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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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之夜，元旦之晨，他是在潼关城西三十里处的一个荒落的农家度过的。面对农家简朴而虔诚的守夜灯光，回想离京前与皇上的“朝辞进对”，他凄苦难当。以不谙军务之躯，任军务不谙之事，也是一种“玩笑”。想有作为而不被恩准，面对边境烽烟而胸中无策，更是一种荒唐的“玩笑”！
　　风雪两千里走到头了。元月三日司马光走进京兆府。战争的阴影笼罩着长安古城，他的心境惶恐不安。更多更大的艰难险阻和祸福莫测的未来还在前面啊！他站在长安南门的城楼上，望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发呆。社稷安危、黎民性命，本是“玩笑”不得的！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添屯军马状》，以图安定民心。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本路官兵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十状》，以图提高士气。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垒倚阁状》，以图解决细民眼前青黄不接之苦。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以图解决民间眼前粮米不继之急需。
　　司马光的这些奏表，表面看来，仍是他那“固执”的《强兵安民三策》的继续，是消极的、没有作为的、令人泄气的，但确实是现实的、务实的、从实情出发的。他毕竟是一个“脚踏实地人”，不想用豪言壮语欺骗自己，欺骗皇上，更不敢欺骗永兴军的将校兵士。他仍然唱着低沉而令人厌烦的老调。
　　司马光焦虑地等待皇帝“恩准”的谕旨从京都飞来。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皇帝的“恩准”没有等来，却接到了“判西京留守御史台、专意修史”的诏令。他当然不知这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元月三日的夜宴中为他争得的优容恩典，又一次叹息自己命运多舛。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再次面对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仰天长叹：“暂来还复去，梦里到长安。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他告别了来去匆匆的长安古城，踏上了东去的归途，于四月初五傍晚回到京都。他囊不及解、餐不及用、衣不及换，便书写谢表，请求皇上“朝辞进对”。
　　四月六日，大内宦侍传下皇帝谕旨：因朝事繁忙，免于“朝辞进对”，准予住京一月，消解旅途之劳。司马光面阙跪伏谢恩。
　　因为有去年十二月中旬的“出知永兴军”之行，其妻张氏已于年前腊月下旬带着女婢、仆役返回涑水老家。书局已于前几日移至洛阳。其子司马康去年中进士后，已获皇帝恩准除到国子监听讲外，进入书局做案头事务。此时，司马光身边除了留守房舍的老仆吕直外，只有随从的两个仆役。皇帝既免于“朝辞进对”，就不必在京都停留了。他随即请大内宦侍转禀皇帝，他将于三日内前往洛阳赴任。“朝臣典范”司马光，在反来复去的贬逐中也是“典范”！
　　苏轼就不同了。他是元月十七日接到“通判杭州”的诏令的，因妻子王闰之生子尚未满习俗的四十天，而任妈又卧病在床，实在无法拖家远行，承蒙驸马王诜帮助，讨得了皇帝一句“缓日成行”的法外施恩，故而拖延至今。
　　两个多月来，苏轼成了室内室外最忙碌、最忠顺、最听话的仆役。白天恭侍于任妈膝下，以尽人子之孝；夜晚拂照于王闰之床边，以尽人夫、人父之责；奉药、供茶，嘘寒、问暖，以口无遮拦之舌，说笑话为任妈解忧，讲故事为王闰之消愁。亏他是个随和的文人，官气不多，能屈能伸；官架不大，能上能下；心胸宽阔，能提能放。他似乎忘记了“通判杭州”之诏已贴在脑门，“缓日成行”四字并非“缓日不行”，整天乐呵呵地忙碌着。只是在任妈闭目养神和王闰之抚着儿子熟睡时，才偷闲发呆、叹息、料理心中的愁苦艾怨和焦虑忧烦。又亏得歌伎琵琶等人热情帮助，内外奔波，拂照子侄、购米买菜、挑炭点炉、烧饮浆洗，隔三差五以琴音、歌声调解庭院凄凉，好歹总算熬过了这个多愁善感的三春季节。
　　任妈病好了，能走动了。妻子王闰之身体恢复了，能劳作了。幼子苏迨快四个月了，会笑出声了。司马光贬到长安又贬回来了。“通判杭州”的“缓日成行”即将结束，离京日子临近，家务上的一大堆难题，骤然摆在苏轼面前：二十多口之家今后如何生活？九人歌伎如何遣散？年老的任妈和不满半岁的迨儿如何随贬起程？父亲购建的这座庭院如何处置？眼下都需解决。他原本就是一个不理家务的人，迷茫、失望、委屈、愤懑又席卷而来。他又开始借诗画以解忧，借饮酒而销愁。
　　百无一用的苏子瞻啊！
　　王安石是在司马光回到京都的第二天回京的。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使他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变法”，获得了新的认识。汴河的风浪，击碎了他门在鼓中的乐观；淮河的波涛，增添了他心底的忧虑。“均输法”实施两年多来的成就巨大，但缺失之多，亦令人惊骇震怒。他一举查办了几个罪大的官员，并令他们退出了赃款，煞了煞这股“官商勾结”的邪风。但留在心底的忧虑和苦闷，却日多一日地积淤起来。为什么一道新法的执行总是走样？而且是越往下面走样越大？为什么上呈的文书、奏表总是文过饰非？而且是越到上面文饰越甚？为什么要变革一种流俗竟是这样的难！不仅要战胜朝廷上层一些力量的对抗，而且要战胜下层官吏的积俗旧态！他突然感到变革道路的漫长和自己力量的单薄，心里不再是气势如虹了。
　　回到京都的当天晚上，在与夫人吴氏共枕相语中，得知司马君实已回到京都和皇帝免于“朝辞进对”，并得知苏子瞻这两个月的凄凉处境和皇帝“缓日成行”的恩典。
　　吴氏入睡了。王安石闭上眼睛，无论如何难以睡着。司马光和苏轼的音容笑貌不停地闪现在他的心头。
　　多年深交的朋友，竟然因为政见的不合而疏远了、绝交了。怪谁呢？怪司马君实不赞助自己吗？怪苏子瞻不与自己合作吗？他们所论新法的缺失，在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中自己不都看到了吗？而且自己已不得不严厉“匡正”。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君实、子瞻，友直、友多闻啊！该自己以“友谅”对友了。怪自己心胸狭窄吗？自己何尝不想借重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之名望、才智，以竞“变法”之功呢？可是，如果依照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操之术，就不会有自己所思所想的“变法”，更不会有今天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了。看来，朋友间的这场抵牾，谁也不怪，只怪这个积贫积弱的现实。大宋百年的辉煌，造就了几代自视甚高，都不肯低眉附首的名士、才子，在大宋败落的今天，又都不甘心这落花流水的悲哀，纷纷开出各式各样的救世药方，而且都相信自己的药方唯一灵验。这也许就是朋友之间政争不息、撕破面皮的根源。
　　司马君实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苏子瞻离开京都的时日也不会拖得太久，自己已决定几天之后去京东巡察“青苗法”的实施情况，朋友相聚只有明天一日。回来得还算巧。过了明天，要再相聚一笑、一骂、一讽、一怒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王安石悄悄起床披衣，点燃蜡烛，坐在烛光下，给司马光、苏轼写起信来。
　　四月的清晨来得早，五更梆鼓敲响，天就蒙蒙亮了。一夜搓手徘徊的苏轼，斜倚在床榻上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已是日高三竿了。任妈端来早餐，苏轼草草吃了几口，便心神不安地走出卧室，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思索那些仍没有解决的难题。
　　年老的门丁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信，说是宰相府派人送来的。
　　苏轼打开一看，是王安石亲笔写的，特约今夜去司马府邸为可马光送行。信中有“子曰：‘朋友切切思思’，某不敢因政见不合而忘却友谊”之语。并叮嘱苏轼“从容作远行之备，勿似君实之匆速。”
　　苏轼原是重于感情之人，王安石的这封短信，立即使他联想到白居易《鸟赠鹤》中的诗句：“与君黑白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一种欣慰之感涌上心头：介甫终不欺友啊！
　　片刻之后，老门丁又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书信，说是司马府邸的人送来的。苏轼打开一看，是司马光送来的情谊深长的惜别书。信中宽慰苏轼“祸福相倚，此乃宦海常情”。信中还有为王安石辩解之语：“介甫无他，唯性情执拗耳”。信中企望“子瞻若能驾临寒舍，以诉别情，则无憾矣！”
　　苏轼心潮澎湃起来。两年来与君实并肩抗争之情，君实在皇帝面前多次袒护举荐自己之恩，君实为子由赠花赠酒送别之谊，使他坐不住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他吟着王昌龄的诗句，欣欣然奔告于任妈与夫人，告之他今夜要应那个“拗相公”王安石之约前往司马府邸为司马君实送行、并向介甫告别。
　　司马光府邸的这个夜晚，气氛别致。前堂里点燃着几盏淡淡的纱灯，照映着捆绑未解的物箱、马驮。偌大庭院杳无人声。通向书局的荒芜花园里，也挑了几盏灯，有杂草、弱柳在灯光中摇曳。
　　书局里烛光通明，屋内原有的书桌、书架已经撤离，比往日显得宽敞许多。一张餐桌置于中央，三人女乐端坐一隅，老仆吕直上下忙碌着。司马光为了迎接朋友的到来，一改往日以茶待友的俭朴，特意要吕直从酒楼请来了这三位歌伎弹唱佐酒，这已是为官三十四年来从未有过的“奢华”。
　　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人携手，谈笑打趣，走进书局。感情虽尚显夹生，但见已是各自竭力热诚了。
　　歌伎不用吩咐，及时弹唱起是时流行于酒楼、官衙、妓院的迎宾曲：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佳宾，
　　鼓瑟吹笙。
　　
　　司马光礼让，王安石、苏轼入座。老仆吕直居下斟酒。
　　琵琶：古筝轻弄，其音铮铮。
　　主人和客人都身着文人时尚的便服。司马光着黑色宽袍博带，以黑巾束发，沉稳老成；王安石着灰色宽袍博带，以白巾束发，清雅随和；苏轼着蓝色宽袍博带，以紫巾束发，潇洒飘逸。他们似乎都在着意拂去身上的官气，以文人的本色会友，共同暗示今晚绝不为政见争吵。
　　主人和客人各自捧出时尚美酒。司马光有杜康，王安石有金华，苏轼带来的则是文君。他们似乎都在着意表明，今晚只谈友谊，将为友谊一醉方休。
　　他们开始谈诗论文。司马光谈论韩愈“文起八代”之功，王安石评说柳宗元“文砭时弊”之义，苏轼剖解欧阳修“道纯充实”之论。他们心照不宣地极力避免争执，相互照应，你唱我和。
　　他们上溯至孔子的“礼乐仁义”与“兴观群怨”，并由“文论”而引向“道论”、“史论”。他们都是儒家经典哺育的“当代英才”；现时又都是把儒家教义引向经学、史学、文艺的领袖人物；又都在为建立自己的“道统”、“正统”、“文统”而辛勤耕耘；为他们共同的君王弹铗悲歌；他们血脉相通，魂灵相息，今晚又回到了“变法”前那种无拘、无束，无忌、无怨的岁月。
　　酒过数巡，王安石又在“新颖奇特”地高谈阔论，司马光又在“凿凿侃侃”地追根寻底，苏轼又在“口无遮拦”地论古说今。摆脱了政见之争的欢愉，是轻松的欢愉，是自然涌出的欢愉，是不带修饰的欢愉。不修边幅的王安石，用衣袖擦拭着桌案上的酒液；外冷内热的司马光，追问两个多月前王安石与“燕尔婵娟”的那段传闻；口无遮拦的苏轼竟然调侃起“御苑射弓”曾布跌断脚骨的趣事。言无所忌，乐而忘忧，一坛杜康酒见底了。
　　政见之争毕竟是勉力隐藏的，被政见之争损伤的友情毕竟是痕深豁阔的。王安石看得清楚，琴音酒香中这些欢愉的话题，都是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为宽慰自己的难堪，从苦涩的心底强挤出来的。自己何尝不是在用强作的欢愉，以慰藉朋友苦涩的灵魂呢？这种相沫以欢的心境是什么？唐人骆宾王在《萤火赋》中有言：“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自己与君实、子瞻为人之道本是相同啊！君实之固执，子瞻之狂狷，不都是为了朝政日新吗？不过操术水火不容。待友以诚，该说些心里话了。王安石打开金华酒，为司马光和苏轼斟满一杯，举杯说道：
　　“乐之所至，偶成一诗，放喉一歌，为君实、子瞻送行。姑娘，伴我一支古曲吧！”
　　司马光、苏轼击掌助兴。
　　琵琶、古筝、竹笛合声而起，其音清雅凝重。
　　王安石唱起：
　　渐老偏谙世上情，
　　已知吾事独难行。
　　脱身负米将求志，
　　戮力乘田岂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