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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他们当过间谍-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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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特利最初就是在戈登——戴尔谋杀案的基础上,尝试写作非虚构性作品的。
  特制的手杖刀
  1935年,惠特利的灵感又被另一位朋友激发,这一位朋友比戈登更令人生畏。
  乔治·希尔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间谍,但他总被声名狼藉的悉尼·赖利压住出不了头。希尔的父亲是一位经营有方的商人,他在俄国做生意,希尔也在俄国度过了童年。他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曾去世界各地旅游,并在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贸易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作市场调研旅行,他随即加入加拿大轻步兵。以后被派往法国做情报工作,在那儿他被一枚手榴弹炸伤,于是回到伦敦陆军部。1916年希尔被派往希腊的萨洛尼卡,负责报告敌军调动情况。随后他在皇家空军部队里学会了驾驶飞机,成为首批在敌军后方空降特务的飞行员之一。1917年7月,上级命令他参加在俄国的皇家空军代表团。但后来他发现代表团已撤到莫斯科,而东线的行动大大减少,于是希尔去了设在莫吉列夫的俄军统帅部。
  在莫吉列夫期间,富有传奇色彩的希尔声称自己遭到几名德国特务的伏击,但当他们快逼近他时,他猛然挥起手杖。正如他所预料的,一名袭击者伸手来抓,结果发觉自己攥住的竟是手杖刀的锋利尖头。这手杖刀是伦敦蓓尔美尔街上的威尔金森铸剑店为希尔特制的。希尔在他的自传《侦察地形》(1932)中详细地描述了一名攻击者抓住刀鞘的那一刻:
  我猛然抽回轻剑般的刀,随即往前刺去,一刀刺中那名男子的一侧。他惨叫一声倒在人行道上。他的同伴发现我进行抵抗,而且还带着武器,便逃之夭夭;我则边退边摸我的左轮手枪。那个被我刺伤者摇摇晃晃地溜了,留下我的刀鞘扔在地上。我走回去把它捡了起来。那把手杖刀因而被我一直保存着。
  (图片手杖或手杖刀)
  列宁签发的通行证
  希尔下一个任务是和一名加拿大工程师重建俄国铁路网。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他们的指挥部设在一节豪华的客车厢里,这节车号为451的车厢,原属于沙皇的母舰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后,车厢内设施齐全,应有尽有。其中包括一间连有起居室的贵宾卧室,一间餐厅兼游艺室,一间盥洗室,一间食品储藏室和五个双层卧铺。以451号车厢为基地,希尔和他的工程师同事前往彼得罗格拉德,成为首批进入布尔什维克总部的同盟国军官之一。随后在一群工人的帮助下,加上列宁亲自签发给他们的通行证,希尔开始大规模清理遭战争破坏的铁路网络。为了疏通铁路线,他甚至有惊人之举:将火车掀翻到路堤之下,从而使食品能被送到彼德罗格拉德数千名饥民手里,各种物资能被运往俄国军队。俄国军队正在试图阻止德军从乌克兰挺进。
  和戈登一样,希尔也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喜欢吹嘘自己的经历。尽管惠特利本人也很自负,但他还是很有耐心地听他侃侃而谈。他在第三卷自传中写道:
  乔治·H·希尔,人们大都叫他彼得是我遇见过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是个英国人,然而出生在爱沙尼亚。他父亲曾是那儿的一位木材出口商。他在年轻的时候进入我们的特务机关工作,他的代号是IK8。由于他能使用两种语言,所以被派往俄国。当布尔什维克掌权时,先是我们的大使被召回,随后作为英方代表留下来的作家,才华横溢,极具魅力的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也奉命回国。这样,彼得就成了英国政府了解布尔什维克情况的惟一消息来源。他作为特工经历的冒险活动极富传奇色彩。
  但这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即便是最精彩的趣闻轶事,希尔也喜欢添加些虚构的成分。他曾到处吹嘘,是他负责从罗马尼亚私运出俄国皇室的。
  三重间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尔落魄了。他和他的妻子多萝茜以大篷车为家,住在萨塞克斯郡一个农场主的庄园里,过着一种较为平淡的生活。他惟一可靠的经济来源,是为拍摄俄国影片的电影公司当顾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惠特利初次与希尔见面。希尔在以惠特利的小说《禁区》改编的影片拍摄过程中提了一些意见。这部1931年出版的惊险小说是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而希尔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希尔常常躺在惠特利的沙发上喝着威士忌加苏打,惠特利则坐在桌旁笔录有关伊斯坦布尔和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
  1941年希尔被召回莫斯科,并被任命为准将,负责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联络,分管在莫斯科重建军情六处情报站的筹备工作。菲尔比在他的《我的无声战争》中回忆道:“(他)不是一般的大腹便便,看上去就像索格洛的国王,只是光秃秃的脑袋上没有顶着王冠。”惠特利在《饮料和墨水》中描述道:“他后来被任命为莫斯科S·O·E使团的团长,在那儿俄国人兴高彩烈地欢迎他。他们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经过安全检查,发现他在莫斯科的会议室内,有好几处设施可造成严重泄密。
  希尔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斯间他在俄国是个传奇人物,并绘声绘色地叙述有关皇室的故事。他说他还蹚水越过一条快要结冰的俄国河流去炸毁一座桥梁;后来又从苏联秘密警察手里,救下了一名美貌的犹太女人,他把她藏在他的浴室里。不过这些并非一定真实。但也有谣传他是三重间谍,把情报出卖给英国、俄国和德国。据说有一次他甚至要求给他一颗价值2万英镑的钻石,用以贿赂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名女特务,当时她正和他同居。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人员不会答应做他的情妇,除非她从他那儿听到了特别有价值的情报,而且英国方面对他是否会委以重任,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至少他向德国方面传递情报是有可能的,因为他被委任为德国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公司的总经理;而且分给了他一大幢房子和配有司机的梅塞德斯牌轿车。三年后为了表彰他对工业所作出的贡献,德国政府授予他一枚德国勋章。晚年他是在德国豪华舒适的环境中度过的。在惠特利看来,这个结局对他的一生来说充满异国情调,因为印在他脑子里的,是生活在萨塞克斯郡田野上的希尔。他认为希尔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间谍。他们俩的关系使人联想起奥布里·赫伯特和约翰·巴肯之间的关系。惠特利在自己的间谍小说里,写进了许多经过希尔大肆渲染的情节复杂惊险的故事。
  神秘的魔法大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与第二个妻子琼结婚的惠特利成了马克斯韦尔·奈特公寓的常客。惠特利和奈特都对人称魔法大师的阿莱斯特·克劳利产生了兴趣。最初,惠特利是通过汤姆·德莱伯格认识克劳利的。克劳利和惠特利夫妇共同进餐过几次,他向丹尼斯透露了许多巫术,供他写作用。惠特利觉得他不仅有趣,而且人也不坏,但德莱伯格警告过他,克劳利曾在西西里岛北部搞过一个撒旦团体,而在那儿有些孩子参加了撒旦团体后,便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还有一件十分可疑的事发生在巴黎。为了使异教神潘复活,克劳利在巴黎左岸地区的一家旅馆里与他的一名信徒,名叫麦克阿莱斯特的男子共度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们俩浑身赤裸,但麦克阿莱斯特已经死了,而克劳利蜷缩在一角大声嚎叫着。他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四个月后被放了出来,而麦克阿莱斯特的死因始终是个谜。
  (图片潘神或随便一个希腊神)
  (图片巫师,魔法符号)
  德莱伯格讲的传奇故事令惠特利和奈特着迷,但遗憾的是克劳利本人却很令人失望。已步入中年的克劳利衣着考究,言谈举止像个牛津大学的研究员。他做感恩祷告时,把拉伯雷的一句话“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改说成“你爱做的就是法律”。奈特显然对这种冲着克劳利来的恶意中伤的谣言感到困惑不解。奈特觉得他即便有些古怪,但外表和善,像个做学问的人。惠特利则仍然希望这位魔法师在身上显露出更多的妖气。不过奈特和惠特利为了揣摩研究魔法,给创作提供素材,还是出席了克劳利施行秘术的仪式活动。“两人提出拜他为师,克劳利收了这两个学生,”奈特的侄子哈里·史密斯这样对我说,“但我叔叔一再强调他的兴趣——也包括惠特利的——是纯学术性的。”
  流言蜚语
  渐渐地,奈特的间谍活动开始渗透进惠特利的生活。他们毫不忌讳地进行书信往来,根本不在乎是否有人会揭发。其中有一封信谈论了对达延顿学院的监视。这是一所设在德文郡的进步学校,也是一个音乐中心,由伦纳德和多萝茜·埃尔姆赫斯特主办。多萝茜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儿子迈克尔·斯特雷特在1940年被布伦特发展为苏联间谍,当时他还是个在校大学生。达延顿学院激进的环境被奈特认为是培育共产主义的土壤。这些素材激发了惠特利写一部以萨勒斯特为主人公的小说,但始终未写成,虽说后来这一主题用在《难以忘怀的托比·米格》中了。奈特夸大其词地向他介绍了达廷顿学院的日常生活。在那儿学生们显然受到这样的鼓舞:任何课只要他们有兴趣去听,就可以去;同样如果他们不想去,也可以整天躺在床上。奈特还向惠特利透露过外面的流言蜚语,说是有人怂恿学生去一幢已被毁坏的教室参加邪恶的大会。这成了惠特利小说的理想情节:萨勒斯特的老板佩利诺雷将派他去德文郡调查。
  引狼入室
  1939年初,奈特要求惠特利雇佣一名奥地利难民,名叫弗劳·弗里德尔·盖特纳。她将伪装成惠特利夫妇的兼职研究助理,而实际上她得到指示向奈特汇报德国侨民在英国的各种活动情况。弗里德尔·盖特纳有一个妹妹十分体面地嫁给了少将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军情六处的首脑)的弟弟伊恩·孟席斯。但她自己实际上是个双重间谍。德国反间谍机关1938年在她来英国之前就已吸收了她。奈特已从其他渠道掌握了这一情况。他在写给惠特利的信中谈及弗里德尔·盖特纳时,流露出他乐意追求戏剧性的东西:
  亲爱的丹尼斯:
  非常感谢你4号的来信。这封非常有趣的信实质上很有用处。假如你还想起什么新闻,而且也愿意让我知道的话,我会非常感激的。
  11号这一天恐怕我仍然没有把握,但你至少能理解我是怎么被安排在这个岗位上的。
  至于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笔特殊生意,我想我很乐意在下周早些时候将我的朋友带来见你,但我认为来之前我们应该再谈一次,因为它不仅对这个计划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她获得心灵上的平静也是非常必需的。不应该让她怀疑这份工作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如果近日有空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的,看看我们能定下些什么。
  共祝1939年万事如意。
  你忠实的
  马克斯
  1月11日之前弗劳·盖特纳与惠特利夫妇相见了,但奈特从未告诉他,她是一名双重间谍。
  我亲爱的丹尼斯:
  我非常想说,万分感谢你,因为昨夜我们讨论的那件特殊的事情给你带来了许多麻烦,而且你以极其聪明的方式给予了合作。我必须说,经过昨夜的会谈,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你把注意力转向文学的时候,情报部门就失去了一次良机,虽然我猜测文学的报酬可能要比搞阴谋的行当高出许多!
  我衷心希望这事业能像你所期望的那样获得真正的成功。我惟一担心的是在获取所需的资料方面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不过,我相信会有办法解决的。
  同时你当然应该接受我真诚的谢意,而且你又有了一位朋友加丹尼斯·惠特利迷!
  最美好的祝愿。
  你忠实的
  马克斯
  这种坦率的书信突出地表明军情五处是多么的疏忽和多么的不成熟。
  1939年3月前,弗劳·盖特纳已愉快地在惠特利的家里落了脚。惠特利在他第三卷自传里写道:“以后的数月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我翻译有关纳粹头子的报道:他们的早期活动、背景和上台情况。这些资料对我的格雷戈里·萨勒斯特间谍系列小说非常有用。”
  “编外”特工
  比尔·杨格当时已是兼职办案官员了,奈特又打算给他一份军情五处的稳定工作。1939年7月奈特写信给惠特利:
  我们的办公室可能会有个空缺,大概是临时性质的,年薪300英镑。这是为人们称之为战争或危机时期特设的一份工作。说它是临时性的,那是指如果形势突然极可喜地向和平方向迈出一大步,局面看上去真的像要稳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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