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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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她）的家。我为了联系报社的读者有时到她家去坐坐。盛家伦是她家的常客。在那里我也见过周扬。在那里我听他们谈论文艺界的事情，也增加了一些文艺界的知识。
正好在这段时间内，北京发生了有名的“四三事件”：二三百个军警宪特在4月3日凌晨闯进《解放》报的编辑部和发行所进行搜捕。报社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捕。周扬正住在报社。那天早上，由于报社同志们进行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坚决抵抗，他们派出的军警宪特虽然很多，三个人架一个我们的同志押往警察局，人手还是不够。因而周扬和我等20来人，当时未被捕走。我们在报社编辑部继续和特务展开了斗争。周扬那天早上在方壶斋九号门口对那些兵士和警察发表演说的事，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在北平《解放》报社门口的这场斗争，当时我写了一篇通讯《特务现形记》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里面就讲到周扬演说的事。
5月底，报社被查封。周扬因为拿不到出国护照，在查封前早些日子已回到张家口，做了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而我在1946年5月底北平《解放》报被国民党查封之后，6月初撤回张家口，暂时在晋察冀中央局帮助工作。到张家口后我找到了他的家，给他讲了《解放》报最后几天发生的情况。在这之后，我就同丁玲、李又常等人一起到桑干河上搞减租清匪反霸运动。8月我又从张家口骑快马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社工作。从这时起，到1949年北平解放，我和他之间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见面。只是听到有关他的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那个行军时在延大直属中队和我走了一路的小儿子，在晋察冀中央局向阜平转移途中从大车上跌下去身亡。这件事带给他的悲伤是不必说的。我知道周扬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对这个小孩子也特别喜爱。
二
建国后，他在文化部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和他没有多少来往。在这期间我只知道有关他的一件事，那就是在建国前中宣部调来了十来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资料室，归我联系。资料室里有两位同志，呆不多久就调去了文化部，其中有一位叫谢素合。周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译者，他大概对自己的译文不满意，就把谢素台调去帮助他重译这部名著。于是我就知道了在那个时期他做过的一件工作。
大约在1954年他到了中央宣传部当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我是科学处处长，又成了他直接的部下。他分管科学处后，第一次同全处同志讲话时，讲了这样意思的一段话：把科学工作和文艺工作相比，他认为科学更为重要，但是自己对科学懂得的比较少，这方面的工作也不熟悉，因此只能多管些文艺工作。他说，好在你们科学处的人大都是学科学的，科学处的工作你们一定会做好。虽是如此，他表示部领导既分配他联系科学处，自己还是一定尽力去做组织分配给的工作。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
周扬逝世已经有七年了，逝世时他81岁。对这样一位为党为革命奋斗了60年、在文艺界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人，逝世后未发表若干篇有分量的纪念文章，不能说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83年有位领导同志发动对他进行批判，说周扬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有严重政治错误，是对我国的一种严重的精神污染。那位领导同志对舆论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写纪念周扬的文章，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避免涉及那位同志。在那几年的气氛中，即便有人想写文章纪念周扬，也不能不有所顾虑，难以落笔，而且即便写了出来也未必发表得出来。
最近这两年有关周扬的文章多了起来，不过文章多半只涉及他在管理文艺工作中的事——特别是与文艺界的关系问题。对周扬为了写人道主义的文章受不公正批评的事涉及得就很少，而这对于周扬的最后几年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关于对周扬与科学界的关系涉及得更少。今天我写回忆他和我之间交往的这篇文章，考虑到在中宣部科学处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年之久，因此应该多回想一些有关周扬与科学——主要是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事情。当然他把自己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文艺方面，但也表现出对科学工作的相当大的兴趣。
首先我想讲的一件事是，1957年他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
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编制19561967十二年自然科学远景发展规划。我是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十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我认为应该同时制定1956—1967十一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在一次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周总理立即同意，要我抓这项工作。于是我们中宣部科学处就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商量，组织力量编制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由哲学社会科学处副主任潘梓年主持，由学部秘书刘大年带领学部刘桂五等若干同志，立即开始紧张地工作。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报告中讲到编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事情。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写进了这一条。但是自然科学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两者在制定过程中的领导状况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规划先是由陈毅后是由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直接领导，并在工作的进行中经常得到周恩来的关心。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虽然也纳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管辖的范围，但陈毅同聂荣臻都知道这件工作有中宣部在领导，因而从不过问此事。其实中宣部就只是我们科学处在抓，部领导也不过问。这种情况在编制过程中倒也罢了，可是在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要向中央汇报时，我就很发愁。我总不能说中宣部领导没有看过，整个工作由一个处长于光远负责。于是我找陆定一，请他对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稿子审查一下。陆定一说正忙其他的事情，不能看这个规划稿。我知道他对这件事情的确没有兴趣，只好去找周扬。在我提出这个请求后，他勉强答应看一遍这个大部头的有许多分册的规划。看后他没有提什么意见，算是审阅过了。而我只要求部领导有人看过，有中宣部承担了责任，也就满意了，否则这么大的事，我无法向中央交代。周扬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我是很感谢他的。
他没有提意见，并不是没有意见。1958年在一个会议上他批评我，说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同制定自然科学规划不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思想性很强的事，而我主持编这个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过程中，在思想引导方面注意得不够。对他的这个批评我发自内心地接受。1956年那次请他看规划稿，他没有提这些意见，是因为到那个时候事实上已不能重新组织力量去改。那时自然科学的规划已经可以交卷，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需要同时交出，没有时间去作根本的修改。他照顾了我的这个困难，因而采取不提意见的方针。而在两年后，他才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我。在197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编制新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就根据周扬十年前对我的这个批评，特别注意每个学科中的思想方面的问题，纠正了1956年时的缺点。
周扬领导我们科学处期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全体大会。1961年聂荣臻宣布《1956—1967年科学技术二十年远景规划》提前五年完成，决定制定1961——1972年第二个自然科学远景规划。我向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出也应该检查自己那个远景规划执行的状况，考虑哲学社会科学在1961到1972年间如何发展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接受了我的建议，作了一番准备之后，决定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并扩大举行。大会请周扬在大会上作报告，他答应了。他作了一个长篇的报告，其中讲了反对修正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这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个主旋律。报告中他当然也讲了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其他方面的问题。周扬自己在讲话前作了充分准备。在作了报告之后把讲稿整理成文章时，我们科学处的同志做了一些文字工作。周扬一遍一遍地改，定稿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在这个稿子上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加上一些重要的论述。“一分为二”这个提法，毛口头上讲得比较多，文字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就是在周扬这个报告中。周扬在这个报告中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有很大的兴趣。毛泽东看稿改稿时对这没有提不同的意见，对这，周扬也一直很高兴。周扬本人对这个报告是十分重视的。
那时，我感到周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发生了颇大的兴趣。他很看重卢卡奇的著作。这一点我想与卢卡奇对美学也作了比较深的研究，同时又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有关，因为这也是周扬的专门领域。卢卡奇有一本书《历史和阶级意识》很有名，卢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是铲除异化和实现“真正的人性”。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的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找了一些卢卡奇写的东西翻了一下，文字很不好懂（也许同译文有关），不想花很多时间去钻研，因此同周扬在这方面谈不到一起。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周扬对哲学的兴趣的确很高，甚至比文艺方面更高。
在提到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会议时，我想附带说几句：毛泽东本人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他提出愿在会议期间找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名单是我们中宣部开的，报上去，毛泽东同意了。名单里的老年科学工作者中有高亨和杨荣国这个在“文革”中受到特别重视的人。青年科学工作者中我们提出王若水和姚文元两个人的名字。毛和姚文元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面。
在这里我想讲讲周扬改别人起草的稿子的一个特点：他把别人稿子上有用的词句甚至一些中性的句子都留下来，按照自己的思想把稿子改下去，然后把他留下的这些字句，很远很远地用线勾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这倒不是为了少写几个字，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对起草稿子的人很尊重。他的改稿的方法同另外一位不一样。那一位常常只留下原作者开头的几句话，然后自己一路写下去，写完后把原作者写的统统删掉，并往往不给原作者看过就用原作者的名义拿去发表。
周扬在主持文科教材方面的工作的成绩是不应该忘记的，他为主编这一套系统的文科教材，没有少花气力。编写文科教材是一项把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进行系统研究然后写成教材供高等学校使用的工作。周扬对此非常重视。当然这套教材的编写是由各学科的学者参加，组织工作是由中宣部各处、教育部文教司和许多高等学校的人参加，但周扬对总体设计、确定主编、某些教材的审订出版是管得很具体的。我是他做这件工作的助手并主管各经济学科。在“文革”中，主持这一工作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有一件事，是既同我们中宣部科学处也同中宣部文艺处有关的，那就是举行了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小型学术讨论会。那件事的起因是，《红旗》杂志社从吉林调来了一位文教书记郑季翘担任这个刊物的常务副主编（主编是陈伯达）。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文中认为形象思维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对使用这个概念的人进行批评，而且批评时用字相当重。郑抗战前是我清华同学，在学校学中文。他是“一二·九”的参加者，也是1946年我在北平《解放》报工作时的同事。可是我以前没有看过他写的文章，也不知道他对哲学有这么大的兴趣，这回是我第一次读到他写的文章。这篇东西，是有他独立见解的。但他并不把这篇文章拿出去发表，而是送到中宣部来要求“审查”。中宣部收到郑写的文稿和来信后，周扬就把我找去商量。我们两个人认为这类学术问题属于争鸣范围，中宣部不应该去“审查”，但又都认为不能不给以答复。我主张中宣部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请郑参加，这样我们中宣部既表示了对他写的东西的重视，同时也处理了他的来信。周扬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办法。他还认为中宣部以后可以经常开开这种会议。我当然赞成这个主张。周扬让我同陈伯达商量，陈伯达也赞成中宣部可以多开这样的会议。于是我提出一批会议参加者的名单，其中有哲学所研究黑格尔的杨一之（他单独翻译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贺麟（他翻译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并参加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王玖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