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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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侠禀奏完毕，转头向群臣一瞥，着意瞥了一下被他的画笔封为“正直君子”的宰执大臣韩绛、冯京、吴克等人，以期得到他们的援助和支持。谁知这些“君子”并不“正直”，一个个默而不语地冷落了他。
　　皇帝赵顼发出了似乎是赞许的感叹声：
　　“‘天人感应’，深奥莫测，朕受教了。吕惠卿，你对郑侠弹劾之事有什么辩解的吗？”
　　吕惠卿站起：
　　“禀奏圣上。臣愚鲁，不明天象，可否请司天监提举陈绎大人以近日天象变化情况以明臣下？”
　　皇帝赵顼允诺：
　　“司天监提举陈绎可在？”
　　年老的陈绎急忙应声站起，走出群臣之列，跪于高台之前：
　　“臣司天监提举陈绎叩见圣上。”
　　“近日来天象有何变化？卿当如实奏知。”
　　陈绎几十年来就是端着紫微垣这个饭碗生活的，对紫微垣星辰变化与王事的关系，有着精明的理解：与其说是天象预示着王事，莫如说是王事引导着天象。因为帝业兴盛、帝王健康时的“天象”都是好的；帝业衰微、帝王更迭时的“天象”都是坏的。像郑侠这样观天望气的“预言家”，只能说是仅知“天象”皮毛而尚未入其门槛的蠢才。他慢慢从地上爬起，拱手禀奏：
　　“司天监日夜观察天象，特别注目于紫微垣和天龙星座东西两藩，未见‘雾侵紫垣’、‘客星欺主’之象”
　　群臣哗然。
　　郑侠持不住了，他忘了朝制，疏狂的毛病发作，放声打断陈绎的禀奏：
　　“司天监尸位素餐，在圣上十日祈雨中连连失误。此等庸碌无能之吏，不可再留司天监！”
　　群臣惊骇。
　　陈绎语停摇头。
　　皇帝赵顼怒声叱斥郑侠：
　　“放肆！”
　　吕惠卿抓住时机开始反击。他明白，司天监提举陈绎的寥寥数语，已粉碎了郑侠“天知”的根本，自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他急忙向皇帝拱手奏请：
　　“禀奏圣上。臣有几件事要向郑侠大人请教。”
　　皇帝赵顼允诺：
　　“准卿询问。”
　　吕惠卿向郑侠拱手为礼：
　　“请郑侠大人稍安勿躁，就算司天监提举尸位素餐，你说得全对，请问大人，你怎么能够断定‘雾侵紫垣’之象，一定是来自现时的宰执大臣，而不是来自那些心怀诡诈的小吏？”
　　郑侠的观察天象变化，原本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的，现时被吕惠卿的询问绕住了，出现了迟疑的困窘。
　　吕惠卿逼了上来：
　　“就算如大人所说，‘雾侵紫垣’之象是来自现时的宰执大臣。现时的宰执大臣中的韩绛大人、冯京大人、吴充大人，都被大人封定为‘正直君子’，正直君子的命星自然是不会冒黑雾的。请问大人，你怎么能够断定，那‘客星欺主’的黑雾是我的命星冒的，而不是别人的命星冒的呢？”
　　郑侠一时情急，高声呼喊：
　　“因为，因为你出于王安石的门下”
　　吕惠卿咬住不放：
　　“不错，我是出于王安石门下，可郑大人不也是出于王安石的门下吗？‘天人感应’总是有迹可寻的。我任参知政事几个月来，奉圣旨恢复新法十八事，有目共睹。可郑大人你干了些什么？上呈《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以古谕今，分裂朝廷重臣。上呈《奏表》，诬几个月来朝廷所为是‘以遂前非，不为宗社计’，公然反对恢复新法十八事。更为甚者，郑大人竟以唐代‘天宝之乱’喻今之‘变法’，以杨国忠喻王安石，以杨贵妃喻我吕惠卿，那么，请问郑大人，你心中那个重用杨国忠、包庇杨贵妃的唐玄宗又是谁呢？！”
　　韩绛、冯京、吴充倒吸一口冷气：吕惠卿慧辨心狠，比王安石可怕多了。
　　群臣们都被吕惠卿的机敏辩才折服了，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
　　郑侠全然懵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吕惠卿在几个转弯中，已把一顶“影射皇上昏庸”的罪名套在他的头上。他有口难辩，神情慌乱。
　　吕惠卿仍然穷追不舍：
　　“郑侠大人，你通晓‘天人感应’的奥秘，你所观察到的‘雾侵紫垣’之象，本是你上呈《奏表》中冒出的黑雾；你所观察到的‘客星欺主’之象，正是你上呈‘画图’中闪烁的血火之光。如果要在当朝众多的群臣中寻找‘邪曲小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你监安上门郑侠！”
　　郑侠又急之气，无力还手，也不知如何还手。
　　郑侠的迟疑，给沉默已久的群臣，提供了一个发挥各自才智的空当。同修起居注张璪、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邓润甫等相继站起，纷纷弹劾郑侠的“讪谤朝政”、“影射圣躬”、“心怀不轨”，并纷纷揭发冯京、王安国与郑侠“交通有迹”、“郑侠知中枢之事，乃冯京告王安国而转知郑侠”。三人成党，郑侠罪案立。
　　皇帝赵顼用响亮的笑声宣告了郑侠悲惨命运的了结。他拿起郑侠上呈的“画图”、“奏表”扔下御案：
　　“‘画图’、‘奏表’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反对‘变法’吗？为使‘变法’停止，不惜借助‘天人感应’、伪造天象，向朕的中枢重臣开刀。以‘天知’、‘人知’的狂言疯语蔑视‘朕知’！朕虽非圣明之主，但郑侠此等欺世欺人之邪曲伎俩，尚可察觉。郑侠一案，交有司勘审处置。今后有再敢狂言反对‘变法’、‘讪谤朝政’者，当以郑侠为鉴”
　　皇帝的谕旨发出，郑侠受审，群臣完全明白了今日午朝皇帝的“宗旨”所在：杀鸡给猴看！“变法”和“变法中的缺失”不可再非议了。
　　七月，罢郑侠监安上门之职，编管英州；罢冯京参知政事之职，贬知毫州；罢王安国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之职，放间故里。
　　王安国潦倒地回到江宁，是年八月十七日，病卒于王安石住宅，时年四十七岁。
　　吕惠卿反击郑侠挑战的胜利，不仅以“忠诚”、“才智”、“冷静”、“慧辩”赢得了皇帝赵顼的信任，也以其“干练”、“无私”、“不怕邪”赢得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多数官员的钦佩。冯京乃郑国公富弼的女婿，对“变法”时有非议，王安石也莫可奈何，今天竟被吕惠卿搬倒了；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公开反对“变法”，皇上也网开一面，今日跌在吕惠卿的手里；“疯子”郑侠更是一身滚刀向，占天卜地，一支画笔，弄得朝臣人心惶惶，不知何时被他的画笔点了穴位，连皇帝也被他牵着鼻子乱转，这个人怕人恨的祸害精，终于被吕惠卿赶出了京都。
　　吕惠卿的声望急速地上升，他的权力欲念也在急速地膨胀。
　　半年之内，朝臣已成“唯吉甫马头是瞻”之势，御史争相依附，谏官异口颂德，各州县官吏，以结交吕惠卿为荣，求为门生者，如骛而来。吕惠卿府邸成了官吏、商贾朝拜之圣地。宰相韩维靠边，二府、三司落权，吕惠卿总揽朝政大权之状，与昔日王安石之左右朝政已无二致。他自身的感觉也进入了昔日王安石那种“脱略不省众人讥”的状态。他与王安石所不同者：王安石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是性格使然，不失真诚；而吕惠卿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则是权势使然，具有官场上可怕的残忍。
　　吕惠卿认为脚跟已稳，于是开始标新立异、自树招牌。是年十月，他采用弟弟曲阳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创立了“手实法”，报请皇帝赵顼恩准后，由司农寺颁布推行于全国。这个“手实法”的主要内容是：
　　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
　　畜产随价目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
　　票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
　　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
　　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
　　本额而定所当输钱
　　“手实法”的产生，在吕惠卿心里，也许是为了发展前宰相王安石、“变法”的设想，丰富“王安石法度”的内容，推动“变法”的进一步深入。但他的这个“发展”和“丰富”，却把王安石原本就不完备的“设想”推向极端，把王安石“变法”中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绝对化，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
　　“手实法”的要旨是针对“五等丁产薄多隐漏不实”的目标而发，明显是对着农村贫困的农户的。它向农民增加赋税，而且收到了屋宅、资货、用器、家什、骡马、猪豕、牛羊、鸡鸭头上，真是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先例，对北方广大地区正在度着灾荒的黎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也许是因吕惠卿不了解乡村实情，也许他心中根本就没有农民，也许他误认为七年‘“变法”的成果已使农民成了殷实富裕之家，可以榨取“油水”了。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没有给王安石的新法带来活力，反而断送了王安石“变法”的灵魂——富民，由富民而强国。
　　“手实法”在推行时，吕惠卿同样“发展”和“丰富”了王安石原有的弊端，由“追呼抑配”而“奖励告发”，造成了“民家尺椽寸土简据无遗，至于鸡豚亦遍抄之”，民心相互猜疑，邻里相互戒备，世风败坏，并累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的推行。
　　“种瓜得豆”，这是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的。
　　朝廷纷争又起，各地州府官吏纷纷上书告苦，宰相韩绛借机向吕惠卿发难，皇帝赵顼又皱着眉头徘徊于福宁殿御堂，开始对吕惠卿的为人起疑了。
　　此时，从杭州移知密州的苏轼，在“不敢论事久矣”的心态中，也按捺不住对“手实法”的忧虑，把一份《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送至朝廷：
　　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
　　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
　　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
　　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今又行手
　　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汗耳。昔之
　　为天下者，恶告开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盗
　　及强奸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汗之
　　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八九。夫告汗
　　之人，未有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
　　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
　　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苏轼并以“手实法”非朝廷制定，而是出于司农寺，“是擅造律也”，拒绝在密州治下执行“手实法”。
　　不甘寂寞的苏轼在州县官吏中带了一个“坏”头，身居千里之外，又稀里糊涂地卷入了朝廷的一场新的纷争。
　　宰相韩绛自度非吕惠卿敌手，便密奏皇帝赵顼，复用王安石以稳定朝廷政局。
　　皇帝赵顼去年出王安石知江宁府乃一时之无奈，大乱之时又怀念起王安石的“见识高远”，并亦有赎消去年因“天意赌博”有负于王安石的内疚，便依从了韩绛的奏请，发出了“复王安石同平章事”的诏令。并派出快马飞骑传谕江宁，召王安石立即进京理政。
　　吕惠卿闻讯大骇，立即陷入仇恨与愤怒交织的恐惧中。
　　吕惠卿看得清楚：皇上对自己信任的动摇，标志着自己一生抱负的破灭。他恨从密州上书呈表弹劾“手实法”的苏轼，更恨唆使皇上做出这个决定的韩绛。最使他痛苦的是，取代他现时权力的人偏偏是王安石。
　　他敬重王安石，但他更重视可望可及的首辅地位；他感激王安石培养提携之恩，但他更迷恋权力之威。他相信王安石重返京都必有新的作为，但他嫉忌王安石创建的业绩毕竟不是自己的业绩；他相信王安石执掌权柄后对自己会一如既往，但他知道自己已不甘于再为他人出谋划策了。与其来日水火相煎，莫如今日水火分离。
　　吕惠卿膨胀的权力欲强烈地排斥着王安石的卷土重来。逆闭王安石入京之途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他当了六年王安石的助手，熟知王安石主政数年的全部失误，而且握有置王安石于死地的“把柄”。但这毕竟是对付王安石，他不愿把事情做绝，便在王安石的失误中选取了易于引起皇上猜疑的数十事，写成奏表，以图打消皇上对王安石的信任。
　　熙宁八年二月六日夜晚，吕惠卿袖着揭露王安石理政失误的“奏表”，以“完善东府理政程序”为由，向福宁殿御堂走去。
　　吕惠卿在宦侍引导下走进福宁殿御堂，御堂里空无一人，四角的红莲宫烛亮着，更显得这间殿堂的空旷。他不禁露出惊诧的神情，宦侍见状，低声说：
　　“皇上和皇后正在内室弈棋作戏，请大人稍等。”说罢，轻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