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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卧底记者-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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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接着,他又提醒我在面试时什么样的话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    
    等那些大学生面试完后,我在刘靓的带领下走进了社长办。社长姓张,三十五六岁,戴着一副金边近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一听口音,我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他得知我的经历后,马上就显出很欣赏的样子。在看完我的简历和资料后,他说道:我们这儿都要求应聘者是本科生,但你的情况特殊。我也是从部队出来的,当兵的人都能吃苦耐劳。这样吧,我就破格录用你吧,试用期3个月,每月底薪600元,以后视成绩再加。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我一听这么快就被录取了,很高兴。尽管我在应聘时经常碰到一些不很正规的报社,有私人办的,有与人合作的,有的是打着报社的牌子实际上是拉广告的,名义上是记者,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拉广告的广告员。有的不但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定金,还常拖欠工资。当时像那样的小报在羊城有好几十家。我还曾经受过一次骗。这家报纸虽然我也是此时才听说过,但看到他们的办公条件还可以,起码也是在省级的科研大院里面,我刚才也从采访部主任刘靓那儿了解了不少情况,看来不会是那种骗人的小报。我很高兴,不仅是因为我这个当时连表都没填的人现在终于成为3名录取者之一,而且这次终于能圆我的记者梦了。    
    当时报社还没有什么记者证,采访时就开介绍信。报社给每人都印制了名片。当我拿到两盒名片时,捧着名片仔细地端详了半天,在我名字后面的那记者编辑几个字,更是令我备感温馨,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回我真地成为了一名记者。记得当兵前,我最大的奢望是能进入县文化馆搞专业创作,进入县报社做一名记者。现在,我终于成为了一名记者,尽管这家报纸名不经传,但好歹也算是一家省级报纸,这样说来,比起我家乡的那县报不知好多少了。    
    刚开始时,社长只是让我写新闻,抓好的社会新闻。我也一连发表了好几篇稿子。尽管在试用期间,社长许诺每月只有600元工资,其他的什么补贴都没有,但我每天干得十分起劲,每天都赶到报社报到。当时与我同进报社的除了一位一周后就自行离开的大学生外,还有一个叫闵红松的小伙子。我们在刘靓的带领下除了采访就是编稿。与我们一个办公室的还有一位叫张艳的高个子姑娘,她来自大西北,毕业于兰州大学外语系,白肤白皙,身材高挑,长得很漂亮,是块做演员的好料子。本来她可以找到份好的工作,但她也像我一样,爱好文学,总想圆记者作家梦,就屈就进入了这家报社。她的工作主要是编稿和画版式。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后面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很快就粉碎了我的第一次记者梦。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2节 羊城初圆记者梦(2)

    我从建筑工地挣来的那笔血汗钱很快就没有了,但我想到只要能挨到月底就有工资了。为了节约钱,我从不敢跟同事们一起去吃什么盒饭,中午不是啃一两个馒头,就是买个面包凑合一餐,到了晚上就回到出租房里煮面吃。好不容熬到月底,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谁知报社却说由于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了;这还不算,那个张社长还要求我们从现在起不要写新闻稿子,称那种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根本下不出蛋,赚不来一分钱,还得白占版面,一再要求我们出去拉广告,特别是医药和保健方面的广告。这个月,刘靓和张艳没有拿到工资,我和小闵两个新来的自然更是没有领到一分钱。在坚持了半个多月后,报社除了发给每人几大包某药品公司用来抵广告费的“神仙草药茶”外,还是没钱。这下不单是我们新来的,就连刘靓都不干了。一天下午,刘靓因为工资的事和张社长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原来,刘靓本来在郊区的花都一家报纸做部门主任,是被这个张社长许诺以很高的待遇才过来的。第一个月他拿到了1000多元钱的工资,但随后几个月连起码的工资都拿不到,只是拿到过两次广告的提成费。我还了解到,这家报纸原来是某部门承包给张社长的,挂的是报纸的牌子,其实主要是做药品和保健品生意。报纸虽然每周都出版,但发行量很不固定,如果谁出钱在上面做了广告,这期的报纸就特意多印一部分。本来张社长说好赚到钱后按比例给刘靓提成的,但后来却总不兑现,没想到后来连基本工资也不给了。    
    我和小闵得知这个情况后,心里一下凉了半截,没想到这个军官转业的上司也搞这种骗人的把戏。这天下班后,上午还在对人大发脾气的张社长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问长问短,大大夸奖我工作努力。接着,他付给了我400元钱。我问他这是什么钱,他摊着双手颇为无奈地对我说: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因为报社这几个月老是亏损,实在是没钱,等下个月一定给我补上。他还悄悄对我说,刘靓已无法胜任他的工作了,他准备让他走人。同时他再三暗示我,如果我听他的话,好好跟着他干,那个采访部主任的职位以后肯定是我的。我听得心里直打鼓:我只是想做好一个记者,在报社里好好的学一些真本领,此时还没有想到要去做什么主任。自己的业务水平不高,又怎能去指挥别人?在这儿做记者编辑的谁不是大学出来的呢?当时我不置可否,也没把这话放到心上去,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社长的用心良苦。我看到第一个月就把我的工资从600元降到400元,心中自然不快。但此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也不好争什么,随手就接过来了,这毕竟是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工资呢。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社长只是付了我一个人的工钱,而其他的都没支付分文。    
    由于“谈判”破裂,第二天刘靓提出辞职,并要求张付清所拖欠的工资,两人又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此时刘靓妻子阿芳正好赶来,见状急忙上前护着老公,并气得冲过去怒骂张社长。这样一来,双方吵着吵着,就推搡了起来。我和小闵赶紧跑上前去劝架,没想,报社的编辑部主任老于、财务主管小潘以及那个保卫部主任老李(当然只不过是一个看门的保安)都闻声冲了进来。这伙人二话不说,围着刘靓夫妇就拳打脚踢。张艳和几位女记者早吓得花容失色,愣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小闵见刘靓夫妇要吃大亏,赶紧冲上前去阻拦对方。小闵戴着近视眼镜,在推搡中竟也挨了几下。那个平时脸色清高、掌握报社财经大权的矮个子小潘和那个保安不但当众殴打刘靓夫妇,而且对劝架的小闵动手,我几次要冲上前去,但都被满脸怒火的张社长用眼神严厉地阻止住了。但是,当我看到刘靓夫妇已被他们几个按倒在地,见义勇为的小闵也被李保安卡着脖子按在地板上直翻白眼,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猛地冲上前去,对那几个恃强凌弱的家伙连拖带拉,并冲李保安的屁股狠踢了几脚。对方自然没想到我会在此关键时刻出手,而且出手又快又猛,一下子将他们几个全推翻在地。我毫不理会张社长气急败坏的神情,一边对几个行凶者怒目而视,一边护着刘靓夫妇和小闵赶紧往外撤。    
    这一闹,在那个省级科研大楼里弄得影响很坏。我们将那个社长的恶行向上级主管部门作了反映。后来,刘靓和小闵的钱虽然都被扣除了部分,但毕竟都要到了手。我们仨辞职后,张艳和几位同事也愤而离去。据说一下子弄得那家小报差点儿瘫痪。    
    刚做了一个多月的记者,我又失业了。房租一交,我身上又几乎是分文不剩了。获知我的窘境后,刘靓夫妇当即邀请我前往他家住,并说他们虽然是一居室,但可以在厅里为我摆张小床。他感激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关键时候帮了我,我也没什么感谢你,以后我们就是朋友。我经济状况比你好些,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们住的就有你住的”就这样,我随同刘靓夫妇从中大附近搬到了石碑村,暂时和他们住在了一块儿。    
    石碑村位于广州天河区的东南边。由于那几年聚集在那儿的流浪记者太多,以致像北京鲁迅文学院附后的“中国作家村”、圆明园附近的“流浪画家村”、北京通州宋庄的“流浪艺术家村”一样,那时的石碑村被我们这些人戏称为“中国流浪记者村”。因为在这儿居住过的记者前后有三四百人。著名的流浪记者有曾华锋、刘靓、谭海清、南岛、闵红松、李志、詹政凯、傅星、罗斯文、傅东流等人。    
    在此居住期间,我认识了大批流浪记者。后来,我在《广东法制报》、《中国引进报》、《广州红绿灯报》做记者期间,曾先后都在这儿居住过。虽然时常搬家,但搬来搬去还是在这个小村子里。直到1997年春节后,我因无钱交房租,无法忍受那个长得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八姑样的女房东逼债,就在一个黑夜里搬离了那个小窝,住到了河南的客村和赤岗一带。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3节 1块8毛钱的春节(1)

    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散布在羊城四周的近郊农村,都很快被各种高楼大厦所包围,那些昔日贫困的村庄很快融入广州城区内,变成了“都市里的村庄”。这些地方当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那些有了钱的村民们纷纷建起了高高的楼房。他们除了在本地的企业分红外,大多就是靠出租这些房屋了。租住在这些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的房子里的,几乎全都是来自外地的打工族。当时在羊城比较出名的“都市村庄”有石牌村、冼村、员村、杨箕村和客村等。从1995年起,流浪羊城的我就开始像昔日的地下游击队一样,曾先后在这些地方租住过,而其中的石碑村,由于当时居住的流浪记者较多,则成为我在羊城的一个重要栖身地。    
    我在刘靓家小住期间,进入了《广东法制报》。虽然我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新闻作品不多,又没有文凭,因此我前往应聘时,领导还是称我还不具备做记者的条件,只是让我做了一名总编助理,即帮助接电话、收发来信、挑选来稿,所有杂事,我都得干,而当时的试用期工资只不过是350元,比我在第一家报社时还要低。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不管做什么,总而言之是在报社里;不管让我做什么,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能写稿子的。果然,我后来采写了好多篇稿子,经过当时一位从羊城晚报退休后来此做老总的老报人的审核,都发了,而且还让我署上“本报记者”字样,有的稿子还上过显著位置。    
    我已在刘靓家中借住了20多天了,决定搬到外面住。再说我现在有工作了,每月有350元钱的收入,我应该自己租房。为了省钱,我在一位老乡的介绍下,认识了此时在《广东人口报》做编辑的曾华锋。此前,他刚离开《广东法制报》。曾华锋来自湖南邵阳某煤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憨厚老实,谨小慎微,是一介文弱书生,加上我们的年龄相仿,都出自贫困家庭,都有着共同的梦想,学历都不高,因此一见如故,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在法制报时,也像我一样每月只拿350元,后来他因这儿工资太低辞职出来。曾华锋来穗时曾在企业工作过,收入不错,略有存款,但也没有什么钱,总想找人一起合租房。他当时也是单身汉,一人住一间房,每月房租300元,当然不包括水电费。听说我在找房后,他当即邀请我与他合住,所有费用一人一半。这样说来,我每月只花100多元钱就可以解决栖身大事,余下的钱,我完全可以对付其他的生活费用了。当时,我们穷得连张床也卖不起,只好从外面检回一些旧纸箱壳外加几层报纸,然后上面就放一张薄薄的凉席,权且当床。码几本书放在床头做枕头。    
    我们租的房子,是顶层的6楼,夏日的太阳正好在上面的水泥板上当头照晒。我搬到这儿时正是7月份,那悬在头顶上的太阳总是把我们照的小屋烘烤得像火炉,一个小电扇总是开到最大档,日夜不敢让它停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得难耐,就只好卷着凉席跑到外面的阳台上睡。那上面总是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多个男女,都是在这里租住的外来工。外面蚊子太厉害,只要一出来,那嗡嗡乱叫的蚊子就会欢快地向我们那汗津津的皮肉冲过来,咬得人浑身奇痒难熬。    
    后来刘靓夫妻也搬了过来。此时刘靓进入了《广东劳动报》做记者。瘦弱的闵红松由于有本科文凭,运气比我好,很快进入了《广东公安报》做记者。他弟弟出国后,就自己租房住,也搬到了我和曾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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