有一点优势。另一个阻碍似乎是内森的###汉娜，她坚决反对将年轻的儿子派到国外。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依靠少数付薪的代理人。当然，自犹太街时期起，他们就雇用了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担任办事员。我们对这些影像朦胧的信件书写员以及簿记员知之甚少，这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将他们排除在执行活动之外：他们被看做工蜂，辛勤地工作，得到良好的待遇——但也被牢牢地监控着。一些人的地位只比仆人好一点，就如雅各布，他的马车在1814年运送黄金前往华沙的途中遭遇事故，他受了伤但仍然十分高兴（“弄伤腿比损失黄金要好”，他开玩笑地说）。其他一些人是技术性的语言学家和会计师。1818年，法兰克福分行至少有9个办事员：拉迪乌斯和克雷姆，负责记账；贝伦茨，负责管理通讯和法兰克福所有交易的总账；盖格尔，同时处理法兰克福与息票有关的业务；盖格尔的父亲，负责现金账；汉堡，负责处理有头衔顾客的通讯；汉堡的兄弟处理外国信件；海斯勒，处理汇票；还有凯泽，负责处理国内事务。此外，在会计室还有一个办公室人员以及一个信件备份学徒。在卡尔那里，办事员“全部是年轻人”，当他计算办公室运营成本时（每年15万古尔登，约合14万英镑），他怀疑他们“欺诈”——毫无疑问，他想起了父亲在希尔舍·利布曼偷钱一事中的经历。巴黎分行的办公室规模更小（费用也更少）：差不多同一时期，詹姆斯估计每年支付给8个办事员，一个门房，一个信使，两个仆人以及一个车夫的所有费用为34万法郎（1700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6）
通常，办事员都是从类似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分支中招募。在维也纳，一个关键的角色就由戈尔德施密特家族担当，这包括萨洛蒙的首席秘书莫里茨·戈尔德施密特，他在1803年与萨洛蒙一起从法兰克福搬到了维也纳；他的儿子尤利乌斯、雅各布和亚历山大分别在维也纳、法兰克福和巴黎工作。戈尔德施密特家族的亲属也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人选：莫里茨的一个侄子在阿姆斯特丹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工作，可惜早逝。另一个侄子（莫里茨）在伦敦分行工作了18年，另一个侄子（伊格纳茨·鲍尔）被派往西班牙协助威斯维勒。
不可避免地，为了跟上业务量的步伐，职员的数量必须增加，因此截至19世纪30年代，仅纽考特一个地方就雇用了30～40人，每年的薪酬从50～500英镑不等。但是合伙人“家长式”的态度流传了下来。“但愿让办事员们享用一顿好的晚餐，”列昂内尔在1836年的婚礼期间写道，“不醉不归，或者，如果他们喜欢的话我想他们可以去格林尼治（内森的乡下别墅）举办一个舞会；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不够尽兴的话，让他们办两次，让他们带上自己的另一半。”最接近鼓励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即将成为英国和国外两笔贷款的签约者，这使得办事员们能够享受到一些好处，这些应在近几年我们一直给他们的圣诞节赏钱之外另给。”当纳特和安东尼很明显将离开伦敦和巴黎前往法兰克福，照应临终前的父亲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浮出水面：第一次需要让两家分行的资深办事员担当起负责人的角色，这一职责之前一直由家族内部的人把持着。在伦敦，对于选择谁来临时接管产生了一些疑问，这反映了办公室里缺少一个正式的接班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内森在执行决策方面的垄断地位，让他的雇员产生了惰性，他们无须作出艰难的抉择，获得几乎是确定的收入。
这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历的一个难题的原因所在，他们难以将遥远的城市，比如马德里、圣彼得堡的商业利益交给那些从办事员起步的人料理。因为，这些代理人不能仅仅被当成办公室职员对待，只听从合伙人每天发来的命令，不用承担任何真正的责任。不管纽考特寄去多少封信，代理人肯定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有时，他们需要快速地作出决定，因此咨询伦敦或巴黎只会延误时机。此外，无论他们如何频繁地强调自己只是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也很自然地会在当地获得有利于他们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都难以忍受。他们总是怀疑最有价值的代理人对自己不忠诚——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户头进行交易——并一再抱怨代理人的无礼、独立和不能胜任工作。“我注意到加塞尔（圣彼得堡代理人）对我们的生意毫无兴趣。”詹姆斯在1829年写信给内森，谈到了加塞尔对一大批白银要运往俄罗斯的反应：
换成另外一个人，意识到如此多的白银将要到达，肯定会说：“我会给你汇款。”但是没有，他什么都没说。他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建立一个为期3个月的联合账户，这样让他有更多的勇气运作生意。如此一来，我们将被迫要从这里派一个人过去，一个对我们公司非常忠诚的人。感谢上帝，你的儿子们很快就成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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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塞尔不断地成为这类批评的靶子。1838年，詹姆斯威胁停止支付他的薪酬（每年14万卢比），他认为这一薪酬过高，而用另一种方式支付薪酬：“无论我们与他做了什么生意”，给加塞尔1/4的利润提成。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加塞尔最频繁的指责是他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你只写一个字给加塞尔，”暴怒的詹姆斯一年后写道，“那条呆板的狗，为你带来的伤害也肯定会多于好处。他只乐意把我们的钱据为己有，自己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即便拉扎尔——1832年被任命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个全职代理人——有时也被贬为“混蛋”，他竭力地讨好詹姆斯，詹姆斯的指示到达之前他就已经犯下了错误。
可能19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应该是丹尼尔·威斯维勒了。威斯维勒当时是马德里的代理人，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考虑人选中是1834年。当时，威斯维勒显然已经在法兰克福分行赢得了作为一名“商人”的名声，但没过多久，他也被怀疑忽视了主人的利益。到1843年的时候，甚至出现了考虑替换他的想法：“那个年轻人，按照（安塞尔姆）的说法，一年比一年自负了”：
我真认为这个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今天我会写信给父亲，让他做好前往马德里的准备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能够或愿意前往马德里但你可以信任我，我不会在信里提到迈耶，我知道你母亲希望他留在英国。我认为兰多在马德里熟悉环境之后会做得很好，他非常干净而且出身于一个值得尊敬的家族，他绝不会表现出如此荒谬的自傲。威斯维勒不仅现在自傲，今后仍将如此。
这些威胁毫无作用。威斯维勒可能表现出“无比的虚荣”，但是他已经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罗斯柴尔德家族派迈耶前去马德里待几个月，只是因为威斯维勒要到国外结婚，对此，纳特曾说，“威斯维勒的离开迫使托普（迈耶的昵称）施展自己的能耐，能够立刻让他把自己变成那里的主人，但只要威斯维勒回来了，迈耶就会立刻感到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当安东尼试图推倒威斯维勒时，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他一如既往地抱怨，仍旧如冰一样冷，直到我明确地告诉他，只要他在马德里为我们做的生意让我们满意，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如果他继续抱怨我们的给予不足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继续待在马德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将被迫去那里取代他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代理人，要取代他十分困难，但是我很少或从没有见到比他更冷淡、更精于算计的代理人。他虚荣过了头。
相反，另一个派往美国的代理人哈瑙在那里立刻因为过于草率的交易引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不满——尽管有人怀疑，如果他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有关事项，他可能又会被批评为懒惰。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从一个“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倾注到为我们寻找生意的过程中”的代理人身上找到缺点。
为纠正一个长久以来的错误理解，将诸如威斯维勒的付薪代理人与那些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定期往来以及优先生意关系的伙伴银行区别开来非常重要。要将这些银行全部列出来将会十分枯燥：到19世纪4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与世界多个地方的银行建立了伙伴关系，我们只列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巴尔的摩、柏林、科隆、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汉堡、米兰、奥代萨、罗马和的里雅斯特。德国银行业中两个著名的名字在早期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瓦尔堡和布雷克劳德。实际上，它们只是伙伴银行中的两家银行而已。1848年前，它们在银行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两家银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小银行（尤其是德国的银行）通过与罗斯柴尔德建立某种联系为整个网络增加的价值，尽管它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只有那么一点点。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8）
瓦尔堡家族早在1814年就开始游说代理罗斯柴尔德在汉堡的生意，但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定期业务关系才真正建立；之后，这一偏好转给了卡尔·海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叔叔），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差不多以同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