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1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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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长叹一声，非常无奈。“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人，难怪操守之士不来。”
一句道破天机，吕夷简眼中，根本就没有好人君子。所谓“小人眼中，天下无一人不是小人；君子眼中，天下滔滔，无一不是君子。”他根本没那个德量，更不敢去相信除自己以外的人。安身立命，只能用手段去制约，用诡计去迎合，不敢像范仲淹那样，以风骨服人，以道理取胜。
这是吕夷简的短处，相应的，史学界也认为这是范仲淹的长处。但小心，做人和为政是两码事。吕夷简因为小心和使诈，能屹立官场40余年不倒。而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失败，也要从他的信人，胸襟过于广大上去找原因。
总体来说，吕夷简虽然打压异己，却谈不上祸国殃民。他在国家大事上，比如西北战场上推荐人才，宋、辽谈判时选中了富弼，都说明他和后来的蔡京、秦桧大有区别。尽管算是个奸邪，却有限度。
可以定义为，是一个没有完全忘公的坏人，一个不太善良的好人。
最后要探讨的，是吕夷简之死对宋朝国政走向的影响。他死早了，他是一个完美的大管家，是皇帝与群臣们之间的沟通桥梁，他死在了西夏战争的尾声阶段，宋朝之前的国政问题都暴露了出来，问题太多了，真的是他所引领的政府无能，才导致的这样。
如果他不死，以他老辣沉稳的作风，和熟悉政务的水平，就算不能把问题都解决，至少在解决问题时不会慌乱，不会闹出庆历改革时党争！
可是他死了，一下子就把赵祯和范仲淹推上了前台，逼着这两个人来解决积压了20多年的，遍及朝野每个角落的大问题。这对皇帝和范仲淹来说，都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他们都有危机感，都有改革热情，也都没有准备好。
有太多的事，都是匆忙发生的。
匆忙之间，开始做事。从这一年的三月到九月，半年之内，两府高官就换了三茬。乍看人员的流动量太大，我们列个表，就能看出其中的玄机。
第1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夏竦；副枢密使，富弼；
第2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范仲淹；
第3次：宰相，晏殊、章得象；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富弼；权三司使，王尧臣。
从表格可以看出，人还是这些人，只是官位在变动。玄妙就在这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不光是在“小人”当政时互相倾轧，“君子”们也一样。
比如史书里就经常说，“君子”们下朝是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上朝之后就翻脸无情，为了公事，可以疾言厉色，你争我吵，决不让步。接着下朝之后，继续无话不谈，同志一家亲结论，这是多么的公而忘私啊，又是多么的高量雅致。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官位。仍然是官本位说话。就拿上面的人事变动来说，就隐伏着巨大的危机。其凶险性，一次让君子们内部分裂；另一次，让改革无疾而终。前一个，发生在第2次任免，把范仲淹和韩琦调进了中央，陕西方面的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安抚招讨使的最大头衔就专派了一个人。
郑戬。
这个人主持西北军政之后，立即就让潜伏的矛盾尖锐化，使君子们开始内讧。
第二个，就是第1次任免时的夏竦老先生，其实他没去上班。不是他不愿意，他一万个愿意，谁敢挡他，他记仇一辈子。但他就是被君子们齐心合力地弹劾，赶出的中央，不仅枢密使当不上，就连开封城都呆不了，直接贬到亳州反省。
事大了，这人最大的特性是记仇，最大的能耐是造谣。以后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都在他的手里狼狈不堪。
宋朝在失去吕夷简之后，上层经过3次的人事任免，才勉强地应付过去了接二连三，没完没了的麻烦。可以说，每一次的人员变动，都跟这些麻烦有关。
首先还是李元昊，胡儿不死，永远是最大的麻烦。这小子在战场内外，哪个方面都让宋朝七上八下，不亦乐乎，包括议和。这次议和很奇妙，不是宋仁宗的意思，也不是李元昊的想法，而是庞籍愿望。
庞籍在延州当长官，这位坊间盛传、流芳千古的大奸臣庞太师真是为人所不敢为。别人是等待和平，向往和平，他敢凭空制造出和平。为了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忽悠李元昊，更敢对自己的皇帝耍些小花招。
他写了个奏章，说李元昊里忧外患，西夏人贫病交加，全民族都成了难民。很有投降的意向，只是不知怎样操作。
仁宗很高兴。有很多迹象表明，他知道这些话里有多少水分，但他变了，四年的战争让他看清了很多东西，变得成熟，战争与和平哪个更重要，应该怎样选择，再怎样获得，这与4年前突然听到李元昊宣布称帝造反时的心态完全不同。
他有了个打算，并且在说出之前，先征求了西北边疆上最可靠最稳妥的那个人的意见。范仲淹，依你之见，可以和西夏约和吗？
范仲淹的回答是一个数字，30万贯，这是每年给辽国的数字。以此为基础，足够应付西夏了，而这只是宋朝一个州府的赋税。
以一州之赋，系天下平安。何乐而不为？
赵祯的决心就此下定，他给庞籍的回复是，李元昊如果臣服，最高的限度是维持原状，称帝号也无所谓。如果能降格，称单于、可汗就更好。别的物资要求可以全面恢复战前状态，小有升级也可以商量。
和平的橄榄枝，由宋朝开始摇动。
怎样摇却大有讲究，庞籍从青涧城里把李文贵提了出来，先运足了气一顿大骂。注意，骂得非常艺术。“你们这些党项人，知道自己有多混账吗？都是你们带坏了善良的李元昊，让他没法继承他父亲的优良作风。现在两国人民都在受罪，都是你们的错！别看你们现在赢了几仗，那是因为我们宋朝和平得太久了，忘了训练。现在我们开始适应了，你们能总赢下去吗？小心，我国富有天下，地域广阔，输一两次无所谓，你们败一次，就有亡国的危险！现在你回国对李元昊说，如果归顺，朝廷会待他比从前更好。”
最后这句话让李元昊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目标终于达到了，前面详细分析过，定川砦之战的用意就是一个台阶。难得宋朝给他主动递了过来，必须得接住。但是接，也有个方式方法。他把光信和尚从大牢里放了出来，以贵宾之礼接待，将养一阵后陪着李文贵回到宋朝，带来了第一封信。信的内容却继续着桀骜不驯。
——我如日方中，只可顺天西行，怎能逆天东下？！决不投降。
简直是威风八面，宁死不屈嘛，宋朝决定成全他，就让他继续挺着吧。结果刚过去两个月，李元昊的信又来了，这封信的力度足以媲美100多年前石敬瑭写信给耶律德光。信是这样开头的，“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他主动给宋仁宗当儿子！
李元昊比赵祯大6岁，在战场上屡战屡胜，为了议和能混到儿子份上，这应该是无与伦比的诚意了吧。且慢，后面还有话。
“本国自有国号，无奉表体式，其称兀卒，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说得很明白，我可以给你当儿子，但我一定要是国王，西夏必须独立。
庞籍沉默了，想了很久，他说了一句话。“天子至尊，至高无上。你们这份国书里名体不正，我不会上传给皇上的。”
他在强调皇帝的唯一性，李元昊还不够资格。
来的使者也不含糊，回答说我们的名体很正，儿子侍奉父亲，就像臣子侍奉皇帝。这有什么不对？我要求到开封面见皇帝，如果皇帝亲自不许，我再返回去更改。
正中庞籍的要害。范仲淹的例子在前面，人臣无外交，对方要面见皇帝，他没权拒绝。这样时隔五年之后，西夏使者再一次进入开封城。很快就被赶了出来，焦点仍然在名分上，李元昊杀人放火，居然还要和宋朝皇帝平起平坐，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不答应就算了，李元昊的国书在半年之后再次降临，这回一切都很正规。要求宋朝增加岁赐，割让边地，解除盐禁，重开榷场，一共是11个条款。
尤其是开头的称呼变了，再没有儿子父亲的说法，他直接称自己为“吾祖”。注意，不是兀卒，怕你们宋朝人看不懂，来了个直接的汉译音。
“吾祖”
我是你爸爸！
这两个字还有别的解释吗？这份国书一露面，宋朝立即炸了锅，各位御史们先跳了出来，蔡襄怒不可遏。这是在玩我们宋朝，如果答应了，以后他们上书时自称“吾祖”，我们答诏书时也称其“吾祖”，我们堂堂大宋成了什么？！
是可忍孰不可忍？绝不答应！
由此上纲上线，文官们的想象力和尊严感无限度攀升，每个人都变得血贯瞳仁。朝廷里的和、战两派又开始分裂。和，以宰相晏殊以及范仲淹等人为首，他们认为李元昊那些党项人的传统就是没有道义廉耻，一时半会改不了的，毛病总会犯，就算现在乖了，以后肯定还会变化。
这点看得很准，以后的确不停地变，一直变了100多年！
所以嘛，我们许和是必须的，只是要震慑一下对方的气焰就是了。
战的一派以韩琦为首。比较可怜，精确一点的说法是，中书省里只有他一个人为“首”。韩相公怒了，他坚决不同意和谈，无论谁劝都不行。最后首相晏殊没了办法，做了件特没面子的事，他把刺猬扔给了皇帝。陛下，我们都同意了，只有韩琦反对，您看着办吧。
皇帝把韩琦叫来，问为什么。韩琦说现在之所以认为李元昊肯定会降，而且以后不会再造反，是因为契丹方面稳定了，辽国和我们再次成为盟友，他们会约束李元昊的。可是有一点，辽国能让李元昊罢兵，自然也能让他举兵，那时两线作战，我们怎么办？
回想一下，辽国是因为什么和我们再次结盟的？是历代的友情？还是富弼以及军方的压力？很明显是后者。如果我们现在以屈辱条件同意李元昊的和谈，辽国方面会重新掂量我们的分量的！
虎狼之邦，不能以仁义礼智来衡量，我们得时刻清醒。所以和谈是肯定的，但不是现在。
这样的理由谁也没法反驳，于是事情就拖了下来。一拖两个多月，西夏的使者等得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们先聊着吧，啥时有信儿通知我。
西夏人回国了。西线就此进入扯羊皮状态。
宋朝的麻烦却刚刚开始。这时是七月，在这个月和五月时，宋朝内部连续出现了两次兵变。五月那次发生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京东路“捉贼虎翼军”的士兵王伦，按照宋朝的官方说法是恶性不改，此人聚集了四五十个士兵，就造反了。
50个人，就砍倒了沂州巡检使。之后一路南下，经密州（山东诸城）、海州（江苏连云港）、楚州（江苏淮安）、泗州（江苏盱眙）、真州（江苏仪征），到高邮（江苏高邮）。这么一大路的折腾，他的军队终于扩大了，达到了200多人。
就这么点人，居然所向披靡，没人能挡。沿途路过的州县衙门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尤其是高邮知军晁仲先生最搞笑，他没跑，而是贴出了个告示，号召居民们拿出牛羊金帛，出城迎接好汉们进城！
在这样的局面下，王伦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在高邮穿上黄袍，宣布称帝，连年号都定下来了。所以嘛，高邮的同志们请注意了，以后别再像近代文学大师汪曾祺那样说，高邮除了出产双黄的咸鸭蛋之后就只有吴三桂了，而是还出产过皇帝。
王伦在七月时被捉住，押解京城砍头。他死的时候，陕西南部暴发了第二次兵变，领导人叫张海、郭邈山，这两个人的活计就比王伦玩得地道多了。首先是人多，开始时也只有几十个人，可是迅速壮大，一个月左右就扩大到了几千人。而且不断地有饥民、叛兵、囚徒，以及职业土匪加入。
这样的战斗力是惊人的，西北方面的正规军居然都抵挡不住，宋朝高层们先是惊骇，紧接着就是庆幸。真是幸运啊，这帮人没在和李元昊死掐的时候冒出来。由于地区敏感，宋朝派出了最高规格的战力。由韩琦火速出京，到陕南去，以西北最精锐的部队平叛，要求越快越好，绝对不许拖延！
韩琦不负众望，以半个月的时候，一举全歼叛兵。这样，宋朝的局势终于稳定了一些。不过别急，这一年是宋朝著名的灾年，天灾人祸品种繁多，老天爷也出面打劫了。
这一年从开春时起，直到五月份，宋朝中原大地滴雨未落，一片干旱。众所周知，我�
