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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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他是皇帝，在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怠慢的心态下，他遭遇的那些是怨怒是愤恨，一旦他亲政，真正手握皇权了，回首时却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
尽管仍旧意难平。
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里，就是另一回事了。九年间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败坏天下危害民族，手段卑劣杀害大臣，旧党以君子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有一些已经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蔡确死了。
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哲宗亲政，他死在了元祐八年，仅仅只差几个月，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宋朝终于有一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比如朔党的党魁刘挚，多年以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回忆一生的经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确字）的事做得不对啊。
可惜晚了，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一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在哲宗的思路里，做事之前要统一思想，调回新党人当言官，可以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就像新科考题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
但是事情失控了，事后来看，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张商英性格太激烈了，完全和哲宗的温和大方向相反。
第十七章 何以清算，唯有凶残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新津人。本是个地方小官，按步骤发展的话，很可能终生都迈不过长江。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就是由于脾气性格的原因。
他很牛，首先长得帅，“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在普遍矮小些的四川人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第二，他才华高脾气大，负气倜傥，豪视一世，尽管官很小，只是通州主簿，可整个四川官场都对他发怵，说不过更骂不过，谁想谁头痛。
不过也有用。
往回翻历史，到章惇平荆蛮的时候，章大人沿江直下，把一窝一窝的蛮人搅得鸡犬不宁，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不仅考核业务，更要谈论学问，要知道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边走边玩边聊天，这个过程需要庞大的知识、敏捷的文思才能让友谊之花盛开不败。这种水平和接近岭南地区的地方小官接触，能愉快才见鬼了。
不愉快，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地不愉快。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嬉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儿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关门，放张商英。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总长官，见面没行官礼，只是作了个揖。之后两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最后分出了胜负，章惇竟然败了。
失败的章惇很兴奋，好学识好胆魄，你在荆蛮太屈才了，我来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张商英从此迈进了主流官场，成为新党中的一员。
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因为他的清高。清高者必孤傲，孤傲者必孤独，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只凭个人，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张商英与之相反，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带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在时代的大河里尽情折腾。
司马光宣称“以母改子”时，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在被贬职之前，对吕公著也很不恭敬。这时调回京城，到知谏院报到没几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神宗盛德大业，跨绝古今，都被司马光、吕公著、刘挚等人结党乱政败坏了。九年之间，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员。现在我要求，开封城内各级部门，上至中书下到六部，九年间所有公文都建档封存，除我以外不许任何人调用，以便勘察每一个官员的清浊邪正。
这个消息传出去，开封城里的官儿们集体发抖，这招儿是传说中最凶残的“滚汤泡老鼠，一窝全要死”大法，只要用上，基本上指谁打谁，百发百中。试想身为公务员，谁没有点隐私呢？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简直是集中营行为。
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是没事找事分化官员队伍，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在极力避免这种事，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胜后，把手下与袁绍暗自勾结的书信当面烧掉，一概不问，立即稳住了军心士气。两军对垒尚且这样，和平年代怎么可以主动窝里反？
乍听觉得说得有道理，可是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至于为什么，正是“和平”二字。
官渡之战时，曹操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再在自己的队伍里搞清算，纯粹是嫌命长自杀。以为他不恨叛徒吗，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的事业。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本身就是必要的。
说句难听的话，对宋朝的文官就应该下狠手，100多年来的优待，让他们比刘备入川之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腐败，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才能让他们清醒。
张商英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了第一个目标。苏轼，这个跑得最快的家伙中奖了，他真是太聪明了，知道自己在这九年里做的事有多招人恨。
苏轼的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之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比如前面提过的应司马光之命写给王安石之死的制文，里边明扬暗贬，写成了阴阳两面。让推崇王安石的人能看到尊重，让仇恨王安石的人也能看出鄙薄。
高，实在是高。把人气得抓狂，还拿他没办法。谁让人家的文采好呢，还有高滔滔罩着。但是啥事都怕万一，高滔滔是人，她总要死的。而文采，永远是文字狱的化肥＋发酵粉。
在他写的众多精妙委婉晦明不定的制文中，有一篇是他怎样推脱、怎样解释都迈不过的坎儿，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剧的开场白。
《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不得随意走动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
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甚至争着抢着写的，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只是很奇怪，吕惠卿一生得罪人很多，基本上仇敌满天下，可是和苏轼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可以说是太不留情面了，准确地讲，就是在骂人，并且在骂吕惠卿的同时，还骂了改革派里的所有人。
全文很长，挑点经典词。
——以“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开始。凶人在位，指的是谁呢？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说他“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行为上“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学问上“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反复教戒，恶心不悛。”
接下来苏轼越写越高兴，渐渐刹不住闸了，他忍不住把新党集团拖出来集体受骂。
——“苛可蟗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
这两句话稍微翻译一下，苏轼说，只要能害国害民，吕惠卿之流踊跃出现频频点头心有灵犀一起犯罪。当成功来临他们喜悦时，互相摸摸手蹭蹭脚亲密无间；生气了有矛盾马上翻脸，互相怒视拿目光杀死你。
最后一句总结。
——“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
大家看，苏轼写这些就过分了吧。吕惠卿犯错，只管说吕惠卿好了，哪怕上面那些骂得再凶狠些，也没人找他麻烦，可为什么要借机打倒一片呢，毕竟有事说事，乱骂人是要负责任的。
苏轼不管，他当时写完这篇绝世好文之后仰天长笑大感舒畅，走出门去还喜形于色。有人问，苏学士，您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苏轼把刚写好的贬制背诵一遍，之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一个字，爽！
爽过之后是付账，苏轼在六七年之后被定案，他借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还影射神宗皇帝，犯了大逆罪。证据确凿，不用像乌台诗案那样押回京城受审，直接从定州免职，到新州（今广东英德）去反省。
他是继蔡确之后，第二个被贬过岭南的大臣。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给他讲情，连范纯仁都闪得远远的，有多远躲多远，就算这样仍然觉得不安全，几天之后，范纯仁和吕大防几乎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信，主动申请外调。
京城没法待了，太凶险！
不过，这并不是被张商英吓的，张商英虽狠，但资历不深，没法撼动他们这个级别的大佬。他们之所以逃难一样地躲出去，是因为一个比他们资历深、影响大、从不妥协、从不手软的人从江南赶回来了，很快就要进入开封。
章惇。
在宋朝目前还活着的官员中，章惇是资格最老的一辈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死后，除了更老的文彦博之外，没有谁能超过他。范纯仁也好，吕大防也好，哪怕年龄相近，在职务上都是章惇的后辈。这还不算什么，一般老前辈都慈祥，对后辈们很温馨。
可章惇是特例。
章惇一生始终活在黑白世界里，他认为对的，会永远忠诚，比如对王安石和新法；他认为是错的，就始终敌对到底，比如对司马光和旧党。在这两者之间，绝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发生。这种信念转化成做事风格，就成了敌人的噩梦。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对不起，说错了，章惇讨账时绝不会按数收钱，他总会附带着巨额的利息，让敌人倾家荡产、死无全尸，这才是他的风格。
过往的事历历在目，九年里旧党倚仗着高滔滔对新党人坏事做绝，都搞出人命了。这时章惇回京，一定只有一个目标——杀人。想到这一点，连范纯仁这样的和事佬都不敢往里掺和。章惇来了，有多远闪多远，最好和这人永不见面。
他们料得很准，料到的每一点都发生了。章惇动身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任命，回朝就是首相。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才，更是因为他的忠。哲宗最认可这样的人。
另一点，满朝大臣都和范纯仁、吕大防想到了一块儿，为了保住身家性命，这些人自掉身价，做了一件宋朝史上极其罕见、堪称史无前例的事。
章惇抵达京城的那一天，全体朝臣都到城门外去迎接，一个个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可惜章惇无动于衷。开什么玩笑，事到如今，想立功赎罪都不可能，只凭些奴颜婢膝就想过关？
从这时起，章惇的真名叫做扒皮章。
章惇上任，新党人快速返京，当年熙丰旧人如蔡卞、周秩、翟思、上官均、林希、黄履、来之邵、郭知章、刘拯等人都回来了，他们占领了御史台、知谏院等关键部门，和张商英紧密配合，做事的效率是空前迅猛的。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回京；五月提拔黄履为御史中丞；五月十四日继贬谪苏轼之后，又一个新的清算目标出炉——殿中侍御史郭进章追究元祐时期割让西北四塞给西夏事。
大快人心，当年旧党在宋朝对西夏始终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四座边寨的行为人神共愤，无数边关将士用血肉换回来的城池，只为了和新党唱反调，就无偿地送给了敌人。不说实际上的物质损失，九年间两国士气、攻防的易位，就让宋朝苦不堪言。
西夏人变得无比嚣张，连他们的汉人皇太后梁氏都敢带人闯进边境杀人放火这是奇耻大辱！章惇指示上任第一件事就办这个，谁的责任一定要查清，一定要处理。
很快责任人名单列出来了，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11个人是主犯。其中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的责任最重，定为“挟奸、罔上”；孙觉、王存等剩下的人是从犯，罪名是“暗不晓事、妄议”。
宋哲宗看着这份报表，问了自己好多遍，他是想温和的，可这件事能温和吗？！于国、于家、于先皇、于将士，无论哪一点，都没法宽恕！
他同意从严从重处理。
在研究怎样具体定罪期间，御史台已经发动了另一项弹劾。责问元祐年间前首相蔡确贬谪岭南致死之事。第一，蔡确到底有没有罪；第二，有罪，罪是否遇赦不赦必死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