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上册)-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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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礼，第二个是诗。　不像西方人将宗教错解成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狭义观念。　我说这一点的误解，使我绝对不能信服，因为他非常自私嘛！对他好才救，对他不好便不救。　成吗？一个教主，应该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这才是宗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其次，谈到中国“诗的精神”

　　　　，所谓诗的文学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所以懂了诗的人，纵使有一肚子的难过，有时候哼呀哈呀的念一首诗，或者作一首诗，便可自我安慰，心灵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给上帝来个见证。　第三，中国信多神教，这代表了中国的大度宽容。　出了一个老子，还是由东汉、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来当上个教主——老子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当教主的瘾。　孔学后来被称为孔教，是明朝以后才捧的，孔子也不想当教主。　总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开始都不想当教主，如果说为了想当教主而当上教主的话，这个教主就有点问题，实在难以教人心服。因为宗教的热忱是无所求，所以他伟大，所以他当了教主。　我们中国，除了老子成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该不该把它称为宗教，还是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人的宗教，多是外来的，佛教是印度过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来的。　我们中国人自古至今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这也只有中华民族才如此的雍容大度。为什么呢？

　　　　有如待客，只要来的是好人，都“请上坐，泡好茶”。一律以礼相待，诚恳的欢迎。　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能叫出五教合一的口号，而且这种风气，目前已经传到美国去了。现在纽约已经有教堂，仿照我们中国人的办法，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都“请上坐，泡好茶”了，凡是好人都值得恭敬。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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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最后告诉那位外国神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替中国的宗教辩护，而是外人没有研究深入而已。现在我们再讲“奥”与“灶”。为什么他们拜灶神？如果以政治哲学的思想来讲。“民以食为天”

　　　　，这是管子讲的名言。因为饮食最值得重视，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　尤其在过去，教育不普及，讲礼治的时代，家里有灶神、财神和祖宗等神祇的牌位。　中国古代的建筑，大都有这一套设计，进门一定是大厅，大厅上供祖宗牌位，有的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之位”。民国初年，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国字，看这五个字，中国人究竟信哪一个教呢？

　　　　任何一教都不信，而任何一教都信。还有财神供在卧房里，灶神供在厨房里。“奥”是古代的家神，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宗教很妙，代表中国政治组织的理想。家里有家长，就有家神。　还有灶神，连吃饭都要管。　据说灶神一年到头，不但对家里人的行为要管，连在心里起了好念头，或动过歪脑筋，他都会记录下来，到一年终了：上天报告好坏。　所以乡下人送灶，弄块糖给他吃，送一个红包给他，以便“上天言好事，下地报吉祥。”请他上天报告时，多替家里讲讲好话，回来时候多赐些福祉。所以在腊月二十三以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间，他在天上还未回来以前，不在家里的时候，偶尔背后轰他一下，暗地里幽默他几句。中国民间这些神话故事，现代也可以归到“民俗学”。要了解这些，起码要看《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尤其是南方——长江南北过年过节的风俗，这本书大概都有了。　在人世间的社会上有里长、乡长、区长。在看不见的一面，便有土地、城隍等神。　城隍归谁管？归阎王管。　阎王去归玉皇大帝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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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大帝归谁管？玉皇大帝的妈妈——瑶池圣母。　由此看来世界上的宗教，最高都是女神。　天主教来个圣母，佛教的观音菩萨，中国的瑶池圣母。　所以女性还是最伟大。　同时也可知人们讲了半天的宗教，尽管教理和教条如何如何的，但他们最后还是崇拜女性的，因为母性的慈爱毕竟是最伟大的。　像这样一个宗教组织，无所不包，代表了中国人的政治哲学思想。　所以天与人是一贯的。王孙贾问孔子这个奥与灶的问题，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诉孔子说，你老是跟诸侯往来，我们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讲几句好话，是没有用的呀！你拜访了诸侯，还是该来向我们烧烧香。孔子却作正面的答法：“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是中国人宗教思想的精神。　他说一个人真的作坏人、做坏事，怎样祷告都没有用，任何菩萨都不能保佑你。　所谓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　换句话说，人有人格，尤其须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来的庇护。　如果进教堂，上帝就保佑，那么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贿赂的罪。　同时也等于孔子答复王孙贾说，这些手法我全知道，只是不屑于如此而已。从上面的话也可知道，由周代开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终走人文文化的路线，所以孔子又说：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夏尚忠，殷尚质（鬼）

　　　　，周尚文。　尚的意思就是崇尚、偏重的意思，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朴实。　殷商的文化仍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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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朴，但是宗教观念很强。　周代文化呢？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周监于二代”

　　　　，是说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郁郁乎文哉”

　　　　，郁郁是形容词，意思是非常茂盛、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文化。　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　这是连接到上面所讲的宗教文化之后。　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量力而为　谦虚好学

　　　　现在讲到另一段：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

　　　　入大庙，每事问。　子闻之曰：是礼也。

　　　　量力而为　谦虚好学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邹。　鄹人之子即指孔子。　这一段所讲的应该是正当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司法行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古代官制，无法与现代比类，为了便于了解，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拟）

　　　　，参与了代表国家、代表王室的宗庙大典。　他进去以后，对于每件事都要问问清楚，向人请教。　走哪里？坐哪里？每事都问人。　于是有人笑他说，一般人乱捧，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处处懂礼，可是这个“鄹地佬”进了大庙，什么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请教。　这话被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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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知道了，他说：“这就是礼啊！”以前我们提到过，假如出国到了别人的国度，风俗习惯不同，对人家的事，不懂的应该多问。　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样，求学问也是一样，做事也是一样，诚恳向人请教，就是礼的精神，也是作人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古代传统的武功——射箭，那时的武功还没有发展到少林寺、武当派（这些是唐、宋以后的事）。周代的军事武功是车战的时代，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标准，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相当于现代打靶、射箭的标准，在于射中了红心没有，而不问箭能否透过牛皮，每枝箭射中了标的，就绝对够标准，箭能不能透过牛皮，则不作考虑。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膂力不同，有些人膂力很强壮，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甚而可穿过墙，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但他每箭都中红心，也就够标准了。这一段是说明作人做事，够不够道德的标准，只问合不合正道，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　因为没有机会给他表现，环境不对，时代不对，他也就无从表现，这有什么办法？由此触类旁通，对人对事就可减掉些苛求了。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　每个月的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月暗为晦。　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时候，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　每月的初一，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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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要代表国家，向天地祖宗，禀告所作所为，这就是所谓的“告朔”。用现在观念来说，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　对谁发表呢？对天地鬼神。　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讲了不兑现的也有。　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　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郑重。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羊。　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已开始衰败，这些礼仪的精神，也慢慢跟着衰落变化了，所以子贡当时准备去掉告朔时候用的饩羊。　饩羊是蒸过了的，等于现在拜拜，杀了猪羊，还没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这就是饩羊。　子贡当时想，拜拜就拜拜，这只羊可以省下来。　所以孔子告诉子贡说，你的主张也对，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不过我不主张去掉，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精神。　固然不用象征性的东西，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但现在的人，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起来了，就必须要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所以你子贡爱这只羊，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精神内涵。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在社会上，或在政治上，有时绝对空洞的精神，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物，而必须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　如口惠而实不至，有时候就要失败了。这里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话，颇为感慨。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诌也。

　　　　这段话，连起上一段来说，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　我想大家有时也会有同感。一个人想做个忠臣，有时候也很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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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对领导人尽礼，处处尽忠合礼，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　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　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都有这种经验。　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见解不周到，受环境影响，只好变了。那么该怎么办呢？

　　　　还是以礼为准，也是上面的话“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　别人尽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　诚正的建立，久后自知。　自己的见解与人格的精神，等待时间来考验，等待时间来证明并不是他人说的那么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儒冠错换八卦袍的诸葛亮

　　　　平常一般人谈到修养的问题，很喜欢引用一句话——“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这是诸葛亮告诫他儿子如何作学问的一封信里说的，现在先介绍原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　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诫子书》有人说文人都喜欢留名，其实，岂只文人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留给后人。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贤者难免。先不谈古人，就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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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本书？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看完了就丢，只有三分钟的寿命，因为它缺乏流传的价值。　一本著作，能够使人舍不得丢掉，放在书架上，才有流传的可能。　所以留名是很难的。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

　　　　一点不错。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说：“但在流传不在多”。比如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当然是他的功业盖过了他的文章。　而他的文章——只有两篇《出师表》，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却成为千古名著，不但前无古人，也可说是后无来者，可以永远流传下去。　他的文学修养这样高，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于文学，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家。　文章、道德、事功，本难兼备，责人不必太苛。诸葛亮《出师表》外，留下来的都是短简，文体内容简练得很，一如他处事的简单谨慎，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看他传记里，孙权送他东西，他回信不过五六句话，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就这么解决了。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